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1927年生，江蘇南通人。
中國著名曆史學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史學教材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哲學史和文化素質教育研究，在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和教學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研究及學術上司經驗，主持過一些重大科研項目。2016年10月29日榮獲“國學終身成就獎”。
曆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曆史學科組成員、國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曆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陝西省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省高校研究所學生教育協會副主席、陝西省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兼職研究員或教授、陝西省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陝西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
現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人物履曆：
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讀研究所學生。
1951年在重慶教育學院任教。
1952年在西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1980年晉升為教授。
1984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準許為博士生指導教師。
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任西北大學曆史系主任。
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任西北大學副校長。
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任西北大學校長。
2001年至2003年任華中科技大學曆史研究所所長。
學術方向：
研究方向是中國儒學史,宋明理學史,中國近代思想文化,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明理學史”,“中國儒學思想發展史”,“中國近代學術史”,“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研究”等課題研究。
長期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50-60年代，他協助侯外廬先生整理《中國思想通史》1-2卷，後來又同侯外廬、邱漢生共同主編了《宋明理學史》，成為史學界著名的侯外廬學派的領軍人物。
學術成就：
8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編的著作有：
《中國思想史》；
《中國思想學說史》；
《中國曆史大辭典·思想史卷》；
《中國儒學思想史》；
《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思想文化史》；
《中國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
《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
《陝西通史·思想史卷》；
《中國曆史》（六卷本）；
自著有：
《顧炎武》；
《儒學、理學、實學、新學》；
《春鳥集》；
《中華人文精神》。
主編《華夏文化》雜志。
榮譽獎項：
1988年12月被評為陝西省優秀博士生指導教師。
1988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
1989年10月榮獲陝西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号。
1997年張豈之教授主編的《中國思想史》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
1999年9月張豈之教授參與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榮獲原國家教委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國家社會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
1999年12月張豈之教授參與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榮獲首屆郭沫若中國曆史學獎榮譽獎。
2016年10月29日榮獲“國學終身成就獎”。
社會影響：
張豈之：現在中國沒有國學大師
張豈之登上“全球通名家講談”講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人們不要稱他為國學大師。“給我這個桂冠不适合，我達不到這樣的水準。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他有幾頂桂冠，其中一頂就叫‘國學大師’，季先生公開跟媒體講這個桂冠對他不太合适。我的老師90多歲了，都不敢用，我今年才80歲，當然更不能用。”
慎用“國學”一詞
