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2021年5月11日上午10時國家統計局局長甯吉喆在會上通報：目前全國人口共有141178萬人。當然中國的人口資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資料：1990年中國的人口是11.4333億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人口是5.4167億。再往前的晚清民國時期并沒進行過系統的人口普查工作，但民間一般有所謂“四萬萬國民同胞”之說。
當時正處于全盛時期的大英帝國本土和殖民地加起來的面積約為3400萬平方公裡（占到了世界陸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可就是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的人口也隻有4到5億左右。這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在當時幾乎與遍及全球的所有英屬殖民地加起來的總人口差不多（這其中還包括人口衆多的英屬印度）。由此可見中國其實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了龐大的人口規模。
在人類的遠古文明中除了古希臘是海洋商業文明之外絕大多數遠古文明都是農耕文明。這些文明大多興起于水源充沛的大河沖擊平原，因為農業生産離不開充足的水源作為支撐。中華文明興起的黃河、長江中下遊沖擊平原可謂得天獨厚——古埃及和兩河流域都是四周多沙漠的地形，能與黃河、長江中下遊沖擊平原這樣大面積的沖擊平原相提并論的隻有印度的印度河、恒河沖擊平原。
這兩大沖擊平原是當時難得的适宜農耕之地，是以得以孕育出大量的人口。我國作為東亞文明的發源地早在7000年前就培育出水稻了。定居農業這種生産形式的出現使當時的中國比起很多尚處于原始刀耕火種生産方式的地區能養活更多的人口。西漢時期中國人口就已突破了5000萬。即使時至今日全球近兩百個國家中也隻有23個擁有5000萬以上的人口。
我國很早就形成了獨特的家庭倫理風俗。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在相當漫長的時間内可謂根深蒂固。這種觀念的形成和古代中國的國情密不可分：一個農業國家需要充足的壯勞力維持生産，隻有多生育人口才能維持家庭生計，進而實作老有所依的目标，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多子多福的觀念。與此同時朝廷的日常行政運作以及應對戰事也必須消耗大量錢糧。
是以朝廷會千方百計出台各種優惠措施鼓勵人們生育：越王勾踐對大齡男女的父母征收重稅、秦獻公嬴師隰廢除活人殉葬制度無不是為了充實國家人口。中華文明具有獨特的開放包容特性，以緻于匈奴、鮮卑、契丹、黨項等民族相繼被融合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這些民族的加入進一步充實了中國人口。這一系列因素導緻中國人口自古以來就始終在世界總人口中保持着相當大的比例。
然而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在曆史上也曾多次經曆過人口大規模滅絕的現象。中華民族是一個曾創造過璀璨盛世的民族，然而與此同時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曆史上無數次饑荒、瘟疫、地震等自然災害以及各種各樣的戰亂均曾造成人口的大規模減少。秦統一六國後統計全國總人口為2000萬，然而在經曆秦末漢初的亂世之後隻剩下了大約1300萬人。經過漢代初期的休養生息之後人口終于增加到了漢武帝時期的5000萬。
漢武帝時期的5000萬人口創造了中國曆史上的一個人口峰值紀錄——在此後的千年間中國人口再未突破過這一曆史紀錄。在經曆漢武帝與匈奴長年累月的戰争後漢帝國5000萬人口已銳減一半。在此之後雖有昭宣中興休養生息使人口數量有所恢複，然而在經曆兩漢之交的戰亂後東漢初期的人口大約隻有2100萬。到了東漢極盛時期人口已基本接近于漢武帝時期的5000萬。
然而黃巾起義的爆發以及之後的群雄割據混戰導緻中原大地“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到了公元三世紀魏、蜀、吳三足鼎立之時三國人口相加約為1660萬。西晉統一後通過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使人口逐漸接近了4000萬，然而在經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之後中國人口又銳減到1000萬左右了。在此之後華夏大地又經曆南北朝的紛紛擾擾，是以這一時期人口始終沒太大的增長。
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南北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進經濟、恢複人口的政策。隋朝全盛時期的人口已上漲到4600萬。隋炀帝時期的暴政以及農民起義造成了一定的人口減值，好在繼隋朝而興的唐朝又開創了貞觀之治。唐代經曆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女皇武則天、玄宗李隆基數代人的治理後邁向了全盛時期。這一時期與帝國的文治武功相伴随的還有人口的增長。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唐朝的人口統計資料為5300萬。這是千年來中國人口首次突破漢武帝時期的5000萬峰值，然而在經曆安史之亂後唐朝人口又銳減到兩千二百三十萬，唐朝末年爆發的黃巢起義又進一步導緻中國人口減少了1187萬。兩宋時期盡管在與遼、金的戰争中屢戰屢敗，但對發展國内經濟民生卻很在行。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國戶口統計資料為2340萬戶、12600萬人。
這是中國曆史上人口首次突破1億，然而在此之後華夏大地又經曆了靖康之變、元滅南宋、元明易代等戰亂。大約到了明萬曆年間中國人口已逐漸增長到1.97億左右，然而明末清初人口的戰亂再次導緻人口銳減：大量人口直接死于當時的戰亂之中；大量人口死于戰争年代的饑荒、瘟疫之中；幸存人口因為營養不良導緻生育下降；一部分反清複明人士及其後裔流落海外；戰亂導緻大量人口淪為脫離國家戶籍統計的流民。
