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朔、劉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人生

什麼是"散文"？關于這個概念的定義，文學界一直有不同的聲音。于大福曾經說過，中國古代沒有"散文"，這個概念是從翻譯中産生的。其實，"散文"這個詞是記錄在南宋寫的《河林雨路》中，正如"詩"恰恰相反，指的是沒有押韻的文字，也就是衛晉六代提出的"筆無韻"。

然而，散文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範疇，确實是進入現代後的新作，特别是在"五四"文學革命中推廣"美國語言"作為象征。于大福認為，現代散文與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會性、自然的和諧"。這一時期，散文注重個性，其本質多為"抒情散文"。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散文的概念大大擴充，除了抒情散文，包括"叙事"、文學交流、報道（報告文學、特寫），還以談話為基礎的文學短片（散文、散文）。有時，文學回憶錄，傳記和現實主義曆史文學被包括在散文的範圍内。20世紀50年代中期，受"雙百"政策的啟發，最初的"複興"現象出現在散文中，老舍、馮子軒、葉聖濤、沈從文等著名作品問世，而楊碩、秦牧也出版了這一時期的《山山紅葉》《社會抒情》等代表作。

1961年1月起，《人民日報》第8版《寫文》專欄，發表老舍、李建武等人關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指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一天離不開散文"。（老舍的《散文很重要》）随後，《寫作報告》、《陽城晚報》等多家報紙加入《散文讨論》，掀起了散文創作的又一高峰。是以，許多人将1961年稱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年散文專題選編與序》中的一段話，足以概括1960年代對散文複興的追求："一切國際國内事件，社會和家庭美好，天浪，小事，自己的經曆，一觸即發，一把悲哀，一星冥想，悲哀的過去， 現在王朝的喜悅，可以移上紙，為讀者做出貢獻。"

在"散文複興"的浪潮中，楊碩、劉白玉、秦牧是三位成就突出、影響深遠的作家。作為新中國成立的見證人，他們有着相似的創作主題，作為探索散文技巧的先行者，他們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創作風格。可以說，他們用散文寫下了自己的生活......

楊碩：讓現實充滿詩意

作為最早著名的"散文三人"之一，楊碩的高調文章于1956年發表《山山紅葉》，這篇文章，相繼出版了《海城》《麗芝蜜》《茶花》《雪浪花》等一系列著名文章，引起了廣泛的反響，甚至形成了當代散文創作的"楊碩模式"。在楊碩的代表文章中，讀者可以直接感受到"詩意散文"的魅力，但他的用意不僅僅是寫風景，而是關注成千上萬普通人的生活，具有鮮活的"生命感"。

1961年，它被學術界稱為"散文年"，其實也可以說是"楊碩年"。今年，楊碩的《雪浪》在黨刊《紅旗》雜志上發表，也正式提出了"詩意"散文理論（《東風之首枝》），激發了文壇和外界對散文新風格的讨論和思考，也帶動了劉白玉、秦牧在内的大量作家開展散文創作。

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楊朔正處于散文創作的巅峰，這種生機勃勃的活力，或許與他關于亞非外交工作有關。楊碩在這個"文化外交"責任期，在體驗祖國發展的同時，在探索異域風光的同時，這種文化的碰撞或許給他帶來了不一樣的體驗。這一時期的散文集《亞洲日出》《東風第一支》《生命之春》，既有豐富的洞見，又蘊含詩意，可謂是楊碩散文的典範。

冰心曾這樣評價楊碩的散文："它清澈如水，簡單而簡單，清新典雅，讓人低吟誦，無法走向懷抱。楊碩的文字包含并充滿趣味，展現了古典文學和現代"美國"氣質，這是當時"楊碩模式"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所謂"文藝如人"，據楊碩與首都中宣合作回憶，楊朔"既不是偉大作家的驕傲，也不是老革命頭子的架子，沒有浪漫的文藝風格。""他有良好的古典文學背景，"英語也很流利。楊朔的謙虛和細膩的文筆，幾乎讓人忽略了他也是一個熱血的革命青年：早在1937年，"七七事"爆發後，他就辭去了穩定的工作，加入了抗日宣傳工作，1942年前往延安加入中國共産黨。新中國成立後，他不僅擔任重要職務，還擔任《人民日報》反美援朝戰争的特派記者，撰寫了許多反映戰争現實的戰場報道，進而創作了小說《三千裡江山》。"我開始知道，這個名字（楊碩）是反美援助小說《三千裡江山》，這本書在當時是家喻戶曉的名字，"石先生回憶道。是以，楊碩最初以他的紀錄片報道文學而聞名。

