藝術與道德：苦樂參半的交響曲
傑西卡·羅格 著 吳萬偉 譯
本文探讨藝術與道德的複雜關系。
過去幾年來，我一直對下面這個問題很感興趣：“藝術家一輩子的作品能構成他的人生嗎？”
最初，我心裡想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在人的公共生活與其私人生活之間存在一條邊界将兩種生活隔開，你能在某種程度上保持這兩種生活之間的平衡，似乎作者職業上的成功可能彌補其個人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上的某種缺陷，比如才華橫溢的畫家或作家的輝煌藝術成就能彌補他作為糟糕丈夫或妻子的生活遺憾，是嗎？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重要問題。不錯，人人的确都會做出很糟糕的選擇，若糟糕的選擇因為公衆人物而大白于天下，站在對明星大腕充滿羨慕的公衆立場上思考一番如何作出适當的回應似乎還是很有用的。
雖然有人或許采取這樣的立場，即我們很容易将倫理選擇與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區分開來，即使發現有些人很壞，仍然繼續支援他們的工程或者欣賞他們的成功，對此，我不敢苟同。為了縮小運動場地，我将僅舉若幹與藝術和娛樂相關的例子，雖然這樣的例子在其他領域也有很多。
哲學家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其著作《道德運氣》(1981)中讨論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時，提出了這類問題。高更抛妻别子獨身自前往南太平洋塔希提島（Tahiti）畫畫。威廉斯将這個議題置于以“道德運氣”為名的架構内---這個觀念是有時候道德後果歸功于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威廉斯有關高更的道德運氣觀點是正确的，如果他沒有成功地畫出聞名天下的藝術作品，即便我們還記得他這個人，可能也會用更加嚴厲得多的方式看待他的選擇。
但是，尤其是在考慮到“我也是”（the #metoo movement）這場反對性騷擾的抗議運動的情況下，我發現這個核心問題具有相當的緊迫性，我認為在本質上這個議題并非道德運氣問題。
即使僅僅從藝術世界來說，我們發現有很多行為糟糕的例子，比如我第一次對該議題感興趣，就是非常失望地了解到兒童文學家蘇斯博士（Dr Seuss）的婚外情可能導緻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自殺。
在得知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是多麼可怕的丈夫和父親之後，我也對他感到非常失望。拜倫的亂倫（拜倫于漫遊歐陸歸來之後，和他的異母所生的姐姐奧格斯塔如何的交往日密，以至于私生了一個女兒---引自梁實秋散文“拜倫”譯注）、畢加索一生對待女性的惡劣态度等等，這個吓人的清單可以一直說下去。
數量多得令人吃驚的壞蛋曾經創造出名揚天下的傑作，這似乎是沒有辦法抹去的現象。很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回應這種披露。
畫家保羅·高更戴帽子的自畫像（Paul Gauguin , 1893）
最初，我采取了功利主義者的立場：如果從整體上看個别藝術家的生活似乎可能增加了人類幸福（或快樂）的總體水準，我們或許能可以對其某些個人選擇視而不見。這個觀點在某些案例中似乎的确奏效。或許在索斯博士案例（真名是希奧多·蘇斯·蓋索（Theodor Seuss Geisel）中就發揮了作用，索斯博士對文學的貢獻或許超過了他的個人選擇。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這種功利主義途徑不能讓我滿意了。首先，我們如何能衡量個人選擇，無論是私生活的還是專業上的選擇的确促進了人的最大利益呢？似乎沒有客觀的方式來評估這些選擇及其影響。
即使有，如果我們忽略索斯的選擇對其妻子造成的傷害似乎也是愚昧的和冷酷無情的。是以，即使有某種方式能證明其行為真的促進了世界人民整體的最大利益，這樣的算計似乎就能導緻我們願意去原諒他對個别人的不道德行為嗎？有些玄啊。
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認識到對付這個問題可能有更好的辦法，德性倫理學可能産生更好的結果，或者至少在我看來是更好的結果，這或許是我找到的答案。
