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納·斯蒂格勒：思想的行者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33期，原文标題《貝爾納·斯蒂格勒：思想的行者》，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于當地時間8月6日自殺辭世。他經曆傳奇，曾因搶劫銀行入獄，在監獄中開始哲學研究；他以《技術與時間》等著作重新讨論了技術在人類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當代西方社會批判理論陣營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文/張一兵

貝爾納·斯蒂格勒

我與斯蒂格勒的相遇，緣起于2013年他的前妻馬拉布到訪南京大學，這位當代法國著名女哲學家也是德裡達的弟子，那天，她在講課間隙到我辦公室裡喝水，看到我與德裡達2001年的合影，瞬間眼淚就下來了。也是那一天，我從她口中知道了她的前夫竟然是斯蒂格勒。當時，我着實大吃一驚，因為不少年前讀到斯蒂格勒的《技術與時間》（La Technique et le Temps），曾經深為海德格爾在技術存在論中的變形而驚歎過。那天的午宴，成了我向她追問斯蒂格勒近期思想的讨論。

馬拉布哲學的關鍵詞是存在和思想的可塑性，她在歐美大陸哲學界的影響，是她将形而上學的目光投射到了遺傳基因和腦科學。應該是德裡達、海德格爾和對技術的共同關注，使她與斯蒂格勒走到了一起。我們正在翻譯的一本她的名著，就是《海德格爾的變化》。在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第一卷的序言裡，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我們被柔情一同系于嚴謹的哲學追求，這種追求使我們聚合，同樣也帶來一種争鬥的氣氛。”顯然，他們的愛情基礎是對哲學的共同興趣，可斯蒂格勒也承認，他與同樣好勝的馬拉布之間存在“一種既富創造性而又具有危險性的競争”，可能，也是這種競争讓他們最後分開。馬拉布似乎有些遺憾地告訴我，“他現在的思想變得十分激進，現在寫的書全是批判當代資本主義新型技術統治的東西”。這下子，卻讓我這個正在研究歐洲激進思潮的人對斯蒂格勒更加有了興趣。

在當囚犯的時候愛上了哲學

2015年，斯蒂格勒應邀第一次通路南京大學，我們一起開設了工作坊。這是我們互相了解的開始。那時候，他把我當成一個研究馬克思的官方化的怪物，說話時總是小心翼翼；而我則将他視作研究海德格爾技術觀的德裡達的學生，是以，總是想從存在論和解構理論的構境接近他。這樣，我們之間好奇性試探多于實質性的交流。

說起斯蒂格勒研究海德格爾和遭遇德裡達，一定會先碰到那個流行的段子，即德裡達到監獄中探望因搶劫銀行而入獄的斯蒂格勒，傳說前者發現這個寫信給他并聲稱研究海德格爾的囚犯竟然真的孺子可教，于是答應作為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一次吃飯間，我開玩笑似的問斯蒂格勒，為什麼會想起搶銀行？他毫不掩飾地說：“青年氣盛，隻是想把屬于自己的錢拿回來。”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即後1968時代。斯蒂格勒說，1968年的五月風暴“隻能作為反抗，而不是革命”。沖上街頭，青年人隻是在一種無目的的激進和拒絕性的批判幻境中表達不滿，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為了什麼起來鬧事。是以一旦充滿激情的造反狂歡過去，大家都非常失落。尋求新的刺激和宣洩僞境中，就有犯罪。不過，斯蒂格勒去搶銀行還有具體的生活背景。