現在我們熟悉楊碩散文，是一種細膩平淡的"詩意散文"。所謂精緻，是焦點小，往往從細微，用"無枝"筆來形容事物。例如，在《茶花傅》中說："雲南的春天是孩子的腳步，來得很快，到處都是像嶽母的出生一樣，正在攪動花朵。"相比之下，把人帶入'花的世界'。《雪浪》，由女孩的提問，引出了老人"礁石被海浪咬傷"的轶事，并進一步對世人的滄桑情懷和哀歎。所謂平淡，就是把人物寫得淋漓盡緻，能感覺到，就像現在一樣。例如，《杉杉紅葉》寫道，"老導遊雙手重疊在肚子上，不緊不慢走在前面，總是那麼慢說。"筆者和老良的對話在《麗芝蜜》中，幾句話，蜜蜂的生存，被養蜂人和托盤淘汰，進而引發作者思考。

楊碩的散文不僅關注生活，更關注人和萬物。他一直盯着人群，關心着普通人的命運。這一特點可以在楊碩關于北韓戰争的著作中看到，諸如"北韓前線的另一場戰役"等文章從人民的真實生活開始，展示了美軍的敵人及其飽受戰争蹂躏的生活。這種真實而細膩的寫照，是基于楊碩多年的新聞經驗。和同期許多作家一樣，楊碩是一個"現場"創作者，正是憑借記者的經驗、眼光和思想，他才能在散文作品中展現出獨特的洞察力。雪浪老漁夫、蓬萊仙境姐姐、象山紅葉老導遊、櫻花雨紳士......所有這些活生生的人物都是一個人，也是一群人。

寫一個人就是寫一個時代。楊朔的散文雖然以詩意著稱，但從未錯過時代的宏大命題。他經常通過具有"個性"的小切口與偉大時代建立個人聯系，并試圖"從一些東西方爪子的輪廓中提取目前人類曆史的特征"。從美麗的茶花到祖國的繁榮，從堅硬的蜜蜂到偉大的勞工，從紅葉展現老人飽經風霜、曆史悠久的風采......所有這些，一直是本文的主旨，引出了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方向。如果說優美的語言是楊的散文的外在特征，那麼關注我的人民就是他創作的核心。

"蜜蜂在釀造蜂蜜，它們在釀造生命。楊碩充滿了血汗，淚水和生命的歡笑，釀造成一種漫長的甜蜜回味。

劉白玉：用筆唱歌

《散文三人》中的劉白玉來自北京通州，大運河賦予了他激情和前瞻性的精神，以及他獨特的散文風格。

918事件後，15歲的他受到自己對國家的熱愛的啟發，決心寫一支筆。不幸的是，當部隊駐紮在豫園時，他被送回家休養傷寒。盡管身為軍旅，劉白玉心中依然蘊含着革命之火。筆，也是一種武器，他不願意休息，而是緻力于學習，進入北方平民大學中文系，用文學和思想"武裝"自己。

