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野孩子樂隊需要一些樂隊的照片，在一個下午喊來安娜拍攝。 （安娜伊思·馬田(Anais Martane)/圖）
北京三裡屯南街，短暫地存在過一家叫做“河”的酒吧。這個酒吧是野孩子樂隊(以下簡稱“野孩子”)在2001年開的。主唱張佺小時候生活過的很多地方都有或大或小的河流，他覺得民間音樂也像是一條可以穿越時間和空間的河。
酒吧開業那天，“野孩子”唱了首《黃河謠》：“黃河的水不停地流，流過了家流過了蘭州，月亮照在鐵橋上，我就對着黃河唱……”
十九年後，在一檔網絡音樂綜藝節目中，“野孩子”在酷炫的聲光舞台上再次清唱起這首曾經攝人心魄的歌，并留下了一句“真正的民謠是流傳，不是流行”。
劉烨妻子、攝影師安娜伊思·馬田是那裡的常客，在她的鏡頭裡，酒吧門面低矮，搭着兩塊簡單的中英文牌子，木門上會貼出要演出的資訊。“野孩子”、張玮玮和郭龍、萬曉利、小河等一批民謠歌手相逢于此。
民謠歌手周雲蓬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河”更像一個符号，那時做樂隊的，如果沒上過“河”的舞台，都不好意思見人。萬曉利和小河是那裡的常客，每周三從天通苑出發坐很久的公共汽車到“河”唱歌。
1990年末，北京酒吧的普遍情形是，台上的人演唱，台下的人喝酒、搖骰子，甚至拿出錢來點歌，多是一些港台流行歌曲。音樂制作人臧鴻飛舉過一個例子，有時演着演着，底下聽歌的大哥可能從手包裡掏出一千塊錢，“來，給我唱一個《至少還有你》！”
“河”沒有點歌業務，歌手可以唱自己的歌曲，觀衆不允許搖骰子，隻能專心聽歌、喝酒。
“演唱自由，演奏自由，觀衆也很自由。自由的反面其實也是無依無靠，沒人管，或者因為沒人管才自由。”周雲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國内最早做藍調音樂的杭天，曾多次經過三裡屯南街，但一直沒進去過，他認為方言民謠并不符合他理想中“鮑勃·迪倫式”民謠的标準。
21世紀初，廣州空山樂隊主唱蔣明去北京，特地去了“河”。酒吧裡異常簡陋，他坐在闆凳上，冷風不時從木門的縫隙裡吹進來。蔣明看着在狹窄舞台上演出的“野孩子”，恍然覺得一切都像某種隐喻——來自民間的歌手，在一座漏風的房子裡唱着自己的歌，誰也不知道未來會變成什麼樣。
2003年，“河”在SARS疫情期間關門。一年後，“野孩子”的重要成員小索離世，樂隊不得不暫時解散。小索走後幾天，大家做了一場演出，唱着小索的歌。安娜伊思為每個人拍照，結果拍的膠卷中有一半沒有影像。安娜伊思說：小索，你是不是把這些人、這些照片都留給自己了？
最初的民謠歌手從此各奔東西，自謀出路。2011年6月，“河”成立十周年時，紀念演出選在了北京的麻雀瓦舍，幾個月後重組的“野孩子”宣布回歸。麻雀瓦舍于2015年停業，包括馬頔、堯十三等人在内的一批80後民謠歌手都曾在此演出。
張佺寫下了《河酒吧十年祭》：“從河酒吧創立到現在，十年已經過去，河水攜帶着種子默默流過幹渴的河床，從不向高處。”
郭小寒參與了那次紀念活動的制作和策劃，她與張玮玮一起梳理這段民謠曆史時，逐漸意識到，這樣一群人在“河”出現、以及他們未來的生活軌迹，對中國民謠的意義。
“民謠不是工業化的産物，而是自然生長出來的——異鄉人被音樂感召，來北京圓夢，從酒吧翻唱開始逐漸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識。”郭小寒在《沙沙生長：中國當代民謠走唱錄》裡寫道，“他們在城市角落裡輾轉流離，試圖找到一個出口，然後河酒吧出現，讓異鄉人有了精神歸宿和狂歡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真切地表達着自己也體驗着對方，生長出日後的無限可能。”