1952年4月1日，斯蒂格勒出生于法國法蘭西島大區埃松省的伊韋特河畔維勒邦（Villebon-sur-Yvette）一個普通工薪階層的家庭，爸爸是一名電子工程師，媽媽則是銀行員工，家境平實。斯蒂格勒小的時候，在法國的薩塞勒（Sarcelles）長大。1968年巴黎爆發“紅色五月風暴”時，還在讀高中二年級的斯蒂格勒參加了街上的路障活動，并在五月風暴後加入法國共産黨。1969年，斯蒂格勒高中畢業之後，開始在法國電影自由學院（CLCF）學習做導演助理，但他并沒有完成學業。因為在中學畢業前，隻有16歲的他就已經在外打工。似乎，因為不喜歡某種體制内的固定職業，是以他一直到處打零工，做過農場勞工、酒保等工作。1972年，斯蒂格勒在農場工作，存下一些錢，買下了一間小餐館。頭腦聰明的斯蒂格勒很快就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于是心大的他将原來的小飯店賣了出去，轉而買下了一間更賺錢的爵士樂酒吧。歐洲人常去的酒吧大多數隻在晚上營業，這種場所少不了三教九流的人，這當然也就成了警察經常盯着的地方。一次，警察為了指證一名常來酒吧的顧客，要求酒吧老闆斯蒂格勒出面做證人，被他當場拒絕。于是，警察就找借口查封了斯蒂格勒的店，這也就斷了斯蒂格勒的生路。一氣之下，借着母親熟悉銀行内部情況的優勢，他一連搶劫了三家銀行。依自己的說法，這一得手，就像上瘾般地無法停下來，一直到第四次作案，正好遇上在街上巡邏的警察，當場被抓個現行。斯蒂格勒自己說，按他的罪行應該坐15年的牢，但因為找到一位很好的律師，他隻被判入獄8年。于是，1978～1983年，斯蒂格勒在圖盧茲的聖－米歇爾監獄和米雷看守所服刑，并于第五年提前出獄。

斯蒂格勒自己說，他真的是在當囚犯的時候愛上了哲學。一般的人，進了監獄服刑，從心理場境和生存态度上就會陷入崩潰情境和下行狀态。斯蒂格勒也有過一個類似的短暫時刻，他說自己在剛被捕的兩個星期，是很絕望的，就像很多人一樣，也想到過自殺，但他很快就振作起來了。這種恢複中，就包含着對哲學的向往。一個朋友聽說斯蒂格勒想學習哲學，就開始為他送一些哲學書。後來，他在監獄裡通過函授的方式進入圖盧茲大學學習哲學。依斯蒂格勒自己的回憶，他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是讀馬拉美的詩，然後收聽廣播，再開始閱讀胡塞爾、海德格爾和西蒙棟等人的哲學文獻及思考。馬拉美的詩已經是從抽象的象征和意象對粗俗不堪的現實所進行的懸置，而哲學本身就是遠離生活的形而上學，是以對這一段理應黑暗不堪的歲月，斯蒂格勒卻生成了另一種常人不能進入的純粹思想構境狀态。恰恰是在這種封閉和安靜的狀态下，他體悟到了現象學所說的懸置構境，即把常人的那種自明性的常識用括号隔出，以造成一種純粹地回到事物本身的初遇。監獄中的隔世環境倒是一種天然的隔絕，這正好制造了一種海德格爾所說的周圍上手世界的斷裂，這有可能讓斯蒂格勒原初地回到哲學思想的本真構境中。多年以後，斯蒂格勒真的以《技術與時間》作為博士論文，在德裡達的指導下，通過了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的申請。

看到支配了周圍世界的無所不在的技術

2016年，斯蒂格勒如約再次來到南京大學，這一次，我們聘任他做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中心的兼職教授，并且簽了第一個三年合作協定，約定每年他來南京大學開一個英文課程。是以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斯蒂格勒都在4～5月之間到南京為南大的學生開設研讨課，幾年下來，他分别開設了“從《德意志意識形态》到《自然辯證法》——從人類紀的視角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後真理時代閱讀柏拉圖”“超批判與超唯物主義認識論”等課程，授課期間，他也不定期地面向全校學生開一些關于自己最新研究的報告會，比如關于“人類紀社會的來臨”“數字化資本主義批判”等主題。也因為時間多了起來，有時我也會陪他在南京城到處看一下，品嘗南京百姓的小吃。我注意到，在生活中的斯蒂格勒是十分随和和平易近人的，他從來不把自己僞飾為大師，一個簡單的玩笑，他會笑得前仰後合，一個被焚毀的大報恩寺遺迹，會讓喜歡藝術的斯蒂格勒沉浸于那些複建的東方式建築和逝去的生活情境之中。那時，他是多麼地開心。