"十九歲時，我在北平的文津街圖書館系統地學習了宋。因為我有一段老軍人的生活，有一天看着北海綠蜻蜓，靈感突然寄來了一本小說，我貼了半分郵票，寄給了上海的《文學》。我真的不想釋出它，我忘了發送它。誰知道有一天在圖書館看報紙，從"宣言"的"文學"廣告中，居然找到了我的名字。"1936年，劉白玉文學之旅的那一年，他在《文學》《中流》《作家》《文學季刊》和《大公報》增刊上發表了自己的作品。次年，這位文學新人應邀到上海與巴金先生見面。據劉白玉說，"他們是大作家，但在我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看來，他們就像兄弟一樣。"說話時，巴金提到要把劉白玉的作品放進'文化生活系列'，劉白玉很驚訝，但意識到自己沒有把作品帶進來。巴金聽到這話，隻是一笑，居然拿出一個紙袋，說手稿已經準備好了，隻有劉白玉不知所措。這個"驚喜"是劉白玉的第一部小說集《草原上》。老作家對新作家的關心和扛起，讓劉白玉在文學道路上更加自信，不斷"奔波"。

1938年春，獲得"武功"的劉白玉終于實作了自己的夢想，前往革命聖地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到達延安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向劉白玉求教，但一心要教書的劉白玉回答說："我要打遊擊隊追敵！"幾天後，毛主席親自交給他去華北的敵人。劉白玉的職業生涯始于野戰記者，沖到華北防日基地的一線戰場，用眼睛，雙腳探索，用雙手記錄，見證了抗日戰争的真實曆程。此後，他作為新華社記者來到解放戰争的前線，經曆了東北解放、華北等諸多戰事，然後随軍南下，直到解放戰争取得全面勝利。在反美援助北韓期間，他仍然是那個拿着筆的士兵，兩次沖到北韓前線，帶着關于野戰通信和小說的第一手資料。

多年的戰鬥生涯，不僅磨練了劉白玉的意志，也使他的文字與金馬、勇于吞山、吞水的勇氣相得益彰。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劉白玉主要撰寫散文和報告文學，其中散文，尤其是以情感的強度、壯麗的氣勢搭建了個人風格，以《紅瑪瑙集》《平明小家》兩篇散文為代表的作品，是他的"探索新美的成果"。

什麼是"新美"？它是一種富麗堂皇的與戰鬥的氛圍，是一種見證新中國誕生的熱情，是一種獨特的散文之美。在《長江三日》中，劉白玉寫道："我獨自走到甲闆上，河風打獵時，上下起伏，一個黑森，還有無數的強力探照燈，從船頂到河邊，天上河。渾濁、閃爍的燈光、風水聲，不僅讓人深深體會到大力神的"高河湍急峽谷雷霆戰"，更讓你感覺到自己和大自然如此親近，就像整個宇宙一樣，都列在你的胸膛裡。水，風和霧，都合二為一，仿佛不是一艘船，但你正在與河流作鬥争。"長江，在他的筆下是那麼的激動人心，大自然的精神讓他感到"一種莊嚴而美麗的情感充滿了我的心"。我想這就是我經曆的大時代，突然集中在長江上。這一次從開闊到窄，又回到開闊的旅程，讓劉白宇産生了"戰鬥——航海——穿越黑夜到黎明"的想象。長江是偉大時代的化身，是新中國沖鋒号的象征。

田野體驗是劉白宇一生創作的源泉，也讓他開辟出與楊朔不同的散文風格。楊碩的散文中蘊含着優雅，而劉白玉則外向而充滿激情，經常運用現實生活中的場景和戰争年代的記憶交織在一起的構思模式，借助戰争意象來發洩更強烈的感情。劉白玉曾在《晨中的太陽》中寫道："我的志願者，隻想為廣大讀者做一個記者，從現實生活中，通過我的觀察，寫一些來文，傳遞一些資訊供讀者關注......它是生命的誕生，是海浪中的河流，是鋼鐵沖擊的火花。"

作為文學"田野記者"，劉白玉散文的核心是他所看到的、他所看到的、他所想的、他所想的、他所想的，而外在的是像火一樣燃燒的革命熱情。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奔波于一筆，為祖國，為人民而歌唱。