德性倫理學建立在美德培養的基礎上，希望這能産生有美德的思想和行為，如練習如何變得有耐心，希望這将導緻他培養耐心的性格。德性倫理學常常涉及到“道德模範”這是角色模範的更華麗說法。道德模範之是以重要就是因為他們向我們顯示道德行為是什麼樣子。
這也讓我們能夠從道德上拆開偉大藝術家的個人選擇與其藝術成就的關系。比如，它讓我們暫時擱置道德問題，既然大部分藝術家并不打算充當道德模範，我們也就不應該以此來評判他們。這個立場或許讓我能繼續閱讀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說，就算他幾乎殺了妻子。
不過，這個答案還不夠。我剛開始提出的問題或許仍然存在。畢竟，說到底我們佩服的并不是藝術家的道德而是他們的藝術才華。但是，在羨慕其才華時，對其不軌行為視而不見嗎，我仍然不敢肯定。我自己作為藝術品采購商的行為也能産生後果啊，或許成了藝術家糟糕行為的幫兇。
那樣的話，我們應該警惕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宣揚其名望方面，都不要支援行為不端的藝術家。我們不應該讓那些實施家暴的藝術家或發表種族仇恨言論的藝術家或犯下可怕罪行的藝術家發大财。
媒體、娛樂業、和政界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我選擇為堅決抵制的對象，因為他們被指控性行為不端。我為自己劃定了道德邊界線，決定抛棄這些家夥，絕不與他們發生金錢買賣關系。但是，這條界線也是模糊的和主觀性的。比如我抛棄有性侵犯罪行為的喜劇演員比爾·科斯比（Bill Cosby)，而其他人并沒有這麼做。
角色模範自殺
心中想着這些複雜性，我想轉向另外一種不同案例：自殺，如我的偶像音樂人歌詞作家和涅磐樂隊（Nirvana）主唱兼吉他手科特·柯本（Kurt Cobain）1994年自殺。
柯本的自殺出現在我上中學時。這不僅是我第一次記憶深刻的有關公衆人物自殺的體驗，而且是我特别喜歡的偶像的自殺。在我看來，“涅磐樂隊”唱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聲。
他們是拯救音樂于80年代發膠星夢時代的革命英雄。柯本唱的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他的音樂藝術感很強，内容深刻複雜，聲音洪亮。我喜歡他的反文化态度，他扭曲性别的奇裝異服選擇，他的歌曲被模糊的樂隊遮蔽。他反對令人窒息的郊區中産積極價值觀，那正是我成長的社群中的虛僞和物質主義，他提出的另類選擇讓我很喜歡。20年之後，我比從前更喜歡他的音樂了。
但是，柯本自殺了，留下他可憐的女兒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長大。我甚至無法想像她必須在此事件之後的成長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我是在一歲生日之後失去父母的）。弗朗西斯·比恩·柯本（Frances Bean Cobain）看到新聞報道的标題和公衆的紀念後，如何明白其悲痛和被遺棄的感受呢，這一直是我無法想像之事。
但是，她在滾石采訪中宣稱，她更喜歡綠洲樂隊（Oasis）的音樂而不是涅磐樂隊的音樂，我能了解為什麼。被告知你自殺的父親是一代人的思想代言人，在此情況下長大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丈夫和我過去常常談論柯本的事。畢竟，我們喪失了這一代最偉大的音樂人和偶像，一個音樂天賦還沒有被充分展現出來的人。在我們的思考中，我們意識到自己喜歡的90年代很多搖滾歌星現在都死了，要麼自殺，要麼吸毒過量。
我們感到納悶，從道德角度看，對柯本自殺或我們喜歡的其它藝術家自殺，我們應該做出什麼反應呢？應該譴責他們留給家人和朋友的痛苦嗎？
這是在道德上複雜得多的領域，因為涉及到心理健康問題。當然，存在全球性心理健康危機，我們仍然處于初步階段，需要更多了解如何幫助那些在困境中掙紮的人－－－尤其是公衆關注的人物。我們還不明白如何為聚光燈下的人遞一條生命線。在面對悲劇事件時，我們似乎沒有做出适當的回應。
相反，我們渴望捧紅了某些明星也看到了某些人的隕落，卻沒有考察互相之間的關系－－－沒有看到死亡與名望之間的關系。我們不能使用自己的悲傷來假裝明白了。我們也不應該以這種方式使用悲傷進一步榮耀其名聲，同時忽略那些拼命掙的人的問題。
這讓我回到曾經提出的建議，讓我們的錢包遠離在道德上不支援的那些藝術家。但是，就自殺案來說，這議題再次變得極其複雜。對死者的推崇在此是非常敏感的問題，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小心處理如何呈現他們的生和死。從道德上說，作為其歌迷，我們該采取什麼立場？