慢慢地，我們就逐漸熟悉了起來，我與斯蒂格勒之間的交流變得随意和深入起來。我們在一起談論我們共同喜歡的海德格爾、德裡達和馬克思，因為觀點上的不同，有時我們也會争辯，好像，長幾歲的斯蒂格勒常常讓着我的強勢。面對我不斷地強調文本細節和學術項目很困擾精準性，他友善地對我說：“我是一個思想上的行者，而不是一個大學的學院派教授。”當然，我們也會聊共同愛好的攝影和健身，與我跑到健身房撸鐵不同，斯蒂格勒主要是騎山地車鍛煉，并且，他悄悄告訴我：“我就是在騎車的過程中，通過頭戴式耳機話筒口述自己的新書，然後再由夫人錄入電腦。”這是他幾乎一年一本新書的秘密。這期間，我們還就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進行過多次學術對話，比如“技術、知識與批判”“第三持存與非物質勞動”“人類紀的熵、負熵和熵增”，以及“認識論研究前沿”等。我們的思想碰撞彼此影響，斯蒂格勒開始關注我所研究的馬克思的文本，并将其擴充為自己的講課内容，我正在進行的認識論研究專題則成為他将要開始的《技術與時間》新一卷的主題；而我則開始系統研究斯蒂格勒的主要代表作《技術與時間》三卷本，并在他随時的面對面的直接答疑中完成了《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一書。

在我與斯蒂格勒的交流中，他從來沒有從正面回答那個關于德裡達探監的傳說，他隻是說德裡達算是指導博士論文的老師，我也能感覺得到，斯蒂格勒并不願意人們僅僅将他看成德裡達的弟子，似乎更想以一個原創性的當代思想家自居。談起他在德裡達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技術與時間》，他承認最先被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一書所吸引，在海德格爾看到存在者背後的存在的地方，斯蒂格勒看到了今天已經支配了周圍世界的無所不在的技術。

《技術與時間》第一卷的副标題為“埃庇米修斯的過失”（faute d’épiméthée），這個構境背景緣起于人們不太說起的一個關于埃庇米修斯的故事：在馬克思所喜歡的希臘神話人物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火的英雄事迹背後，隐藏着他兄弟埃庇米修斯的一樁“劣迹”，他在負責配置設定所有生物各有種系屬性時竟然忘記了給人類留下一種天生的專長，如魚能遊水，鳥可飛翔，猴會上樹，馬擅奔跑，等等，可人卻什麼都不會。他的這一“遺忘過失”造成了人類存在的一種在生物種系遺傳中的“原始性缺陷”，進而使人與其他動物相比，初生下來卻無一技可依，倒成了一個沒有任何可遺傳的種系發生的生存技能的存在物。斯蒂格勒認為，也由于埃庇米修斯的這種“滞後”（相對于普羅米修斯的“先行”），人類才發明了技術這一後種系生成（épiphylogénéyique）和全新非生物的外部義肢（prothèse）持存。這裡的後種系生成，是指與動物物種天生具有的生存能力相異的社會曆史賦形的人類獨有的生存能力，這也就是說，人與動物生存最大的不同，是人通過自身外部的廣義技術（包括文字）發展來充抵自己的不足。這當然隻是一個隐喻。