秦牧：包羅萬象的"子期刊式"散文

秦牧是"三篇作文"中唯一的南方人，小時候和家人一起住在新加坡，然後短暫回到家鄉廣東省澄海，搬到香港上高中。抗日戰争期間，他看到祖國陷入困境，決定中斷學業，于1938年前往廣州參加抗日救援宣傳活動。勝利後，秦牧移居重慶，擔任《中國勞工周刊》主編。在此期間，他不僅積極參與工作、政治活動，而且孜孜不倦地工作，發表了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這期間，秦牧還經常參加子子的文化協會聚會，經常見到毛敦、老舍、胡峰、馮雪峰等人，并在葉聖濤的幫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集子。這段寶貴的經曆，對他的朋友不滿意，激勵着他在動蕩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繼續寫作。

與楊碩、劉白玉相比，秦牧散文的突出特點是知識與趣味的結合。他善于從日常生活的場景中切入，向讀者講述一幅風景，一個家庭背後的曆史，清晰的脈絡和優美的文字，讓讀者在閱讀的樂趣中收獲知識。

"我主要寫散文，這與我的創作經曆密切相關。秦牧散文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與他多年的編輯工作有關。新中國成立後，秦牧現居廣州，任中國圖書局廣州編輯部主任。當時，他主要負責編輯一系列書籍，"中國流行圖書館"。涵蓋童話、曆史、地理、天文學、實體、化學、生物、心理學等諸多領域，"以一種有趣的語氣介紹了各種更正确的知識"，可謂包羅萬象。（秦牧文學生涯回憶錄）編輯這樣一套"趣味百科全書"，秦牧需要掌握很多知識，這也為他的散文寫作奠定了知識基礎。

與圖書編輯相比，秦牧更重要的身份是報紙編輯。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秦牧在出版社工作了很長時間，而新中國成立後在羊城晚報的工作經曆，也是他散文創作的巅峰。秦牧在自傳中說："報紙的工作，在我的一生中做過所有的文化工作，是最重的。但報紙給人一個嚴謹的鍛煉，我真心實意地感覺到，好處不小。"高強度的審稿工作，鍛煉了他對文字的感悟，以及晚報一面辦報的作風，也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他曾經感歎道："寫文章、增刊包羅萬象，宇宙大，蒼蠅小，包羅萬象，萬物的世界，都可以送到筆的盡頭。在辦報和寫作上，秦牧已經發展出這種"真親和藹可親"的寫作風格，形成了自己對散文的獨特了解。

"優秀的散文，應該說要有所作為，思維健康，文筆優美，個性豐富，作風獨特，感情十足。我認為題材豐富多樣，寫作容易，是更高的境界。這種散文觀也是秦牧散文風格的反映。秦田園散文往往是從眼前的前景出發，事物圍繞着開始，打開自己的心扉，一點點帶出背後的知識和思想。這種"并排介紹"在古代筆記中相當精彩。以《花城》為例，秦牧在書寫《百花奇觀》的同時，還介紹了各種花卉的性格、起源和生活史，也把百花與人們的生活與插花習俗、特色花卉的故事聯系在一起，以親切的語氣，流暢的筆觸，可謂"細膩無聲"地書寫出一部花卉民俗史。

秦牧的散文不僅注重知識和趣味，而且強調"說什麼"，喚起讀者的深入思考，激發讀者的國情。這無疑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散文作家的共同特征。在《大地》中，秦牧以土地的感覺為開端，講述了春秋時期重逃的故事，追溯了中國曆史上土地的風俗習慣。在《社會神殿歌詞》中，秦牧借助社會壇的深遠意義的五色土壤，再次表達了自己對"大地"的深切感受："看看這個社會祭壇，你會想到中國的土壤，那黃河流域的黃土，四川盆地的紅土，肥沃的黑土，白色的大地......你會想到文學作品中那麼多關于泥土的故事：有人裹了一袋祖國的土，躲在他們身邊，出國了;某人的臨終遺囑必須用他們國家的土壤灑在他們的胸口;有人從外國回來，俯身親吻他們國家的土地。"

在秦牧的創作生涯中，他總是忙着工作，一邊"偷"寫作。散文是他最喜歡和很好的體裁，也是他播下知識種子、分享思想之光的媒介。自然，人類曆史，民間生活...秦牧散文猶如一個又一個小視窗，不斷給讀者帶來新鮮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