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9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辛德勇應邀在山東省曲阜市新金石學研究所演講，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講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興來到孔子故裡，到這裡和大家見面，交流閱讀金石文獻的心得。單純就中國古代的碑刻而言，齊魯故國更堪稱發源之地。秦始皇東行刻石，就主要集中在這一區域；到東漢時期石刻文化全面興起之際，這裡更是舉國上下最為繁盛的碑刻中心。
不過慚愧的是，我對各種石刻文獻都沒有系統的了解，更缺乏深刻的認識，今天，隻能就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向各位讨教，和大家交流。
這個問題，也和我們山東有關；更清楚地講，是同魯西南菏澤地區的漢代碑刻及上古曆史有關。
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期系統地記述古往今來的曆史，始自所謂五帝時期，其中有一位帝君，稱作“堯”。這“堯”到底是個什麼人、甚至是個人不是個人，至少到現在還沒有什麼人能夠說得清楚。
譬如，按照《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即堯居帝位七十年後發現了舜；再過二十年，令舜代攝其政，自己避居于旁二十八年後離世而去。這三個年數相加，已得年一百一十八歲（若前後兩個時段的銜接時間有一個或兩個是在當年，也可能是一百一十七歲或一百一十六歲），再加上堯即位時已經是十六歲的大小夥子了（唐孔穎達等《尚書正義》卷一），這樣他應該享年一百三十四歲上下。你相信這是人麼？反正打死我我也不信。這麼大年歲，不是神仙，就是鬼怪，反正他不會是一個活人。
那麼，這是怎麼一回事兒呢？這是古史的傳說時代。由于當時沒有文獻記載，僅僅依賴口頭傳說，其曆史叙述有很多虛誕無稽之事。即以與堯同在《史記·五帝本紀》的黃帝、炎帝而論，其由天神而下降人間的迹象便是十分明顯的。帝堯其人其事也同樣無從征實。
司馬遷自己說：“《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史記·五帝本紀》）關于“總之不離古文者近似”這句話，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隐》解釋說：“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
這段話告訴了我們什麼？它告訴我們：第一，在司馬遷看來，《尚書》載述的史事，相對而言，是比較可靠的，其他文獻則不盡可信，而《尚書》載述的史事正是從堯開始的；第二，雖然東南西北天下各地都有堯以及黃帝和舜的傳說，但這些地方互相之間的風俗教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兒，這意味着他們同帝堯的血緣與文化關系不同、他們講述的帝堯也各不相同，至少是不盡相同。
司馬遷在談論自己撰著《史記》這部書的宗旨時概括叙述說，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太史公自序））。聯系這一情況，我們更可以看出，司馬遷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審慎判别，才以《尚書》和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系姓》等為主，“擇其言尤雅者”，寫成了這篇《五帝本紀》，其中也包括對堯生平事迹的記述。
盡管司馬遷盡可能地做到了一位職業史官應有的嚴謹，但這實際上隻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做法，即所謂傳說時代的曆史隻能是這樣。真真假假，渾然一團，誰也沒法說個清清楚楚，隻要後世學者不把這段曆史記述同後世的信史同樣看待，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任何一個地區的曆史，在其沒有文字記載的啟始階段，都隻能這麼寫。
然而令人十分不解的是，那些總是強調考古發現對研治史事的價值要大大高于傳世文獻記載的考古學家，不知為什麼，偏偏總喜歡把與傳說時代相當的考古文化、特别是聚落遺址同舊史傳說聯系到一起。神堯聖禹，就都是他們很喜歡牽連附會的上古帝君。
在這方面，若幹年來考古學界一項盛行的說法，是把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指認為堯的都邑，也就是所謂堯都。人們這樣認識的理由，是曾有文獻記載說堯都平陽，而古代的平陽就在今天的襄汾陶寺這一帶。這樣的認識，可以稱之為“山西平陽堯都說”。