紀念演出後，郭小寒擔任過“野孩子”、周雲蓬、萬曉利等人的經紀人，與他們一起巡演、走唱，被業内人士稱為“民謠經紀人”。“沙沙生長”的靈感來自吳吞的《喀什的天空》，意為民謠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
“中國民謠是從校園到江湖再到網際網路就是三個不同的媒體，不同的場裡面有不同的人，場景也在塑造他們的某種特質。”郭小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按照80後民謠歌手陳鴻宇的說法，如今豆瓣、網易雲音樂、微網誌等網絡社群也成了他們的“河”。
<h3>“就像孩子的純真”</h3>
周雲蓬坐在中央民族大學附近新疆街的路邊，第一次聽到萬曉利唱《狐狸》。萬曉利唱道：“我是一隻狐狸，我住在了森林裡”。
這首歌收錄在了萬曉利2002年在“河”現場錄制的專輯《走過來 走過去》中。小河的《飛得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也是同一年在“河”現場錄的，歌裡唱道：“别輕易倒下，你是一面旗幟，别祈禱神，你是一面旗幟……”
野孩子樂隊成員郭龍第一次聽到小河的音樂，驚歎世界上還有這樣的音樂。“這麼好聽，但是又奇怪，和你的審美、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樣。”
郭小寒形容“野孩子”、萬曉利等人的生活是“波西米亞式的，有英雄主義在裡面”。“非常有人味，能感受到人的情感、困惑、掙紮或者向往，與之相反的，就是現在的産品味或者塑膠味。”郭小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郭龍形容當時的民謠歌手，就是一群生活在城市邊緣的人，自娛自樂，沒有賺錢的壓力和煩惱。“每天在喝酒，玩得特别開心，但是一出酒吧，就很茫然，沒有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做這些事情有什麼意義，但又沒有别的可以做。”
“（那時）去北京的文藝青年才叫北漂，現在沒有這個詞了，去北京工作不叫北漂了。北漂的意思就是沒有正式工作，我們是去搞文藝的，畫畫或者搞樂隊，抱着兩箱友善面就去了，那才叫北漂。”郭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彼時，隻有北京有民謠的市場。在“河”，僅僅是有人捧場，這點對樂手來說就足夠有吸引力了。70後民謠歌手鐘立風回憶，當年在酒吧唱歌，經常來看演出的是畫家、詩人和大學生，他們的參與一定程度上豐富了音樂的面貌。畫家、詩人還經常邀請鐘立風參加詩會和畫展。
“那時，民謠沒有什麼商業價值，沒公司願意包裝，造成了一種被動的自由感，就像孩子的純真。”周雲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張玮玮認為，他和他的同代人成長于一個特殊時期：比他們年紀大的人，無法随意四處流動；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則是更城市化的一代人。1980年代很浪漫，每個人都充滿了夢想；21世紀以後又很現實，所有的年輕人都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
“我們從父母的那種生活裡跳了出來，但下一步該跳到哪裡是不知道的。21世紀初，我們到北京，不是去當文化人的，也不是去當詩人、音樂家的，我們自己都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在大部分人眼裡，我們就是盲流。”張玮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05年，一位民謠歌手坐在小酒吧裡獨自彈琴唱歌，昏暗的燈光下，郭小寒想看看那個閃光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她看到了平凡日子裡的感性和詩性。
