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人在泰昌、天啟初年,一度掌握了朝政大權,但是他們除了啟用大批被罷黜的東林黨人之外,就是打擊異己,排斥齊、楚、浙、宣、昆黨人員,面對迫在眉睫的緊要軍國大政,他們卻碌碌無為,拿不出一套有效的應對措施。
這種情況,在魏忠賢被打倒後的崇祯初期,表現得也相當明顯。面對危局,東林黨人眼光短淺,沉迷于黨派之争,拼命維護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團,進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魏忠賢
東林黨人在萬曆末期曾經遭受打擊,因為他們對朱常洛父子的大力支援,泰昌和天啟初期,他們又得以重新掌握朝中大權。
天啟初期,最能展現出東林黨人黨同伐異的就是天啟三年(1623)的癸亥京察事件。面對遼東危急局面,朝中掌權的東林大佬們推薦了遼東巡撫王化貞去挽救危局。可是,這王化貞昏招疊出,最終導緻遼東遼西大片領土落入後金之手。面對接二連三的慘敗,熹宗朱由校再也坐不住了。他于天啟二年(1622)二月,也就是廣甯淪陷一月之後,下了一份诏書痛斥朝中官員,大意是國家危急,你們還在搞黨争,不辦實事。廣甯的陷落,就是因為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不和,希望你們吸取教訓,不要重蹈覆轍。
兩個月之後,朝中黨争依舊,熹宗再也按捺不住,下達了最後警告:你們不顧朕的勸誡,依然沉迷黨争,自從努爾哈赤崛起以來,朕兢兢業業操勞國事,你們卻整日裡結黨排斥異己,如果再這樣下去,朕隻好以國家大法來收拾你們了。
以東林黨為首,朝臣們還在紛争不已,并且各種謠言不休,熹宗豈能不氣不急?朝中的東林黨面對皇帝的一再警告,不理不睬,終于走上了絕路。天啟三年是京察之年,也就是對朝中官員進行統一考核的年頭,這年農曆是癸亥年,是以這次京察被稱作癸亥京察。
▲熊廷弼
主持京察的是東林黨人、時任吏部尚書的趙南星。他背後是以首輔葉向高為首的一批東林黨人的支援。萬曆二十一年(1593),擔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的趙南星就曾經在京察中排擠了一大批非東林黨人士。
在趙南星的了解中,京察就是君子和小人之争。評價朝廷官員的好壞,不是以政務能力為标準,而是以東林黨制定的道德标準為衡量尺度。簡單來說,東林黨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其他反對東林黨主張的就是道德敗壞的小人,一切以黨派為标準,這就使得京察徹底淪為了黨争的工具。天啟四年(1624)二月,京察結果公布,共有三百三十八名官員被彈劾處置,這其中大部分是與東林黨人為敵的“小人”。
其中為首的是趙南星口中的“四兇”,也就是反對東林黨人的首領人物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四人。除了與東林黨對立的黨派以外,還有一些沒有結黨,但是與東林黨意見相左的人,也被一并趕出了朝廷。
在這種情況下,東林黨人通過排斥異己,大有一統朝堂之勢,一黨獨大。這樣一個不顧國家危局,一切以黨派利益為标準的集團就要全面掌握朝廷大權,作為皇帝,熹宗朱由校再也坐不住了。皇帝下定決心要整肅清理東林黨人,随着一個人的被捕入獄,一張大網開始全面撒向東林黨人。天啟四年(1624)四月,東林黨關鍵人物汪文言被魏忠賢下令逮捕入獄。汪文言官職雖然不大,僅是從七品的内閣中書,但是他身處中樞機要之地,是東林黨的資訊傳遞員。
汪文言人品本就不堪,他在擔任黃山縣城看守庫房的小吏期間,就因為偷盜庫房銀兩被判充軍。汪文言半路潛逃,到了北京,結識了東林黨人、内閣中書黃正賓。黃正賓推薦他到太監王安身邊做事。
▲吳亮嗣
移宮事件中,汪文言在王安和楊漣、左光鬥等人之間充當傳話筒為東林黨立下了赫赫功勞。
魏忠賢逮捕汪文言的罪名,是他接受了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賄賂。熊廷弼因為與王化貞的義氣之争,放棄了錦州、甯遠之地,退守山海關一線。朝廷規制嚴厲,失土之責是熊廷弼必須要承擔的。
熊廷弼入獄被判處死刑,他為了自保,拿出四萬兩銀子求汪文言在朝中為他打點,免除其死罪。
汪文言拿到四萬兩,自已扣了一半,拿着兩萬兩去找魏忠賢,請求保住熊廷弼的命。但是沒有想到,魏忠賢卻沒有收這筆錢,還将汪文言抓了起來。
素材來源：《大明史》 作者 ：鄭雲鵬
圖檔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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