說者言之鑿鑿，聞者亦多信以為真。可這樣的認識真那麼合理可信麼？
如前所述，關于這位帝堯，傳世文獻中最顯切實、也最為原始的記載，不是《尚書》，就是《宰予問五帝德》和《帝系姓》，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堯的記述，就是本自這些文獻，而這也是後世談史論史者直至當今學人所能了解到的對帝堯生平事迹最全面、最系統、也最權威的記載。
在曆史上真實存在的帝堯，或者說這一帝君的原型，終究無法知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我們今天能夠努力闡明的，隻是他在古史傳說中的基本情況。不管帝堯其人以及所謂堯都是不是曆史上确實存在過的真事兒，古今學者在論述堯的活動地域和堯都問題時，理應以上述内容作為基本依據，現代考古學家也不例外。不然的話，這話就無從談起——即論者若是在此之外别采他說，你又根據什麼能夠輕易排除《尚書》以至《史記》的相關記載呢？至少我在這裡論述堯都問題，是沒有緣由能夠徑自抛開《尚書》以至《史記》的記載而另辟蹊徑的。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審視漢碑當中與堯都相關的銘文，或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豐富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談到以古代石刻銘文治史，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在内，很多人一下子就會想到新發現、新出土的碑石或是墓志。因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學術圈内就彌漫着高度仰賴新材料、競相争搶新材料的風氣，甚至非“新”不成文，無“新”不論事兒（實在找不到新材料，你也得從太平洋彼岸踅摸一套“新方法”）。要是沒有新材料，你就是寫了、論了，人家也不屑于看。可在我看來，正常的曆史研究絕不應該是這樣，醇正合理的石刻文獻利用形式也不會是這樣。
伴随着金石學研究在北宋中期以後的興起和發展，漢碑銘文早已成為傳世文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北宋中期歐陽修撰著的《集古錄》和北宋末年趙明誠撰著的《金石錄》，由于碑刻研究還剛剛起步未久，兩書的著錄都很不全面，研究的深度更相當有限。至南宋學者洪适撰著《隸釋》和《隸續》，才開始系統、規範地著錄碑刻，也把碑刻研究推向深入（事實上這種變化同兩宋之間史學研究風氣的變化是同步的，即進入南宋時期以後，史學研究特别注重對具體史事真實性和準确性的追求）。洪适這兩部書，也成為傳世石刻文獻中的高水準代表性著述。盡管繼此之後還有不少漢碑的發現、著錄和研究，但對于我來說，直至今天，洪适這兩部著述仍然是利用漢碑治史的首選書籍。
稍習兩漢曆史研究狀況的朋友都應該能夠知道，相對于西漢，東漢的研究狀況一直要相對清寂很多，也要相對滞後很多。其中一項重要展現，就是對漢碑的利用大大不足，而在材料來源方面，就連《隸釋》和《隸續》所著錄的碑文都鮮少被認識，被利用。這是很不合理的，也是很不可思議的。
下面，我就主要借助《隸釋》著錄的幾通漢碑，談談我對堯都問題的認識。
《隸釋》開篇展現的第一通石碑，題作《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這通碑文，更早著錄于歐陽修的《集古錄》，惟題作《後漢堯祠祈雨碑》（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二）。這兩種著錄形式的差異，是一稱“堯廟”，一作“堯祠”。不過稍習漢碑者都不難看出，這兩種碑題，不管哪一種，都不會是碑石上固有的篇題。據碑文，此碑在東漢濟陰郡成陽縣。《隸釋》中接下來著錄的第二通石碑《帝堯碑》，同在成陽，應與前碑同立于一處，而碑文内有“造立靈廟”和“即堯陵廟”的語句，因知二碑應立于堯廟而非堯祠。雖“祠”字亦有“廟”義，這通碑文裡也有“大祠”的說法，但在這裡，考慮到帝堯的身份，還是應當以“廟”為正，歐陽修《集古錄》“堯祠”的題法不夠确切。
清同治十年洪氏晦木齋刻本《隸釋》
關于碑文叙事的主旨，也就是豎立這方石碑的用意，究竟是記述修造堯廟的事功，還是載錄在堯廟祈雨的效驗？在我看來，應是前者，即歐陽修《集古錄》拟定的篇題也不妥當，還是《隸釋》的題名更為準确。
此碑上石于漢桓帝永康元年修治堯廟完工之際，而其具體月日久已泐損不存。不過桓帝在延熹十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康（《後漢書·桓帝紀》），故延熹十年與永康元年實際上是同一個年份（即前半年是延熹十年，後半年更為永康元年），其刻碑立石，自在這一年六月庚申之後。