張豈之曾在《人民日報》上撰寫過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沒有人号召，也沒人推動，‘國學熱’近些年悄然興起。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不研究曆史文化，不研究國學，就談不上文化的複興。是以，一定程度上，這股熱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識覺醒的展現。”
而在這次演講中，張豈之則強調了他的最新觀點——慎用“國學”這一概念。“1927年，王國維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後，由于學科的分類，直到現在中國沒有再産生國學大師。這不是說後人不如前人，而是說現在沒有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了，有的可能是中國文學史專家、思想史專家，或者是中國哲學史專家、中國美術史專家等等，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在1927年以後已經不存在了。”
張豈之還進一步提議，今後媒體也應盡量少用“國學”一詞，十七大上，胡錦濤主席的報告裡沒有用“國學”，而是使用了“中國文化”這個詞。“胡錦濤主席講‘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動力，提法非常深刻。而‘國學’含義不太清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了解，也會造成分歧。”
一位現場觀衆由此發問:“那麼傳統意義上的國學概念究竟是什麼呢？”張豈之用詳盡缜密的回答，将國學的起源、發展梳理了一遍。“3000年前的西周時期，沒有私人講學，教育機構全部由政府開辦，就叫做官學，也稱之為國學，是以國學的含義之一就是政府辦學。官學中沒有專門的教師隊伍，當時官吏就是老師，隻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百姓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官學壟斷一切的局面被孔子打破了，孔子是私人辦學，隻要交一定的學費，用他老人家的話來講，隻要你帶一點牛肉幹，給一點糧食，我就可以教你。孔子對教育的發展影響很大，他的學生3000多人，大部分不是貴族，而是平民百姓。19世紀西學東漸，中國有些學者為了差別本土文化和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才提出國學一詞。到20世紀初，有些學者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一下民族文化遺産，稱之為整理國故，是以清華大學1925年到1929年創辦了國學研究院，吳宓在國學院開學典禮上給國學下定義——國學者，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體。”
從“仁”到“和”
要在一個多小時内講清楚中國文化，實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張豈之從這個大命題中拎出了兩條主線，儒家與道家。張豈之認為，《論語》和《道德經》是中華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兩部著作。
張豈之把1.2萬多字的《論語》歸結為兩個字，“人學”。張豈之這樣解釋:“《論語》的中心就是一個:怎麼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人怎樣才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為自己做如下總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對自己人生的描述，成為後世劃分人生的标準。張豈之這樣分析:“孔子十五歲就立志學習，成為君子；到四十歲才不搖擺、不動搖；‘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事物發展軌道，即規律性，這個時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樣發展的；六十歲什麼話都能聽得進去，無論批評還是表揚都覺得對自己有好處。”說到這裡，張豈之話鋒一轉，“古人六十已經是高齡了，相當于現在的八、九十歲，我今年八十歲了，耳朵仍然不順，我喜歡聽好的，不喜歡聽不好的話。我達不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一個重要的價值觀是“仁”，孔子曾用四個字對學生解釋“仁”的含義:仁者夫妻。具體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這一點還不夠，真正的君子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你自己要站住腳必須使别人也站住腳，你自己要發達，也要讓别人把事情做成功，這是君子應有的氣度與胸懷。如果說 “仁”是孔子對君子修養的一個基本要求，那麼他的進一步要求就是“和而不同”，這也是孔子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價值觀。張豈之這樣解釋:“不同的方面互相結合，叫做和；沒有其他東西結合，單一的東西就叫做同。‘和而不同’與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一個含義，這一概念在國外受到熱烈歡迎。”
道家和儒家幾乎在同一曆史時期産生和發展。老子的著作《老子五千言》，也稱為《道德經》，裡面闡述的最重要的概念隻有一個字，“道”。張豈之很形象地解釋說:“道，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引申下來就是規則、規律。天地從無到有，天地中間這一塊空間，老子為它取名為‘無’。‘無’沒有形象，不确定大小，相當于量子力學中的‘不确定性’，萬物便從這不确定中慢慢産生。”老子這樣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張豈之認為老子從這樣的推論中告訴人們，天道是自然而然的，人應該學習天道，讓生活也變得自然而然。道家的思想在後世被尊奉為智慧的最高境界，并在不斷地與儒家思想互相滲入，構成中國文化的主幹。