“不僅是詩性的表達，還有詩性的生活，不一定是每天醉倒在街頭，而是炖洋芋、曬被子、爬台階、挑水、種菜、洗碗。”郭小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張玮玮在自己最負盛名的作品《米店》中唱道：“三月的煙雨飄搖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蘋果一手拿着命運……”
但無論走得多遠，最打動張玮玮的，仍然是張楚《趙小姐》這樣的歌——“趙小姐姓趙，是趙錢孫李的趙……她有一份不長久的工作，錢不少她也不會去做到老。”
“歌詞裡沒有詩和遠方，沒有那些塗脂抹粉的高高在上的東西，它關乎每個真的生活在你身邊的人，你喜歡過的一個姑娘，你的姐姐，你的媽媽年輕時候的樣子，你的女兒未來的樣子……”張玮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很多年後，郭小寒再次拿出來萬曉利《北方的北方》來聽，她形容就像從時間的沙子裡挖出來的一個貝殼，裡面蓄滿了青春和夢的記憶。
<h3>“有時比搖滾更直接”</h3>
張玮玮曾在西安音樂學院學單簧管，來宿舍借住的搖滾歌手改變了他。那位歌手很酷，“骨瘦如柴，穿着軍大衣，背着一把吉他，發黃開叉的頭發遮住了他瘋狂的眼神”。2000年初，在北京郊區破舊的小平房裡，張玮玮也變得骨瘦如柴，留着發黃開叉的頭發——這樣離他心目中的搖滾主唱形象更近了。
後來，張佺和小索找來，問他會不會手風琴，張玮玮說“會啊”，但實際根本不會。拉了手風琴之後，成為搖滾主唱的熱望才慢慢平息。
1999年，小河擔任主唱的搖滾樂隊美好藥店成立。樂隊做拼盤演出，現場隻聽得見樂器聲，卻聽不見主唱的聲音。民謠給了觀衆聽清歌詞的可能。但小河認為，那時的民謠其實具有搖滾精神。
低苦艾樂隊主唱劉堃總結那一代民謠歌手的氣質是“硬”，他們是最早一批聽歐美硬搖滾成長起來的人。
劉堃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鮑勃迪倫時代的民謠開始，民謠一直都與社會有關系，面對不公平的環境，保持反叛，這與搖滾有着精神上的相似。“真正的民謠應該與這些精神站在一起，可能有時比搖滾更直接，我認為是一種責任。”
2006年，當時的北京太合麥田總經理宋柯聽完王梵瑞的《青春》說，“像是時間打在我身上，收斂一點。”
蔣明認為，新世紀出現的新民謠實際上接棒了地下搖滾的功能，每一位民謠音樂人都有一個搖滾夢。即便是21世紀初成長起來的民謠歌手，仍然擺脫不了搖滾的影響。鐘立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相比校園民謠歌手，窦唯、張楚等人真正喚醒了他們。
在小河的記憶中，2000年之後，一種新的音樂風格變得越來越清晰，它差別于校園民謠，又不同于搖滾樂，它關注到本土文化，吟唱自己的土地。
郭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大家認為“野孩子”是一支帶點民間元素的搖滾樂隊，甚至沒有民謠這個說法，直到其解散。2006年，小河、萬曉利為代表的民謠歌手開始接棒20世紀風靡一時的校園民謠。
王梵瑞認為，"河"開創了民謠的落地本質，校園民謠、校園詩人的浪漫幻想并不落地。
2006年，在北京798舉辦的新民謠運動音樂節上，萬曉利認識了老狼，把自己在家中錄制的CD《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麼糟》拿給了他。老狼一開始以為是酒吧裡的口水歌，便擱置在一旁。幾個月後的某個晚上第一次聽，連續聽了幾遍，發現睡不着了。
後來，郭小寒與老狼有過一次關于民謠的深入交流，郭小寒問他如何看現在的民謠，老狼告訴她，現在的民謠比當年更完整、更健全、更顯出個性。