按照碑文的記載，先是濟陰郡太守孟郁于延熹十年仲春二月來屬下成陽縣堯廟祈雨，“行禮未周，則景雲四集，翔風膏雨，實時大降，嘉澍優沾，利茂萬物。陰陽和協，百姓賴福”，孟郁“知聖堯精靈與天通神”，于是率成陽令佐興工修治堯廟，并得到當地仲氏家族大力贊助。迄至功成，九月之間，連續三次接奉诏書，都與祠祀帝堯相關。自二月祈雨，再經曆九個月的施工，時間應已至當年十一月。故此《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之立，當在永康元年十一二月之間，而碑文所載孟太守祈雨之舉，不過是修治堯廟的緣由而已。
好了，弄清這通石碑的名稱應該叫什麼，是想向大家說明漢桓帝時期朝廷在濟陰郡成陽縣設有堯廟。東漢朝廷在這裡設立堯廟，是因為當時人以為所謂堯陵就在這裡，朝中大臣們尤其這樣看待此事，不然是絕不會這樣做的。此《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即謂濟陰太守孟郁“聞帝堯陵在成陽”，是以才會有拜廟祈雨之事。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郡成陽縣下記雲：“有堯冢、靈台。”這“堯冢”當然就是所謂堯陵。
所謂堯陵當然是帝堯去世後安葬的地方，而帝堯不僅葬于斯，死于斯，還生于斯。《續漢書·郡國志》記載的“靈台”就是堯母的陵墓和祠廟，《水經·瓠子河注》稱成陽堯陵“陵南一裡有堯母慶都陵”。《隸釋》卷一著錄的《成陽靈台碑》，是在前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和《帝堯碑》兩碑之後，镌制于靈帝建甯五年五月。這通碑文載述的是廷尉仲定在奏請朝廷之後率濟陰郡太守審晃、成陽令管遵等修治堯母慶都陵寝的情況，乃謂“慶都僊殁，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台。上立黃屋，堯所奉祠”。
生下堯的媽葬在這裡，堯自己也死在這裡，那麼帝堯活着的時候，又居處在什麼地方呢？《續漢書·郡國志》載濟陰郡定陶縣“本曹國，古陶。堯所居”。無獨有偶，東漢人許慎在《說文》中解釋“陶”字的語義，亦謂“陶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号陶唐氏”。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向我們表明，用“居”字來表示君王的居處之地，是當時通行的用法，而這種君王之居，或為都城，或屬行都，都與上古時期都城性質的城邑相關（别詳拙稿《楚居與楚都》，收入敝人文集《舊史輿地文編》）。又《世本》專門開列有“居篇”，也是載述君王的都邑。
濟陰郡下的定陶、成陽兩縣，南北毗鄰，故成陽縣内的堯陵、堯廟和堯母慶都陵靈台等與此堯城猶如同處一地。兩相結合，互相參證，足以認定《續漢書·郡國志》和《說文解字》兩書中帝堯居處的堯城就應該是所謂堯都。相對于前述“山西平陽堯都說”，這樣的認識，可以稱之為“山東定陶堯都說”。
今天我在這裡和各位談漢碑與堯都的關系，闡釋《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帝堯碑》和《成陽靈台碑》這幾通石碑的銘文，核心目的，不是為了講述東漢時期濟陰郡定陶和成陽地區的堯城、堯陵、堯廟以及堯母慶都的陵廟，而是想要借助這幾通石碑的銘文，來說明如下兩項内容。
第一，以這些碑銘為線索，追溯堯城、堯陵、堯廟以及堯母慶都陵廟的曆史淵源。
上述幾通石碑中，年代最早的是漢桓帝永康元年底镌制的《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如前所述，碑文述及濟陰郡太守孟郁于延熹十年仲春二月赴成陽堯廟祈雨事，并謂因得帝堯神靈佑助而天降膏雨，孟郁是以而修治堯廟。據碑文，知當時修繕的有大殿、殿牆和殿前階陛欄楯等附屬設施，工程量顯然不是很小，表明這次整修前其損毀應當已經比較嚴重。
前此八十二年的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醜，“帝耕于定陶。……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台”（《後漢書·章帝紀》）。這裡所說“唐堯”就是帝堯，漢章帝在親耕定陶時連帶派遣使者到成陽靈台去祠祀帝堯，是因為如前所述，定陶乃堯都“堯城”所在，因臨幸堯都而祭堯，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過章帝的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台”而不去堯廟，顯示出堯廟當時或破敗更甚以至無法祠祀，是以才會到堯母廟靈台去祭堯；至少當時靈台堯母廟的情況會比堯廟好很多。
