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剛（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筆記是古人留下的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産，不僅數量衆多，且其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可謂無所不包，蘊含着難以估量的曆史文化價值。近年來，随着筆記叢書的大量出版，晚明筆記的相關研究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然而，這些研究更多是将筆記作為其他領域研究的輔助性材料，關于筆記的資訊生成、記錄書寫、修改潤飾等問題卻一直缺乏有力的探讨。筆記成書研究的薄弱不僅直接影響到今人對于筆記材料性質的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導緻了筆記材料運用的盲目性。
筆記的資訊生成
筆記的資訊生成研究主要關注筆記作者所記錄的文化資訊是怎樣一類群體，在怎樣一種場合之下，以怎樣一種方式最終生成的。
不妨以晚明頗具特色的“談錄類”筆記來說明。在晚明時期，有相當一部分筆記是通過談話記錄這一方式最終形成的。此類筆記的内容并非作者之獨創，而是作者對“談者”所談内容的記錄或改寫。晚明“談錄類”筆記的“談者”主要有三大群體：學者群體、仕宦群體、民間文人群體。
學者群體大都有着較長的博覽群書、潛心著述階段，如江應曉、吳炯、陳第等人，他們的知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談錄類”筆記的内容重心。和“談錄類”筆記的形成密切相關的還有諸人遊學談學的經曆。古人為學十分注重師友的砥砺發明，吳炯就曾感歎自己“無楊、謝之遇，師友無所發明，操行無所砥砺”。在任杭州推官以後，他才有機會“浪遊武林”，參加缙紳聚會，最終将自己和他人的談學之語加以記錄，形成了《叢語》一書。
仕宦群體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地位較為顯赫的達官貴人，如李言恭。李言恭雖非談話資訊的主要提供者，但其社會地位卻對其他談者形成了較強的凝聚作用。時人評價他“好文墨，招邀名流，折節寒素，詞人遊客，奔走如骛。”這便為各階層的談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還有一類文人，曾任知府、知州、知縣，如王同道、易仿之、江盈科等。他們宦遊一地，往往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奇事異物感到新鮮，而在與親友的聚談中，此類内容可以“新聞見”“資談助”。由此，談者與談者、談者與記錄者通過口耳相傳，實作了資訊在不同地域、不同群體之間的流動。
民間文人群體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們的興趣常在詩文書畫、古玩賞鑒之間，且時常雅集聚會、結社賦詩、飲酒清談，這也成為“談錄類”筆記資訊得以生成的另一種文化土壤。
“談錄類”筆記的資訊生成研究如此，其他類型的筆記也可采取類似的研究思路。對于“親曆類”筆記，作者的經曆類型到底是什麼？對于“抄錄類”筆記，作者抄錄背後的文化行為與文化目的到底是什麼？是備科舉還是備著述？隻有對這些問題進行細緻考察，才能對筆記的資訊生成産生深入的了解。
筆記的記錄書寫
筆記的記錄書寫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個問題：筆記作者的記錄動機、筆記材料的取舍标準、筆記内容的記錄方式與筆記文本的書寫方式。
晚明筆記作者的記錄動機主要有三種：一種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響，主張通過筆記對世道人心施加有益的影響；一種受古代博識傳統的熏陶，期待通過筆記的記錄達到博聞多識的文化境界；一種則将筆記視作消遣的工具，希望通過對諧谑、神怪等内容的記錄産生一種娛樂性效果。