警惕國學娛樂化
随着中國傳統文化逐年被人們重視，這方面的書籍和傳播管道也越來越多樣化，有觀衆現場向張豈之提問，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中國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播，怎樣才能讓國民将中華文化的精髓延續下去？
張豈之認為，今天光靠書本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大衆的需要。在大學裡開設中國文化課，是培養青年人文化觀念的一種手段，但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接觸傳統文化最便捷的管道是媒體。媒體用各種電視節目、影視作品、網絡資訊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速度。但讓張豈之憂慮的是，如果傳播的内容不加規範，國學也可能會淪為一種文化快餐，“文化快餐雖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深度的理性思維，僅僅停留在了表層的視聽享受上。長期吃這樣的‘快餐’，觀衆就會營養不良。是以，媒體開設國學的欄目，既要有講故事的能力，也要具備對史料的深刻了解，隻有這樣，對曆史的闡釋才能經得住曆史的檢驗。”
張豈之的憂慮不無理由，事實上，國學熱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問題。
此前曾有學者分析，這股熱潮反映出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人文教育的缺失，這使得人們渴望彌補自己在文化經典方面的不足，當然，大家希望補充速度越快越好，這就直接導緻了書市的一個現象:解讀經典的書熱銷，經典書籍的銷量卻十分平淡。對國學的過度娛樂化解讀，弊端更加明顯。從“脫身白刃裡，殺人紅塵中 ”，推論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因為“冷月葬花魂”，推論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諸如此類，嚴謹的考證成了書面的文字遊戲，趣味化開始劍走偏鋒，以緻走火入魔，這種傾向值得警惕。
張豈之希望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推廣的人們，“多做點踏實的工作，少點浮躁與喧嚣，國學複興的步伐，可能會走得更好”。
張豈之：王岐山沒有忘記着眼于曆史的經驗教訓2011年2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陝西看望母校西北大學老師張豈之。
來源:中國政協網
王岐山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曾公開提到或拜訪過兩位老師，一個是就讀西北大學時的校長張伯聲，另一個是當時的曆史系教授張豈之。他起碼兩次拜訪後者。
86歲的張豈之面容清癯，口音帶一點江南軟糯的拖腔。談及王岐山，他印象深刻——兩人在王岐山就讀西北大學曆史系時就已結識。
1973年，聯考早已取消，王岐山這批被推薦的工農兵學員入學時，已有20年教齡的張豈之因被視為“修正主義苗子”，隻被允許給考古專業開一門工具課。
在張豈之記憶裡，大學時王岐山愛講話、坦率、幽默，與同學和老師都相處很好。1977年，他卧病期間，已在陝西博物館工作的王岐山專門去探望。
2011年2月，他們在西安也見過面。王岐山到陝西視察，特意約他聊天。地點是陝西飯店，作陪的還有西北大學的現任書記和校長。
“見面後我問他，你最近讀什麼書？他說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我問為什麼要讀這本書？他講了幾點，說可以給我們一些曆史的經驗教訓。”張豈之說他當時還沒看過這本書，“他講了以後我再看，覺得他的介紹還是準确的。”
分别時，王岐山雙手攙扶着老師，一路把他送上車。張豈之送給王岐山自己編撰的《中國曆史》六卷本和《中國思想學說史》。
對這名國家上司中為數不多的曆史系學生，張豈之充滿期待。“一個學曆史的人後來去抓經濟，把潛在的才能發揮出來，很投入。現在他抓廉政，最近請了一些曆史學家在中央政治局學習會議上做廉政文化報告，講中國曆史上的廉政。”張豈之評價說，“看來他沒有忘記着眼于曆史的經驗教訓。”
讓王岐山獲得啟蒙的還有張伯聲。2009年，他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閉幕晚宴上的演講中，提到了他在西北大學時的校長張伯聲。
張伯聲是中國地質界的權威，也是地殼構造（中國）五大學派之一的發明人。王岐山知道他的身份後，和幾個學生一起去向他請教：“張校長，您怎麼就研究出來這麼一個了不起的科研成果啊？在全球都能夠站住腳，有地位。”
張伯聲告訴他們，他的靈感來自于一次出國坐船的經曆：他發現大海裡的波浪在湧動時不是直上直下，根據他的力學知識，他認為它們在以最省力的方式運動，于是推斷出“大自然地殼的構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運動”。他的“地殼波浪鑲嵌學說”也由此而成，并為國際所承認。
“我當時在學校是學曆史的，它讓我感受到曆史的潮流。人類曆史的潮流與大自然實際上有一樣的屬性。……我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就是順潮流而動。”王岐山說，“政治家也好，學者也好，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順應這個潮流，我看就能把事情辦好。”
2011年2月24日，王岐山在陝西飯店看望母校西北大學老師張豈之。
黃聖蘇整理。
版權聲明： 本号（站）釋出内容隻為網友分享交流。其中源自網絡部分，其版權歸原作者或原網站所有，如有不妥敬請持權屬證明通知我們及時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