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們住平房，現在都住上樓房了。鎮上的生活特别友善，比北京都好。”一名普通的保潔員對總理這樣說。
2013年3月，總理就任後首次調研考察，到了長三角地區。他随意問人群中的一位保潔員“住的是什麼房子”，收到這樣的回答。周圍的居民“哄”的一聲笑出來，李總理也跟着笑了。
在與最高層的互動中，不隻有上司人頻出妙語，其他人開個玩笑逗樂中國上司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上司人身邊的家人、朋友，就很容易開這種“進階别”玩笑。兩位上司人之間，級别稍低的一位，有時候也能幽默一下另一位高階官員。
而且，普通人也能開上司人的玩笑。
比如1990年，一次春晚彩排中，時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到現場來看節目。
台灣演員淩峰打趣說：“我長得不英俊，大陸同胞之是以喜歡我，是因為我這張臉很中國，寫着五千年的滄桑。”在場上司被逗得大笑。《中國周刊》報道描述說，笑聲未落，淩峰就向坐在前排的李瑞環開起玩笑：“瑞環兄，你别笑，你也比我漂亮不到哪去。”
衆人一時怔住了。淩峰接着說：“他（李瑞環）真的不好看，可他是個非常有水準的上司人，他的平民化令我欣賞。”
怎麼跟上司人“擡杠”
“英國的牢，日本的牢，國民黨的牢，共産黨的牢，都坐過。了不起呀！”
在公開報道中，鄧小平大概是被身邊人開玩笑最頻繁的最高層上司。
“層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積搞得大一些？”
“爸爸你不能因為自己的個子矮，也得讓房子變矮。”
這是鄧小平與小女兒毛毛的一段對話。在《勞工日報》的報道中，1978年10月的這一趟北京視察，鄧小平原本想對當地一處工地的施工提出個人建議。快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了，鄧小平正在為開會做準備調研——越調研，越感歎當時北京市民的房子不夠大，他有點着急。
不過，鄧小平的建議很快被小女兒以玩笑的形式“否決”——别小看這句玩笑，文革中，一些荒誕決策的出台，都是低階幹部摁不住高階官員的臨時起意。
這一次，鄧小平的反應是，笑了笑，不再提這個話題。
與小女兒相比，廖承志對鄧小平開的玩笑，就更不“客氣”了——甚至被旁人笑稱是“擡扛”。廖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與鄧小平，既是同僚，也是老友。
《福建黨史月刊》披露了1981年大年初一，鄧與廖在人民大會堂見面時的場景。
老友在如此正式的場合見面，自然與國事有關。當時廖承志引薦來了自己的外甥女陳香梅——抗戰時期，陳香梅廣受人知的身份是陳納德（美國空軍援華“飛虎隊”指揮官）夫人，而這一次，她的新身份是美國總統特使，負責為鄧小平送來裡根的親筆信。當時裡根剛剛當選。
很難想象，中國上司人與“美帝”代表見面，是在一場家族聚會的“擡扛”氛圍中進行的。
鄧小平面對陳香梅，先笑話廖承志是妻管嚴，被夫人管束，每天隻準抽三根煙——他一根接一根抽煙，廖承志“經不住誘惑，伸手向鄧小平要煙抽”。
鄧又稱贊廖承志為坐牢專家，“英國的牢，日本的牢，國民黨的牢，共産黨的牢，都坐過。了不起呀！”
廖承志“回敬”一句，“你坐牢的經驗不如我，因為我會畫漫畫，你不會。”
你來我往的結果是，“鄧小平不服氣：‘你的橋牌技術可差勁，得努力學習。’”
陳香梅承認，自此她對中共的看法有了變化——她以往總覺得中國上司人都比較嚴肅，沒想到鄧小平這麼喜歡講笑話。
裡根也同意陳香梅對鄧小平的形容。不過他在1984年與鄧小平在北京見面時，體會到了鄧小平更豐富的個人風格：見面寒暄時，有調侃式幽默——談起正事時，笑容消失，發起開槍式的責問——意識到氣氛緊張後，臉上又突然出現笑容。
“跨級别”玩笑的尺度
丢了自行車的李肇星問秘書：要不要報警？秘書毫無同情之心地大笑着回答：“太脫離實際了。我和夫妻去年各丢一輛，這麼小的事向誰報案？”
相對于被身邊人、朋友“開涮”，那些低階官員和高階官員開的玩笑，尺度拿捏更需微妙。新華出版社出版的《萬裡的體育健身之道》一書，記錄了張百發對李鐵映開過的一個玩笑。張百發在1980年代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李鐵映在1980年代後期已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是電子工業部部長。
也就是說，這是地方官員和中央上司開玩笑。