蔣明總結，這代人差不多用了十多年時間，才有了屬于這一代的民謠，它與當年的校園民謠已經沒有關系，它是一種真正來自生活甚至生命的歌唱形式。
河酒吧演出之後，張玮玮(右)、郭龍(左)等人來到隔壁的一個小餐館聚會。 （安娜伊思·馬田(Anais Martane)/圖）
<h3>“做一個合格的民謠歌手”</h3>
2020年，張佺又去了麗江。2006至2007年，他在麗江生活了一段時間，張佺想起當時獨自彈冬不拉演出的情景，那是他的低谷。後來，張玮玮和郭龍去大理找他，三人租了一個院子，每天下午兩點排練。
郭龍回憶，他們離開北京時，音樂的範疇越來越窄，圈子越來越小，圈子之間也不互相來往。他懷念“河”的日子，大家一起喝酒，不分流行、民謠或搖滾，音樂好壞是唯一的标準。城市變得更加光鮮了，熱騰騰的生活卻一點點消逝，包括798在内，很多熱土消散了。
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重組，參加了西湖國際音樂節。“重組對我來說，是一種生活的開始。”張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重組後的“野孩子”後來又經曆了人員變更，張玮玮離開了。張佺說，“我們也希望一直不會變，一直是一群人，但生活不是這樣的。”
2012年，王梵瑞參加了名為“民謠在路上”的全國巡演，整個活動持續一年多。包括老狼、樸樹、周雲蓬、萬曉利在内的很多民
謠歌手都加入。王梵瑞在一年的時間坐着火車，輾轉各地，四處演出，上千人的演出劇場，每一場都是爆滿的。
有一次去三亞演出，山人樂隊貝斯手艾勇感歎，“我們像是音樂民工”，王梵瑞回答，“可不是嘛，我們背着大包小包的樂器進火車站，跟民工一模一樣地排隊，一站接一站地演。”
十幾年裡，王梵瑞的同代人裡，離場的越來越多。他們還沒有被市場看到，新的民謠歌手已經出現了。
有一天，馬頔給王梵瑞發了一個短視訊。視訊裡，馬頔的一個朋友正在唱王梵瑞的歌，并說，“王老師我聽你歌的時候才15歲”，王梵瑞回了一句“你大爺啊！”“你看他們特别有意思，他們真誠和搞笑，有一刻會覺得，我還真的變老了”。
2000年，張玮玮第一次參加“野孩子”的演出是在工體對面的酒吧，唱的是澳洲歌曲《死之舞》，演出的時候緊張得兩眼發白，反應過來後，演出也結束了。
他記得，2008年之前，民謠都是一個很小的圈子，之後每一年，演出人數從幾百人上漲到幾千人，演出場地也變得越來越大，他們的名字和作品也開始被大衆頻繁地提及。2015年10月，“野孩子”成立20周年後，終于走進了勞工體育館——同年，成立五年的好妹妹樂隊也在勞工體育館開唱。
17歲時，張玮玮讀到王朔的小說，裡面有一句話像鞭子一樣時刻提醒着他——将來不要變成你自己想抽的那個人。直到現在，張玮玮有時還會問自己：17歲的我見到現在的樣子，會不會想抽自己？答案有時是不會，有時是會。“如果你不問自己了，很快就會變成一團肉泥”。
他19歲開始演出時，地下搖滾圈還流行一句話“跟丫死磕”。磕到四十多歲，他在台上忽然感受不到激動和緊張了，有時甚至因為唱得過于熟練，會在台上走神。他想了很多，繼續幹是為了什麼？——“做一個合格的民謠歌手”。
之前，每到一個地方，小河隻關心演出和喝酒，唱完便忘了與那個地方有關的一切。2010年，小河從兩米高的舞台上模仿勞工跳樓，抱着吉他一躍而下，雙腳當場骨折。那次事件後，小河的很多想法都改變了。
“我一直都以為自己還是小衆的，而且現在覺得當小衆挺好的。”小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h3>“我該怎麼歌唱，怎麼跟上變化？”</h3>
2012年冬天，郭小寒收到一位知名民謠歌手的微網誌私信，大意是啟動一個小号，想要郭小寒關注一下。郭小寒在那一刻突然意識到：世界開始分裂在橋的兩岸，我們需要密碼來交流了。