不過到了八十多年以後濟陰太守孟郁前往成陽祈雨的時候，靈台堯母廟的情況也并不比堯廟更好，其頹敗狀況應當已經也很嚴重。于是，在孟郁修治堯廟五年之後的靈帝建甯五年，濟陰郡守審晃和成陽縣令管遵乃興工修整堯母之廟。《成陽靈台碑》所載即此番重修靈台堯母廟之事。
《成陽靈台碑》講述此靈台堯母廟的遞變經曆說：“三代改易，荒廢不修；五運精還，漢受濡期。興滅繼絕，如堯為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所謂三代之事，是誰也講不清的，也就聽他說說而已。其餘内容，大意謂西漢始在此祠祀堯母慶都，而後又中斷于王莽之時。既已祠祀堯母，自然不會棄置帝堯于不顧，是以當時必定一并在堯陵建廟設祠。《帝堯碑》有銘文謂帝堯“功成告讓，遂禅舜黃（皇）。聖漢龍興，缵堯之緒，祠以上犧。暨于亡新，圮漢之業”，講的就應該是堯廟所遭遇的同樣經曆。《漢書·地理志》在濟陰郡成陽縣下寫有同前述《續漢書·郡國志》大體一緻的内容，謂當地“有堯冢、靈台”，展現的就是這樣的情況。另一方面，堯廟的祠祀也會與堯母廟一樣，在王莽時期中止不行，廟宇也随之頹壞破敗，而這就應當是章帝元和二年在靈台祠祀帝堯時所面臨的窘迫局面。隻是與堯廟相比，當時靈台堯母廟的狀況要略微好一些而已。這種局面，直到延熹十年濟陰郡太守孟郁來成陽祈雨時才相繼發生改變。這就是上面所述我們從《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等漢碑中看到的情況。
進一步追溯西漢在此建廟祭堯的因緣，這應該同劉邦登基做天子具有直接關聯。
在《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帝堯碑》和《成陽靈台碑》這三通碑銘中，都提到了劉氏為帝堯之後這一情況。《帝堯碑》所謂“聖漢龍興，缵堯之緒”，把這一點展現得更為清楚。
所謂“劉為堯後”，這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一個重大而又複雜的問題。最早見于《左傳》的記述。在《左傳》中，共有三處相關的紀事，分别見于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和昭公二十九年。
由于《左傳》廣泛流布于世的時間相對較晚，晚近以來有很多學者以為這些内容有假，應當是王莽為以“禅讓”的形式來攘奪漢家帝位而刻意添加進去的。這是因為劉氏既為堯後，以帝舜後人自居的王莽就可以順乎天運接受漢帝的禅位了。
然而這種說法隻是一種無端的揣測，事實上并不能成立。讓我們看看劉邦登基做皇帝的地方，就能夠很容易地了解“劉為堯後”的真實性。
劉邦以一介平民竄升至天子之位，這可以說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曆史性事件。因而在哪裡舉行登基典禮，絕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兒，不是在哪裡都行。可令人詫異的是，劉邦竟然在“陳下決戰”（即史籍中舛誤的“垓下之戰”）後由東南向西北傳回洛陽的路上，就在路邊的“泛水之陽”舉行了這個典禮。乍一看，就像被水火之事弄急了，随随便便在路邊去了一趟廁所。
那麼，這個“泛水之陽”是在哪裡呢？——它就在定陶附近！這我們就好了解了。
顯而易見，劉邦特意選擇在這裡即位做皇帝，就是因為定陶曾是堯都的所在。劉邦是想以此來彰顯其身登帝位系血脈裡的基因所定，也就是說這本是天定的事兒，紅色血液裡的赤色基因，注定他一生下來就該做天子。班固的老爹班彪，在兩漢之際寫過一篇《王命論》，論述劉氏據有漢家天下的曆史必然性，謂“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征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漢書·叙傳》），這“帝堯之苗裔”五字，就是把劉邦的神聖血統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蓋劉氏既為堯後，在帝堯的舊居陟升帝位，不過是光複祖宗舊業而已。這樣，更容易讓天下群眾接受他這個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和大家一樣的平民皇帝。西漢朝廷在濟陰郡定陶、成陽一帶興修堯廟、堯陵等項建築，當然也是為了彰顯他劉家人做皇帝乃是天命所歸：趙家人做過了皇帝，就該輪到他劉家了。《帝堯碑》中“聖漢龍興，缵堯之緒”那兩句話，講的不就是這個意思麼？
看到劉邦能夠這樣想，這麼做，我們就應該明白：帝堯立都于定陶，應該是在秦朝廣泛流行于世的說法，不然他就沒理由這樣做；若是進一步向前推溯，由于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樣一種觀念的普遍流行，需要較長一段時間，而秦祚短促，人們心目中這樣的觀念，應該可以再上溯到戰國時代。
