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于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歡迎關注及投稿，符合者将獲得【1800元或2500元/每篇】稿酬。
躺在夏季赤熱的街頭，在霓虹燈下的垃圾桶裡翻找食物，生病因無身份證件沒法去醫院。遍布于上海各個角落的流浪者群體，在這個繁榮都市的縫隙裡遊蕩。
上海火車站北廣場附近的一個小區外面，一位50歲左右的大叔，正蜷縮着身體躺在一塊軟墊上睡覺。夏日炎炎，他戴着一頂鴨舌帽，穿着夾克衫，腳上是一雙粉色女士人字拖。一個髒兮兮的藍色拉杆箱立在小區的栅欄旁，栅欄的石階上擺着幾個水杯。
這是一位“街友”，也就是多數人稱之為的流浪漢。他安然地睡着，緊握的右手搭在下巴颏上，像是一種自我防衛的動作。旁邊車流穿梭在寬闊的馬路，不遠處是熙熙攘攘、氣勢恢宏的火車站，小區栅欄上的尖刀彰顯着森嚴門禁。他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在這路邊的一席一地之上。
圖|老鄭躺在路邊睡着
作為上海“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組織的一名成員，我見過太多類似的情景。本能驅使我停下腳步，蹲下來輕聲叫醒他。他身體沒大問題，但還餓着肚子，正好旁邊有包子鋪，我起身去給他買幾個包子。
等待中，一位中年男人在我身旁問道：“你是要給睡覺的那個人買包子嗎？”我回答是。中年人有點情緒激動：“不要給他買，有手有腳的為什麼不去工作？當個保安也能養活自己啊，你們這樣不是助長他不勞而獲嗎？”
我不想和他多說，也怕流浪者聽到，就朝他豎起大拇指，說：“你說的對。”也許是他沒料到我會這樣回答，鐵拳打在了棉花上。他一邊嘴裡嘟囔着，這樣是養閑人啊，一邊轉身離開。流浪者接過我的包子和豆漿，看我是真心幫他才放下戒心。我們聊了起來。
他姓鄭，52歲，老家在河南信陽息縣農村，已在上海流浪多年。年輕時他打工沒攢下什麼錢，還曾犯過事兒，被處理過。現在他一條腿靜脈曲張，别說幹活，走路都疼。前幾年老鄭回過老家一趟，父母都已去世，老鄭光棍一個，也沒有親戚願意管他。村幹部曾說可以給他蓋房子，申請低保。
我問他：“那挺好的呀，你怎麼不留在村裡呢？”老鄭斜着看我一眼：“蓋房子有什麼用？我一個人咋生活？”他的低保一個月300多，還不夠吃飯，而養老院60歲才能進。他打算60歲回去。
圖|老鄭坐在路邊準備吃飯
差別于城市中的乞讨者，流浪者往往習慣于坐在路邊，多數并不會主動打擾行人。但在很多人看來，這些流浪者不工作，就是懶。實則并非如此。加入上海“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組織的七年來，純粹因為懶惰而不工作的流浪者或許有，但我很少遇到，大部分流浪者選擇流浪，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老鄭試圖找過工作，但即使是當保安，對他來說門檻也不低。保安招聘要求一般是年齡18—45周歲，身高1.70米以上，國中以上學曆，五官端正，無犯罪記錄。工作内容：根據相關要求對進入服務企業車輛及拜訪人員、參觀人員進行安檢、登記和引導，立崗、巡邏、文明禮貌待人，對進出車輛敬禮。
這是網上常見的保安招聘廣告，條件已經很寬松了。但老鄭幾乎沒有一條符合，他52歲，身高167cm，沒上過國中，有犯罪記錄。而那些小區、停車場要求低的崗位，首先會解決本地失業人群的需求。老鄭這種沒有技術隻有體力的流浪者，大部分做不了長期工，隻能做日結工，還經常碰到無良中介克扣工資。
于是他們的常态便是流轉于街頭，過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霓虹燈下的垃圾桶裡翻找食物，栖身于街邊、天橋下、肯德基店、二十四小時自助銀行的角落。像一片随風飄蕩的落葉，遍布于這個繁華大都市的縫隙之中。
我是1978年生的人，在上海開了一家小公司，有妻有孩，生活還算過得去。2014年我加入“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組織，業餘時間開始接觸流浪者，和團隊成員一起給他們發飯，送衣服，提供一些救助。
很多流浪者之是以選擇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生活，一方面是因為一線城市的人素質高，不太會去傷害他們，好心人還會給他們買飯。另一方面，這裡生活水準比較高，垃圾桶裡有豐富的食物，甚至能撿到錢，衣服和鞋子。顯然在這裡他們比在小城市生活的更好，但作為城市的一員，他們分明又是最底層的一群人。