“我意識到大家已經在網上交流了，網絡已經覆寫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了，音樂人應該怎麼去表達自己？”郭小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張玮玮感慨，每一個城市都突然變大了20倍，出現了那麼多新的東西。“你怎麼去解釋這些東西，怎麼和它聯系在一起？”
張玮玮在福州爬山，發現十年前從山上望去，是一大片村莊農田，遠處的福州城面積不大，但現在變成了高速公路、小區、會展中心，高樓大廈充斥眼前。“我該怎麼歌唱，怎麼跟上變化？東西太多了，需要一個消化的過程。”
“校園民謠把民謠帶到了與主流音樂一樣流行的境地，我們把民謠非常結實、有力量的東西做出來了，但真正讓民謠家喻戶曉、紅遍大江南北的，還是新一代民謠人。”小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我們沒有把民謠弄得特别流行，我們的歌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一個特别火的。哪怕像玮玮的《米店》那麼好聽，也沒有像《董小姐》一樣火。”小河第一次去看馬頔的演出，當時人多得都擠不進去了，“真棒啊！”
高三時，馬頔聽到了萬曉利等人的音樂，覺得那是一種從來沒有聽過的表現方式。馬頔學吉他橫按，用了一首萬曉利的《鳥語》，這是他的音樂啟蒙。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最火的東西，1980年代的迪斯科，1990年代的流行歌曲，2010年代可能是民謠，可能之後又是别的東西，我們是被選擇的，我們隻能選擇自己在做什麼音樂。”馬頔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1年，“麻油葉”在豆瓣上成立，聚集了一批新的年輕的民謠歌手，這是屬于馬頔等人在網際網路時代的“河”。成立的原因一如當年的河酒吧那樣，“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堯十三是“麻油葉”的一員。2010年，還在讀大學的堯十三一邊喝啤酒一邊在網上觀看萬曉利等人在麻雀瓦舍的現場演出視訊。第一次去北京後，堯十三和馬頔等人建立了QQ群。在北京的江湖酒吧，堯十三和“麻油葉”的朋友們開始了北京的演出。
“我是一個小鎮上成長起來的青年，後來去武漢念大學，當年去北京的時候好像還沒有拿到畢業證，是以面對的是一個更巨大、更繁華的城市。”堯十三如此叙述自己的經曆。
2016年做完第一場巡演以後，堯十三與北京有了更深的接觸。後來，他不想在一個地方待太久，他選擇從北京離開，回到了故鄉貴州，之後又在成都和大理生活了一段時間。
陳鴻宇的“河”則是在衆樂紀——一個網際網路上的民謠音樂組織。陳鴻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一代民謠人對他的影響更像是民謠流派的形式存在，知道有這樣一群人和這樣一些作品，他則在流行音樂、重搖滾中接受熏陶。
陳鴻宇的腦海裡有一個“河”的圖景，特别小的破破爛爛的屋子，幾個人在背景喝醉了，在所有人觸手可及的地方，唱幾首歌，那場景也挺美的。隻不過這個時代換成了線上而已。“如果說再現一個線下的河酒吧，我也很期待看到這樣的場景，如果要是有這一天的話，我會願意第一個進去來一杯。”
“他們的歌更像是中國的唱詩，看他們的歌詞會有意無意地想起很多詩人的影子，或者詩歌的影子。”陳鴻宇總結，“詩歌在記錄什麼，他們就在記錄什麼，用更加美的、詩意的方式表達自己、進入時代。”
陳鴻宇也意識到，這些文化的核心正被新的消費主義潮流替代。他對民謠的邊界顯然更加包容，甚至也開始懷疑，某種意義上，《老鼠愛大米》會不會也是一種民謠？歌聲響起的時候，會讓人想起那個時代的樣貌。