由此看來，上述《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等成陽三碑以及傳世文獻所記帝堯安葬于陶邑，以及西漢以來在與之臨近的成陽立廟祠祀，這些事兒也是淵源有自，一定出自一個很早的古史體系。
另外在這裡還附帶說一下，《水經·瓠子河注》記載說：“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祠）堯妃也。……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祠。”這告訴我們直至西晉永嘉年間，官府對成陽堯陵堯廟的祭祀仍然持續未斷。請注意，這“自漢迄晉”的諸多“二千石及丞尉”，代表的乃是官方的認識和立場。
第二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剛才提到的官方的認識和立場問題。
如前所述，司馬遷為我們留下的關于帝堯的記載，是以《尚書》和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系姓》等儒家經典作為基礎和主幹的，這是儒家的主流傳統，也是後世學人所能了解到的對帝堯生平事迹最權威的記載。
睜開眼睛，正視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遵循這一儒家傳統為我們展現的脈絡，在論述帝堯所謂都城這一問題時，我們尤其要重視東漢時期儒學家們的态度，看他們是怎樣解讀《尚書》和《史記》等文獻的記載。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東漢時期在成陽最早修複堯廟的官員，是《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所記述的濟陰郡太守孟郁。東漢時期，随着儒學思想浸透到社會各個層面，各級官員也主要從儒生當中選用，修治堯廟、堯母慶都陵廟的這些官員也應如此。
不過由于所受經書的不同，這些儒生們也都有各自專攻的方向。真是無巧不成書，《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清楚講述說，這位孟太守乃是專門“治《尚書》”且“博覽衆文”，能“窺極道之要妙，遊觀六藝之原據”。所謂“六藝之原據”，我了解，也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種儒家經典的理據和淵源，帝堯的生卒居葬之地自然也要包含在内。看到濟陰太守孟郁這一經學背景，我們也就更有理由相信，帝堯的都城在濟陰定陶，這應該是東漢時期儒學的主流認識。
如前所述，濟陰太守孟郁修治堯廟，本是奉诏而行，廷尉仲定等修治堯母慶都陵寝，也是由廷尉仲定奏請朝廷之後才得以施行。這些情況都更明确地表明了東漢朝廷對堯都、堯陵和堯廟的認知，而朝廷這種态度更能展現當時儒學和社會的主流觀念都把定陶、成陽一帶看作是帝堯活動的核心地域，是以堯都、堯陵和堯廟才會設定在這裡。若是再聯系前文所述元和二年章帝親耕于定陶并派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台”的情況，就可以更加明晰地認定這一點。因為皇帝是這個國家至高無上的主宰，他的親力親為，自然愈加凸顯當時社會的主體觀念。
上述兩點，就是我從《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等三通成陽漢碑中解讀出來的新認識。這樣的認識，無疑大大增強了“山東定陶堯都說”的正統性、權威性和可信性，也大大凸顯了堯都定陶的悠久淵源。當然，我也知道，對于那些笃信“山西平陽堯都說”的考古學家和曆史學者來說，是很難接受這一看法的。
對此，我需要再一次強調指出，若是脫離《尚書》以至《史記》這一體系以及漢儒對它的解釋，人們在其他地域發掘到的考古遺址無論多麼壯觀，也同帝堯的都邑無關。換句話來講，若是沒有充足的理由排除上述這些“山東定陶堯都說”的重要依據，其他地區所謂“堯都”都是難以成立的。
至于傳世文獻中那些支援“山西平陽堯都說”的記述，以後有合适的機會我還要做具體的闡釋。簡單地說，我認為這些内容應是出自魏國的史學著述，或者說這些内容乃是出自魏國史官的建構，這是與《尚書》以至《史記》的記述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古史傳說的體系。
好了，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2021年8月7日記
2021年8月19日改定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