遠一些，斯蒂格勒是從人類曆史發端之初發的燧石打火開始讨論體外工具的持存，在此，他援引了德裡達的“延異”概念，動物直接吃樹上的果實和其他生物的身體，而人則會通過外部持存工具制作和延遲的熟食來創造一種新的存在方式。近一些，斯蒂格勒會将我們手中的音樂CD或者手機中的硬碟看作技術持存的最新展現，他把胡塞爾在《内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中的時間結構觀當作邏輯踏闆，比如，現在我們從音樂廳現場聽到由魯賓斯坦演奏的肖邦《夜曲》第一首的鋼琴曲，演奏者彈奏琴鍵發出的每一個音響發聲之後都會消失，但在我們的聽覺體驗中，當下一個音符彈奏響起時，上一個已經消失的音符仍然滞留在我們的腦海中，甚至這種遺存的音符還會進一步回溯到一個已經消失的音響鍊，這種不斷消失和在場的音響蹤迹在我們的主動音樂構境中連續起來，才讓我們聽到完整的肖邦經典傑作的優美旋律。在胡塞爾那裡，他将這個由主體在現場剛剛聽到的正在消逝的音響指認為主體體驗中的初始持存，也叫第一持存或原生持存。這是音響在人體内部的直接在場。可是當我們在音樂會結束後，在腦海中再回響起這首《夜曲》音樂的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下發生的聽覺經驗，而已經是對我們過去音樂記憶的重新激活，胡塞爾将其指認為“重新回憶中的第二持存”。但是，胡塞爾簡單排除了主體從沒有直接體驗過的“過去的蹤迹”，比如那時剛剛開始出現的音樂唱片，它們并不是我們曾經經曆過的過去（體驗），而是作為我們體外的後種系生成的增補存在的義肢性技術。我們今天從CD或者硬碟中重新播放的《夜曲》，既不是主體直接體驗的原生記憶，也不是主體回憶自己直接體驗的間接發生的第二記憶，而是一種外在于主體體驗的第三記憶。斯蒂格勒說，這正是胡塞爾忽視掉的東西。他極其興奮地将這種第三記憶命名為“第三持存”。這也是他自己全部技術哲學的重要基礎。斯蒂格勒認為，海德格爾也忽視了這個作為支配了我們存在本質的作為第三持存的外部技術。

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性反思

在提出自己原創性的第三持存論之後，斯蒂格勒迅速轉移到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性反思中來。在斯蒂格勒看來，今天資本主義的數字化生存中，許多重要的存在構序都來自于最基本的電子化第三持存載體的深刻變化，斯蒂格勒試圖從現象學和存在論的視角剖析這些技術義肢的本質，以鑄就對當代數字化資本主義批判的全新理論基礎。在斯蒂格勒看來，今天的數字化資本主義徹底改變了傳統社會生活的構式方式和基本質性，模拟－數字化網絡資訊技術構序所生成的先天現實綜合築模，造成了存在本身的脫與境化和光速急迫的突現特征，這種對此在在世的非現實重新構序，遠端登入的在場性，同時消解了空間意義上的領土和現實關系中人的在場狀态。今天網絡虛拟現實中的義肢性是一個全新的問題。主體存在本身被義肢化了！在我們每從智能手機上的微信登入中，主體在場已經不是真的此在在場，而是一個電子化的虛拟主體以網絡方式在場，數字化構序存在替代了生命負熵。海德格爾那個“此時”，“在這兒”全部被延異化了。我們明明坐在父母親的飯桌上，卻低頭于自己的智能手機，這是可怕的在場中的不在場。一個網上界面上的兩個馬甲的相遇，可能是美國東部時間和中國中原標準時間的構序的同時性，也會是兩個完全異地的電子持存共在。在這種新型的虛拟網絡存在中，形而上學迷失了什麼？存在本身迷失了什麼？如果在康德那裡，先天觀念綜合構架給予了我們在時空中被座架的現象直覺，那麼，由“影像工業、遠端在場工業和虛拟現實工業”構序起來的他性綜合，也像一種先天構架構序出一個虛拟時空中全新的直覺世界。

其實，斯蒂格勒的觀點并不隻是理論假設，而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現實。我們從醒來到睡去的所有清醒的時候，通過智能手機終端和電腦螢幕，可以在任何一個時間和空間中登入，不同的匿名主體可同時在中原標準時間和倫敦時間的異地在場，全屏的拟真影像存在和内爆的大量資訊，成為我們直覺和知識世界的先天綜合構架，在我們遭遇世界之前，這一已經無法擺脫的數字化先天綜合已經通過自動整合座架了我們可能看到、聽到和觸到的世界和一切現象。康德那個“自然以一定的形式向我們呈現”的觀點，現在被改寫成存在以網絡上的智能手機和電腦螢幕的構序形式向我們呈現。斯蒂格勒說，今天的資本正是利用了數字化網絡這一新的外部持存中的主體異化，讓我們成為新型的無腦兒，受制于金錢和物欲，成為智力上的無産階級貧困化。