所有大都市幾乎都有A、B兩面，一面代表城市文明的至高點，一面是隐蔽在城市文明之下的傷口。拉斯維加斯作為美國内達華州最大城市，奢華壯觀的賭城下方，布滿了500英裡的地下隧道，下面擠滿了形形色色無家可歸的人。這正是現代城市文明的悖論。
流浪者找不到工作，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沒有身份證。是以，在馬路上他們被熟視無睹，成為一個隐形的、透明的人，在戶籍上也同樣無迹可尋。
聾人流浪者張志旺，53歲左右，2000年流浪到上海。他先天聾啞，會簡單的手語，也能寫幾個字。他靠撿瓶子、收集紙闆箱生活，平時見誰都笑，街友們都很喜歡他。他手臂上有匕首和蛇的紋身，腿上長了牛皮癬一樣的東西，一塊一塊的很硬，走路時腿有點跛。
圖|張志旺
這天他試圖向我們求助，但他沒學過正規手語，隻會簡單地比劃，複雜一點的，手語義工也要連蒙帶猜，能明白個50%。我們帶他到一家醫院的急診室挂号，當護士問他好要身份證時，他搖頭表示沒有。因為他從小就沒辦過身份證，也不知道家在哪裡。
最後他趴在醫院前台，歪歪扭扭地寫出自己的名字。這是他差別于這個城市中一棵樹、一塊磚、一盞路燈的唯一證明。
好在醫院通融，義工帶他在醫院皮膚科做了幾項檢查，花了幾百塊錢。不久他的小腿皮膚明顯好轉，見到我們，他會彎下腰把褲腿卷起來給我們看，滿臉笑容，高高地豎起大拇指。
像聾人張志旺這類流浪者，我們知道的共有五個。在很多人的認知裡，人就應該有戶口，有身份證。實際上，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無戶籍人員大約1300萬人。10年後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14.1億，如果按之前1%比例推算，保守估計大概有1000萬無戶籍人員，其中就有各種原因造成無戶籍、無身份證的流浪者。
圖|左一無名，左二郝振華，左三張志旺
造成無身份證的原因有很多。流浪者吳正貴，從小被養父養母帶大，因為年輕時想把戶口遷出落在同學家，沒有成功，又遷不回去，于是成了黑戶。
他曾試圖去派出所補辦身份證，派出所需要他提供的材料有，居民戶口簿、機動車駕駛證、護照等公安機關簽發的有效身份證件。但他一樣都拿不出。
養父、養母相繼去世後，二十歲左右的吳正貴離開家鄉四處漂泊。在将近40年的颠沛流離中，他2次被收容所遣送，無數次被警察盤查，查不到任何身份資訊。他無法坐車、無法住店、沒有銀行卡及任何證件，成為現代社會城市中被現有條例屏蔽在外的隐形人。
如今他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平時也做一些義工，好心人為他提供暫住的地方。生活不像之前那麼狼狽，但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戶口問題。警方為他查了很多回，他每次都失望地離開，嘴裡念叨着：“诶，怎麼這麼奇怪？”
有時他一路上都在重複這句話，那發問聲終被馬路上的車流席卷而去。
嚴格意義上說，流浪者并非乞讨者，有些流浪者沒有明顯特征，混在人群中，衣着整潔幹淨，很難被辨認出來。這是他們刻意為之的“隐身”，僞裝出的體面是為了避免受到關注。像一滴水溶于江河，一絲風裹在一陣風中。把自己淹沒于川流不息的人潮，仿佛能與他們共同享受同等重要的尊嚴。
而一旦身體有了殘疾，他們就隻能不顧一切，憑借引人注目的乞讨方式為生。
盲人方成濤常年活躍于地鐵站，不聲不響地坐在通道邊上，懷裡抱着一根紅白相間的盲杖，地上放着空碗，有時是吃過的泡面桶，有時是吃過的塑膠飯盒。旁邊放着一大包編織袋的行李，以及挑行李的木棍，行李旁有一塊紙闆，上面寫着 “我眼睛看不見”。
他戴着帽子，一直低着頭，帽子上不知被誰用彩筆畫了一雙漂亮的藍眼睛，好像在注視前方。地鐵站人來人來，乘客往碗裡投個硬币時，方成濤會擡起頭說聲“ 謝謝！”。
圖|盲人方成濤
方成濤今年58歲，老家安徽蚌埠，早年在上海做小買賣。有一天走在路上，他被一輛工廠的車子撞倒，經過搶救撿了一條命。不料傷愈出院半年後，他的眼睛突然失明。找工廠賠償未果，他從此奔波在上訪的路上，為了維持上訪開銷，成為一名流浪的職業乞讨者。
多年來他看不到這座城市的發展變化，隻能感受到地鐵裡匆忙的腳步聲、風聲、地鐵進站出站聲，好像從未變過。早晚高峰，當無數腳步如萬馬奔騰般向他襲來時，他常常感覺有很多隻眼睛正聚焦在他身上。
惶恐僅維持數秒，生存本能讓他對周遭的一切處之泰然。心想，也許并沒有人在看他。
救助站是城市中為流浪者提供的避難所，但一般隻能提供臨時救助，比如沒錢買票回家，可在救助站住上一兩晚，救助站幫忙買票。再複雜點的情況，他們需要斟酌一下。另外，很多流浪者不願進救助站，因為要上交手機和所有随身物品，不允許抽煙喝酒，不能離開房間。相比之下他們更願意過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