2019年，張玮玮應陳鴻宇之邀，住進了位于呼倫貝爾草原北部的一個黑色混凝土房“衆方紀”。2000年，張玮玮曾到過海拉爾，想買一把俄羅斯手風琴，但未果。“二十年後，再次來到這個地方，他想或者承認這是一種輪回，一個開始和結尾。”陳鴻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體驗結束後，張玮玮回到海拉爾酒店，給陳鴻宇發資訊：什麼都會讓你煩惱，幹燥的午後，蒼蠅在飛，風聲在窗外呼嘯。一切都沒有改變，我們還是紛亂的人類，并不是手機讓我們紛亂，手機隻是迎合了我們的紛亂。
2018年，攝影師嚴明為小河專輯《回響》拍攝的照片。 （受訪者供圖/圖）
<h3>“‘真誠’一點”</h3>
拇指姑娘樂團成員子芙年輕時和李志在南京玩搖滾，共同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創作方向完全不同。許多年來，他過着一種按部就班的日子，唱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他還是喜歡萬曉利《狐狸》這樣的作品。“民謠無論是先鋒的還是人文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真誠’一點”。
他發現，現在幾個和弦寫出來就是一首歌，大家都在用這些和弦的套路，“但越是這樣的東西越容易火，這個事太奇怪了，太苦惱了！”
小河說，新民謠到現在也沒有更健康地發展，有些人要民謠變得很流行，就像流行音樂一樣。那些能夠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挖掘真正的生活，與社會生活有關的民謠作品，反而不多了。
“最重要的是，玩音樂的時候，他真的是無比幸福和快樂的。這是滋養他能玩到現在的東西，而不是腦袋裡一直在想賺錢，我怎麼活，那是很痛苦的，是一種煎熬，基本上玩不了太久，就瘋掉了，你知道嗎？”小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張佺覺得，網際網路時代把好多東西變得一樣了。過去，一個成都人和一個蘭州人的聊天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但現在他們給人的感覺是相似的。“随着網際網路的互相滲透，他們什麼都願意聽。”
杭天認為，民謠一定要有自省精神，專注于對内心的發掘，而不是簡單的外向宣洩。近十年，民謠變得更像流行歌曲了，隻不過配器中木吉他、手鼓的部分多了而已。“它借鑒了流行元素，與流行歌手的創作方式也一樣，意境和歌詞也是蠻無聊的，加點口琴加點手鼓就是民謠了，你把這個配器換一下，讓流行歌手來唱也完全不違和。”
鐘立風偶爾也會聽一聽時下流行的“民謠”，基本上不用聽完整，一下子就能搞清楚套路，“其實就是很普通的流行歌曲，隻不過用了所謂的民謠的包裝。”
如今，王梵瑞不願意再自稱“民謠歌手”，改稱“搖滾歌手”，原因是民謠已經被所謂的假民謠毀了。
劉堃更願意将一些“民謠”稱為“音樂獨幕喜劇”，“大海、姑娘、遠方很空。疫情期間宅在家裡很緊張的時候，你不會去聽一個遠方的姑娘，一首輕飄飄的歌。”
張玮玮認為，外界對民謠的認識太容易陷入極端，要麼過高，要麼就過低，大家都卡在那些字眼裡，卻沒有人真的關心民謠到底是什麼。
“唱民謠的大多數人還是在酒吧裡或者路邊，或者收入很少，或者票房很慘的，這不叫民謠大盛，這是唱民謠的某一小部分人勝利了或者他們輝煌了。”周雲蓬如此評價近年來的民謠熱。
2020年7月，張玮玮等人在北京排練，回去的時候，有人感歎“北京現在真沒意思，以前多好，有河酒吧這些地方”，聊到最後，張玮玮說：“你怎麼肯定，北京沒有一個像河酒吧一樣好的地方，2002年有多少人根本不知道河酒吧的存在，那會兒也沒有人知道小河、野孩子。你怎麼肯定城市裡沒有一個特别好玩的地方、一群特别好玩的年輕人在那裡孕育一個二十年後煥發光彩的東西？”
南方周末記者 張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