晚明筆記也形成了一定的材料取舍标準。整體而言，作者在記錄中主要考慮以下三點：一是材料的真實性。這主要表現在作者盡量選取天下之公是公非，而對源于個人好惡的讪謗之說采取舍棄的态度；作者盡量選取經過精心考量的材料論斷，而對那些考核未确的内容采取舍棄的态度；作者盡量選取有确切依據的内容，而對那些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采取舍棄的态度。二是材料的稀缺性。在史料性筆記中，作者常強調所記材料為正史所不載；在輯錄類筆記中，作者往往會說明自己在輯錄主題、輯錄範圍上和前人的種種差異，這些都說明作者想要避開主流的文化體系，在更為廣闊的知識範圍裡另尋天地。三是材料與作者關注點的相關性。記錄者本身有着一定的個人經曆、興趣愛好，是以，對自身感興趣的事物每見必錄，對自己不關注的内容熟視無睹，也是人之常情。
在确定了記錄對象之後，作者還需以一定的記錄方式将其轉化為文本。晚明筆記作者往往以赫蹏為書寫載體，以巾箱、巾箧為儲存工具，經曆長時間的累積，最終形成一部筆記。赫蹏書寫空間的有限、箱箧分類功能的缺乏，都對筆記短小、零散、雜亂的文本狀貌産生了影響，并最終構成筆記與論著在著述體式上的分野。
當然，從書寫角度而言，晚明筆記也并非毫無規律可循。比如，受史書論贊的影響，作者往往會在記錄之後，保留一個集中發表個人意見的文本空間；在真實性的驅使下，作者常常在條目末尾說明記錄的時間、地點、消息來源；在材料的排列中，作者一般遵循“相同而類”“相反而類”等原則。這些書寫的具體形式和筆記的文化傳統、學術思維有着密切的關聯，隻有摸清作者所遵循的文化傳統、所秉承的學術思維，才能對筆記的書寫産生更為深入的了解。
筆記的修改潤飾
随着時間的推移，不少筆記作者會對以前的記錄加以修改潤飾。在這一過程中，筆記初始的面貌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其原因又如何？這正是筆記的修改潤飾研究所要關注的問題。
修改潤飾研究必須落實到不同階段的筆記文本方能展開，對于大多數筆記而言，讀者所能看到的隻是其最終面貌。王同軌的《耳談》系列卻不然，從萬曆丁酉至萬曆癸卯，由于作者的随得随增，先後出現了五卷本《耳談》、十五卷本《耳談》、五十四卷本的《耳談類增》。在由《耳談》發展為《耳談類增》的過程中，許多條目的文字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為筆記的修改潤飾研究提供了絕佳的樣本。通過對比不難發現，王同軌的修改潤飾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層面：
記錄層面。首先，王同軌常将《耳談》成書後所閱所聞的同類事件附加在原有條目之上。類附一方面使原條目的内容更加豐富，另一方面也有證明所記事件并非孤例意。其次，對于某些事件，作者後來得到了更為直接的材料或更加确切的資訊，是以在《耳談類增》中以新的内容對原有條目加以替換或改寫。再次，在《耳談類增》中，作者還對一些事件的背景作了更加充分的交代，使得事件的來龍去脈更加完整，達到了更好的叙事效果。
議論層面。從《耳談》到《耳談類增》，條目末尾的議論明顯呈一種增加的态勢，這說明作者對于之前聽聞的奇聞逸事，不再流于一種簡單的記錄儲存，而是希望通過有意識的反思，将故事的主題加以深化。這一變化和王同軌的身份轉變有着密切聯系：王同軌一開始寫作《耳談》，正處在待官時期，主要是以一種搜奇獵異的娛樂心态來記錄奇聞逸事的。而随着時間的推移，王同軌逐漸成為仕宦階層的一分子，此時王同軌更多感受到一種對于朝廷的責任，是以更加期待通過議論的改動将《耳談》由一部獵異之書轉變成一部有為之書。
表達層面。比如：對叙事漏洞進行彌補，進而讓事件的邏輯更加無懈可擊；加入細節與修飾性成分，使事件的叙述更加逼真動人；調整叙事先後、精簡叙事文字、改善叙事邏輯，使得文本的可讀性、趣味性都大大加強。這種種改變為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叙事技巧與文學色彩，實作了口述傳聞由“口頭”向“案頭”的進一步轉化。
總而言之，筆記研究不能隻注重筆記材料的開發利用，還要充分還原筆記的成書環節與寫作流程，從資訊生成、記錄書寫、修改潤飾等角度對筆記進行全方位的考察，這樣方能形成對筆記内容的精準認知。除此之外，還應将不同類型的筆記放到各自的文化傳統中，複原筆記誕生的文化場合，探尋筆記生成所伴随的文化行為。這一思考雖由晚明筆記引發，但對其他時代的筆記研究也同樣适用。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05日 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