對于很多流浪者來說，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年老體弱後，身歸何處。安衛東就是其中之一。
安衛東是我認識七年的流浪者。他一直在火車站附近流浪，白天撿瓶子、紙箱子賣錢，晚上去過天橋下露宿。衛東長了一圈白白的大胡子，腆着個大肚子，左手缺了一根食指，沒事就坐在陰涼處的馬紮上睡覺。
圖|安衛東和張志旺
有一次我問他：“衛東，你多大了？” 他伸出有食指的右手比了一個八: “ 八十多了。” 但他身體很硬朗，一點不像八十多。根據他所說的屬相和經曆，我們推測他是1947年出生的，今年75歲。
衛東為人憨厚、老實、善良，他覺得自己身體還好，不想被困在救助站。我們很希望能幫到他，解決養老安置問題。但他說：“不用你們幫，老了就死在街上，等120拉走算了。” 和其他老年流浪者如出一轍。他的身份資訊查不到，我們曾領他去派出所查過，但一無所獲。
經過漫長的七年相處，我們拼湊出安衛東的一生。
安衛東老家安徽蚌埠，小時候也是母親去世後父親再娶，與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經常吃不飽去菜市場撿菜葉，拾煤渣。文革期間，他是激進派，自稱去過北京，被毛主席接見過。文革結束後，他在安徽白湖農場坐了10年牢，出來後父親和繼母去世。他便遠赴河北農村，種了幾十年果樹。
後來回到安徽老家，但誰都不待見他，一氣之下他跑到上海流浪。很多事情因為年代久遠，衛東記憶已經模糊。他終身未娶，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對回家養老這件事已不抱希望。如果要幫他恢複戶籍，就要尋找将近40年前的線索。
我們在聯絡了所有能聯絡的機關，總算有了一些眉目，希望他有葉落歸根的那一天。
在2003年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沒有廢止前，很多流浪者以及沒有辦過暫住證的普通市民，會被強迫抓進收容遣送站，或被罰款。新法規實施後，各地救助站服務态度不盡相同，有的流浪者受到過歧視甚至侮辱。這都給流浪者留下了不好的記憶。
但這幾年我們接觸的救助站從業人員，态度都非常好，服務意識很強，也解決了一些患病流浪者的就醫和養老安置問題。很多流浪者不了解情況，還是用老眼光看待救助站。在流浪者和救助站之間搭起一座信任的橋梁，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上海的流浪者也不都是無家可歸的外地人。流浪像是一種宿命，被上帝投下的骰子砸中，但個中緣由不盡相同。
幾年前在網絡走紅的流浪者沈巍，正是上海本地人，他曾是一名公務員，因為種種原因和家人斷絕關系，流浪了二十多年。他多在上海楊高南路地鐵站附近栖身，喜歡撿垃圾，畫畫和讀曆史之類的書，衣衫褴褛、蓬頭垢面的他因語出驚人而被稱為“大師”。
張少華和沈巍一樣是上海本地的流浪者，他身世更為複雜，漫長的流浪生活也沒能讓他成為“大師”。
年輕時他在新疆做過知青，戶口跟着遷了過去。1980年知青返城，他想把戶口遷回上海，但父母已于幾年前去世。他不但沒有分到任何房産，弟弟、弟媳也不同意他落戶，于是被迫四處漂泊。上海站建成後，候車室成為他長期固定的居所。
如今82歲的他從不撿垃圾，強撐着身體幹點排隊的活，賺點零錢。他常說：“阿拉是上海甯，不應該與他們為伍。”但他的手抖得越來越厲害，後來沒人敢用他。
圖|上海本地流浪者張少華
即便如此，老爺子依然維持着最後的倔強，隻要天氣允許，要麼穿襯衫，要麼穿西裝。領飯時，他永遠排在隊伍最前面，捍衛着火車站元老的地位。但前幾年去領飯，他隻需走個十分鐘，現在拄着棍子，背着行李，要半個鐘頭才能挪到。
他太老了，在将近半個世紀的流浪中，看着故鄉上海日漸繁榮興盛，高樓拔地而起，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而這一切都與他無關，故鄉分明就在腳下，任憑他如何流浪都無法抵達。
他那年邁的身體再也經受不住風餐露宿的生活。
在我們的勸導下，他終于答應接受幫助。這麼多年他一直沒有身份證，我們一次次帶着他去派出所查詢，都沒結果，後來在市救助站的幫助下，查到了他的身份資訊。他的養老安置問題總算得以解決。
還有一個好消息，最近吳正貴的戶籍也将得到解決。經過河南洛陽派出所的努力，查找到當年他遷入的戶籍檔案，又聯系上了他嫂子。警方說，可能會幫他重新辦理戶籍。
年近60歲的吳正貴知道消息後，表現得非常高興，他也想回老家看看。年輕時，他喜歡一個人四處遊蕩，沒想到因為無身份，這麼長久地被困在異地他鄉。他還有一個未完成的願望，坐火車去西藏。
*文中涉及人物資訊有模糊，封面攝影：魏巍
- END -
撰文 | 金建
編輯 | 吳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