根據清軍入關後重新進行的戶籍統計資料顯示：當時被納入朝廷的戶籍統計人口約為1億左右，比之萬曆年間幾乎減少一半。然而到了康熙年間人口就恢複到1.5億左右，到了乾隆年間就超過了明代人口的最高峰并突破2億大關，到近代晚清時期盡管戰亂頻仍，卻大體上始終維持着四萬萬同胞的規模。可以說清朝用兩百多年時間實作了此前曆朝曆代在幾千年時間中都沒能實作的人口增長。
中國的耕地面積在清代比起以前擴大了，是以可以養活相對更多的人口。關于清朝的疆域是不是比此前的朝代大的問題一直存在各種各樣的争議。我們姑且不去讨論這些争議，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清朝對邊疆領土的控制力度遠遠強于之前曆朝曆代那種松散的羁縻統治。清朝在東北、台灣、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都直接派駐了官僚、駐紮了軍隊。
在清軍入關之前肥沃的東北黑土地幾乎處于未開發狀态，台灣在鄭氏政權被平定以前也存在大量未經開墾的荒地。邊疆地區與中原内地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乃至人口的流動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強化。清代的闖關東、走西口、填四川、過台灣等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使原來很多未開墾的荒地得到大規模的開發。雍正繼位後把開荒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名額，是以清代的耕地面積比之前的朝代其實是有較大規模擴張的。
不過耕地面積的擴張并不是導緻清代人口急劇增長的最關鍵因素：事實上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明顯加快并非始于清代。明初人口約為6500萬~8000萬人之間，然而到萬曆年間就已增長到1.97億，即使在經曆明末清初的戰亂後仍有近億人口，由此可見清代人口的起點基數是相對較高的。也就是說中國人口的急劇增長始于明代，在清代速度進一步加快，到了新中國成立後的1953年全國人口已達到5.83億。
這還是在經曆了慘烈的抗日戰争和内戰之後的數字。從明初的6500萬~8000萬人口到1953年的5.83億人口在五六百年間增加了八九倍，然而同一時期中國的耕地面積隻增加了4倍左右，是以很明顯耕地面積的增長遠遠滞後于人口的增長。那麼除了耕地面積的增加之外還有什麼因素導緻了中國人口的急速增長呢？事實上清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最早要追溯到康熙年間。
順治一朝的首先任務是鞏固清王朝對中原的統治。當時清王朝與南明政權的戰争尚未停息。清軍入關後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一系列慘烈的流血事件都導緻了中原人口數量的銳減。這一時期清王朝的政策尚未從打天下向治天下轉變。康熙年間平定了三藩叛亂和台灣鄭氏政權，征讨了沙俄和葛爾丹。在這種形勢下清王朝的統治開始由打天下向治天下轉型，是以一系列旨在恢複經濟民生的政策陸續應運而生。
古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是以國家的收入主要也來自于農業生産。直到明末清初賦稅的主要形式仍是人頭稅：無論地主還是貧農都必須按人頭把賦稅交了。由此産生的後果就是：富人盡管錢多地多，可隻要他們家人不多，那麼交的稅就不多；窮人錢少地少還交不起稅、吃不飽肚子。是以窮人就不敢多生孩子，因為生多了也養不活。在那個避孕手段尚不發達的年代棄嬰也就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
尤其是在重男輕女的思想下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女孩一被生下來就遺棄的風俗。這種風俗的形成導緻窮人家的男孩長大後往往娶不到老婆，是以這些家庭最後還是面臨絕後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的增長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1712年康熙提出了一個政策叫“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原有人丁還是照常上稅，新生的孩子則不必交納人頭稅。這其實就相當于告訴老百姓可以放開生。
到了雍正朝又在康熙年間的“永不加賦”政策基礎上進行了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所謂攤丁入畝就是把原來的人頭稅改成土地稅。在人頭稅政策下一個地主家庭5口人和一個窮人家庭5口人上的稅是一樣多的。在這種政策下窮人隻會越生越窮，是以到後面就根本不敢生了。“攤丁入畝”施行後收稅的依據由人丁變成了土地：土地多的家庭多交稅，土地少的家庭少交稅，沒地的家庭不交稅。
稅制改革的作用可謂是立竿見影：攤丁入畝政策推行後人們的生育熱情明顯提高了不少，因為廣大的窮人們再也不怕生孩子增加負擔了。明代的鄭和下西洋以及此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期殖民主義國家的海外擴張推動了一個世界範圍内的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盡管此後中國的明、清兩朝日益走向閉關鎖國，但中國還是在大航海時代中有所收獲。
來自美洲新大陸的農作物的引入極大改變了中國這個農業大國的面貌，而這也恰恰是導緻中國人口急劇增長的一大重要因素：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茄等近30種作物都是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至清末之間傳入我國的。玉米、番薯、馬鈴薯都是耐旱、耐貧瘠的高産作物，于是這些作物就在一般的糧食作物難以生存的貧瘠土壤上大量種植。