一方面，斯蒂格勒說，現在我們已經逃脫不了網絡資訊技術構序起來的令人炫目的資本主義新世界，在數字化的時空綜合中，構序個性化的主體性時間流被徹底摧毀了。作為個性化内部結構支撐點的欲望（désir）被摧毀了。你以為是自己想要的東西，其實不是。拉康曾經讨論過的那個“僞我要”（虛假需要），現在以全新的數字化幻境制造出來。如果你不想與世界隔離，你就得一遍遍地跟着更新電腦和手機中的作業系統，否則你将不能使用你看到聽到世界的數字化綜合構架。但當你順從地不斷更新時，你則被編碼進數字化資本編織的“程式設計工業的巨流”中，成為任人宰割的使用者群體之中。我們可以想一下，完全可以使用的電腦和手機，在硬體換代和頻繁的系統更新中被人為地宣判死刑，正因為我們都不想落伍，都不想被這個網絡資訊世界革除。

另一方面，如果說早期的殖民主義背景下的世界貿易，多為明目張膽的強買強賣，再不行就直接武裝開道，有如1840年前後，老牌帝國主義打開中國國門的樣式，鴉片戰争和八國聯軍對北京屠城中的表現。可是在20世紀帝國主義争奪殖民地和世界霸主地位的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後來的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的手段則改為溫柔的說服技巧，直接的搶奪和欺騙不見了，資本家變成了最會講誘人故事的高手。在斯蒂格勒看來，今天已經構序起來的網絡和程式設計技術築模之上出現的多媒體視聽手段，将這種說服技巧上升到一個無以複加的高度。人們為什麼會發瘋一般地購買那些毫無個性的世俗化、均質化的工業文化産品？有如中國的一些婦女在世界各地奢侈品店中搶購名牌包，全世界的“果粉”永不停息地追逐蘋果公司的各類新産品。斯蒂格勒的答案是，今天數字化資本主義中的圖像和聲音的技術與資訊技術、電子通信互相結合，在講述故事時具有了一種極為特殊且前所未有的力量，激發了人們對故事的信仰。人們并不知道，美國式的快餐遍及全世界，看起來，它隻是在賣漢堡和炸雞，但卻從孩子們初步開始構序的生活中深深地布展一種“麥當勞化”的講故事的方式。

有時候與斯蒂格勒讨論學術問題，講着講着就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常說起的那句話：“閣下，說的正是你的事情。”斯蒂格勒不同于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地方，是他會想到了就親自踐行。近年來，他在法國成立的組織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例如工程師、哲學家、經濟學家等，聯合研究以及尋找一種新的工業精神。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了一家叫“創新與研究中心”的非營利機構，組織了一批工程師、程式設計人員發展研發出不少以合作為主題的軟體，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記，建基于推特的辯論平台等等。這些都是在嘗試去探究非資産階級意識形态之下的後工業社會發展的前景，以及科技的解藥性，進而引導一種新的個性化，從根本上超越數字資本主義的奴役，建設一種全新的知識共産主義。我以為，這是斯蒂格勒的激進思想和實踐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部分。這一改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左翼學者那種将批判構境僅僅停留在書本和空洞的激憤中的烏托邦憧憬，這是一種對現實革命實踐道路的實驗和有益探索。2018年夏天，我們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旁的會議室共同舉辦學術研讨會時，我見到了他的這群各行各業的戰友們。斯蒂格勒真的很努力。

貝爾納，我還記得去年對話結束時你那充滿自信的目光，你曾經是那麼陽光向上的抗争者，可是，你怎麼就放棄了？用策蘭的詩性話語，你已在那光亮之中，希望煙飛雲散之處，灑向世界的，還是人性中的柔情和不屈。

願上蒼厚待每一個緻善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