某次内部網球比賽，進入決賽的是李瑞環與李鐵映，因為選手“級别”太高，沒人敢當裁判，于是張百發來當。“決賽到中午12點20分了，還是個平局。我心裡想，都該吃飯了怎麼還打呀？就稀裡嘩啦，裁下了李鐵映，這才收場。”張百發回憶說。
李鐵映
前述出版物記載，“過了一個月，打完網球洗澡，李鐵映心有不服，就問張百發：‘百發，上次打球裁判公不公啊？’張百發兩眼一瞪，故作驚訝狀說：‘您還說公不公啊，都12點半了，你還讓不讓人吃飯？’李鐵映無奈道：“你要是這麼說，還行……‘”
部長級的李肇星，也被下屬“揶揄”過。
2003至2007年，他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有一次借了輛自行車騎車去外交部，把車停在外交部圍牆外。第二天，車沒了。
李肇星問秘書丁孝文：要不要報警？丁孝文毫無同情之心地大笑着回答“首長”：“老李，你們部上司有專車，太脫離實際了。我和夫妻去年各丢一輛，這麼小的事向誰報案？”
後來丁孝文外調，戴兵接替丁孝文的工作，李肇星又聊起“自行車失蹤事件”，戴兵答：“部長，我和我夫妻去年一年各丢了三輛。”
再後來，李肇星巧遇當時主持公安部常務工作的白景富，讓他“賠車”。白景富微笑說：“好，好，你可以先同市警察局聯系一下，告訴他們丢失後第一時間向哪個派出所報的案。”
“我無言以對。”李肇星在著作《生命無序》中寫道。
另一個被人記住的跨級别玩笑，發生在副國級與正國級之間。1998年，江主席在山東海爾集團視察，站上這家企業獨具特色的6S大腳印——它其實是在地面上勾出來的一塊圖案，紅框白地，印有兩個比普通人的腳要大兩圈的黃腳印，每天上班之前，工作有失誤的員工，要站在腳印上作檢讨。
江主席并不了解大腳印的意味。他站上去之後，旁邊的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開玩笑說：“主席，您站錯了，那是工作有問題才站的”，江主席馬上回應：“吾日三省吾身嘛！”。
此後，海爾的黃腳印變成了綠腳印。當天表現好的員工，也被請去站腳印了。
隻是，類似的玩笑依然有它微妙的尺度。玩笑開過了，上司還是會生氣的。曾任WTO中國談判代表的龍永圖，就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開過一個玩笑，過頭了。
龍永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1998年，WTO談判的很多決策都需要總理拿主意。一次他要見朱總理，但朱忙于見一個“很小島國的總理”。“當時我非常不耐煩，後來朱總理注意到我不耐煩，接見之後，我就跟朱總理開玩笑說，總理有那麼多事情等你決策，那麼小的一個島國總理你跟他照張相就可以了。總理聽完以後非常的生氣。”
還是普通人更能跟上司開玩笑
對于公衆而言，通過網際網路對自己關注的官員幽默上幾句，也算是一種“隔空玩笑”——而且，官員還真的看到了，并且在公開場合重複好幾次。
比如郭金龍調任北京市市長之前，有網友建議：郭金龍要做北京的市長，别做京北的市長。北京的北面經濟發達，南面相對落後，希望郭金龍主持市政時，要一碗水端平。
郭金龍上網看到了。
《新京報》報道說，郭金龍最初還不明白“京北的市長”的意思，打聽後才知道。他将這句玩笑帶上了2008年北京地方兩會現場，借此表态，不會厚此薄彼。兩年後，郭金龍還記得這句話，“我過去說我是北京市長，不是京北市長，現在是不是實作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知對方是上司，普通人也有與上司當面開玩笑的機會與空間。
中新社報道，2000年11月8日，李瑞環參觀了香港聯合交易所。他來到一位資深的交易員身旁，交易員指着李瑞環身上的背心說：“你這是假的，我身上這件才是真的證券人士穿的。”李瑞環開懷大笑。
雖然在座談會之類的場合，普通人更容易表現得拘謹。不過，因為是公衆，是以跟上司開玩笑，反而忌諱更少。
2009年2月12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與13位基層群衆代表座談。《南方周末》報道說，溫家寶與被稱為“大學生’豬倌‘”的秦英林代表聊到了養豬補貼等政策。溫家寶問他：“最近豬肉價格怎麼樣？”“上一周我們的肉價是13.2元，這周降到11.8元。”秦英林說。
沒料到溫家寶的神情嚴肅起來，秦英林吓了一跳。“看我這麼一句話，說得總理特别不愉快。”秦英林回憶，“大約有一兩秒鐘，空氣都凝固了。”他趕緊補了一句：“總理的情緒不能跟着肉價走。”溫家寶重複了一遍這句話，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