而且，這些問題與那些仍然活着仍然在工作的藝術家的不道德行為令歌迷産生的問題相比，有什麼不同嗎？有人可能納悶：我為什麼願意聽涅磐樂隊的歌，卻不願意看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或者我為什麼對畢加索的繪畫感到厭惡，卻欣賞柯本願意去質疑他的音樂會是否滿座？
當然，如果柯本是強奸犯或戀童癖，我不會成為他的歌迷；果真如此，我甚至沒有胃口去聽他的音樂。這讓我得出結論，從道德上說，比起排斥自殺，我更排斥強奸、謀殺和戀童癖。
我認為，将柯本的自殺行為看作是受到痛苦或孤獨的折磨是公平的。自殺常常是心理疾病的産物，是以即使對親人造成心理、情感上的影響像其它不道德行動造成的影響一樣具有毀滅性，我們不應該認為自殺像其它罪惡那樣遭到同樣的道德譴責。
這個反思反過來讓我回歸到“我也是”反性騷擾運動，重新考慮我是怎麼放棄觀看伍迪·艾倫的電影的。或許在我身上出現的顯而易見的前後不一部分歸咎于生死界限。艾倫還活着，可以面對其行為遭到公衆譴責。
但柯本已經死了。如果越軌行為被視為發生在忍受痛苦的環境中，往往更容易得到我們的原諒。去原諒那些似乎并不為自己的選擇道歉和悔恨的人，則要困難得多。“我也是”反性騷擾運動中揭露的很多人似乎并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懊悔。
嘗試性結論
我現在發現，試圖在藝術家的專業選擇和個人選擇之間做出平衡的做法從道德上說可能會誤入歧途。
這顯示德性倫理學的額外優勢。一個學生抄襲被抓後到我的辦公室哭訴，“人人都認為我一輩子都是個騙子，”我向他保證，一次行為并不能決定一生。當時，我就在思考德性倫理學。
我們并不總是能夠按自己的道德理想生活，這是人類生活的現實；是以，在各種選擇之間進行衡量和權衡是幼稚的算計，也是錯誤了解生活中的善的潛在根源。
我并不是說我們的選擇是原子化的，能很容易打折扣，也不是沒有辦法看待整體評估。我在說的是，沒有收支總帳，沒有類似聖誕老人（Santa）的誰最淘氣誰最乖這個清單的道德版本，制作這種清單的很多嘗試或許是無可救藥的誤入歧途，比如這清單可能忽略人的道德成長。
更常見的情況或許是某些行為和選擇多多少少擁有的影響力。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清單可能是要将過去的事情都一筆勾銷，既往不咎的虛假嘗試。
這理想本身太天真了。雖然一次作弊不應該定義這學生的一輩子，但它也不應該從檔案中抹去。當然，孤立的一次錯誤選擇是他能克服的東西；但假裝我們能将污點從其曆史上抹去，那就忽略了他可能做出的積極改變。
是以，一輩子的著作造就一生嗎？答案不是簡單的是或不。偷情出軌、亂倫、種族主義、性别歧視、性騷擾、遺棄等都很嚴重的事件，它們是不道德的行為，偉大作品也不能彌補作者犯下的錯誤。
有人因為這些行為承受了痛苦。喜歡犯下如此罪行者的藝術品并不能抹去其不軌行為，也不能減少它給受害者帶來的痛苦。
藝術家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還重要嗎？他們的道德失敗呢？當然重要！這些事從道德上說非常重要。我認為，雖然欣賞道德無賴/讨厭鬼的藝術是可能的，那隻是因為藝術和道德不是一回事。
因為它們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同樣方式評判。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将行為非常卑劣的藝術家提升到英雄般的崇高地位，這将對人類造成巨大的危害。在道德背景下，其不軌行為的确很嚴重，尤其是涉及金錢時，去支援有道德污點的人的藝術是站不住腳的。我們應該警惕自己到底在推崇什麼，不應該害怕去質問自己一下：名聲本身真值得我們推崇嗎？
作者簡介
傑西卡·羅格（Jessica Logue），俄勒岡波特蘭大學哲學講師。
來源：譯者投稿
作者：傑西卡·羅格 吳萬偉譯
譯自：Art & Morality: A Bittersweet Symphony by Jessica Logue
原标題：藝術與道德：苦樂參半的交響曲
“哲文新譯”系列文章是吳萬偉教授投稿的譯文，文章主要是從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網站上選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義的哲學人文類小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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