高産作物的引進使機關面積的耕地實作的糧食産量大幅增加，是以足以供養相對更多的人口。如果我們回顧清代以前曆朝曆代造成人口大規模滅絕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戰亂：戰亂本身就會導緻大量的人口死亡，同時戰亂也會極大削弱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饑荒、瘟疫等自然災害往往也伴随着戰亂，而戰亂又會削弱政府的救災效率。是以戰亂成為了中國曆史上制約人口增長的一大重要因素。
清代自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起盡管曆經與台灣鄭氏政權、沙俄、準噶爾汗國等對手的戰争，可這些大多發生在邊境局部地區的戰争對中原内地民生并沒造成過多的影響。從1681年三藩之亂被平息到1796年白蓮教起義爆發這115年的時間内中原地區從未發生過大的戰亂。清代所謂的“康乾盛世”盡管存在諸多質疑，但在時間長度上的确超過了漢唐時期的文景之治、昭宣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西漢文景之治曆時39年；昭宣中興也不過40年左右；貞觀之治22年；開元盛世29年。清代所謂的“康乾盛世”在富裕程度上可能不及這幾個時期，而且也潛伏下了中國後來被列強超越的隐患。不過能維持長達115年基本和平局面這一成就對人口增長的确是頗為有利的。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時中國的人口已增長到四億多，然而也就是從這時起長期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
1840年以後的中國在外部面臨着列強的侵略、内部有太平天國等各種起義。頻繁的戰亂成為了這一時期制約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從康熙年間人口開始爆炸式增長到道光二十年鴉片戰争爆發這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全國人口增長了4倍左右；從鴉片戰争爆發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百餘年間中國人口卻始終在四萬萬左右徘徊。長期的戰亂導緻這百餘年間中國人口幾乎沒太大的增長。
從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百餘年間中國人口盡管幾乎沒什麼增長，但也并沒出現像漢末三國、五胡亂華、安史之亂以後那種人口大規模減少的現象。近代百餘年間中國人口大體保持在四萬萬左右的規模（既沒太大的增長，也沒出現太大的減少）。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在被列強打開國門以後盡管進入了多事之秋，然而更為先進的生産技術也在這一過程中傳入了中國。
随着先進的工業技術逐漸傳入中國使原來的小農社會逐漸解體。生産技術的進步使得養活更多的人口成為看可能，同時醫學技術的進步也使人口的夭折率大大降低。這樣一些因素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戰争導緻的人口減值。新中國成立後抗美援朝戰争的勝利逼迫美帝國主義首次在自己未能取勝的停戰協定上簽字。帝國主義國家在亞洲的海岸邊随意架起幾尊炮就迫使一個老大帝國屈服的年代從此一去不複返。
抗美援朝戰争迄今68年間我國雖又經曆過幾場邊境自衛還擊戰，但再未遭遇過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在相對和平的狀态下中國人口出現了飛躍式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建構起了強大高效的公共衛生體系：随着醫療技術的穩步提升使得嬰兒夭折的現象越來越少。雜交水稻技術的發展使中國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在一起促成了中國人口的大爆發。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口大國，但中國的人口數量并不是始終固定的。從清代康熙年間到鴉片戰争爆發是中國人口增長的一個高峰階段，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是中國人口增長的又一個高峰階段。在前一個高峰階段内中國人口從一億左右增長到了四億多；在後一個高峰階段中國人口從四億多增長到了如今的十四億多。這兩個爆炸式的高峰增長階段奠定了如今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的基礎。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此後我國的人口增長趨勢逐漸放緩。然而從1999年起我國開始出現少子化現象。在新的人口形勢下全國各地于2011年11月以後開始對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實施放開二胎政策。從2013年12月起隻要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即可放開二胎。從2015年10月起中國開始全面放開二胎政策。2021年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放開三胎的生育政策。
放開二胎或是三胎僅僅隻是解決人口問題的第一步。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并不是隻有我國才存在。如今日、韓、德、俄等國都推出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問題的症結并不是政府不讓生，而是人們的生育欲望正在下降。如今在很多國家生孩子、養孩子的成本是越來越高了。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的成本已成為橫亘在大多數人面前的“四座大山”。
生得起，養不起；養得起，學不起；學得起，娶不起；娶得起，生不起……成為了整個社會的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工資的增長幅度卻極其有限。當支出遠遠高于收入時人們就會想盡一切辦法來降低生活成本。年輕人降低生活成本最好的方式就是減少生育，進而降低生養孩子的成本支出。高昂的生活成本已俨然成為了最好的避孕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