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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劉亞樓彌留之際拉着妻子的手:你一定幫老人完成這一心願

前言

1965年5月7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因病去世,年僅55歲。在他彌留之際,拉着妻子翟雲英的手,斷斷續續地說出了臨終遺願。他希望自己走後,妻子能夠幫助老人家(嶽母)完成一個特殊的心願。

1965年,劉亞樓彌留之際拉着妻子的手:你一定幫老人完成這一心願

這件事一直記在劉亞樓的心間,多年來隻要提及,他就會感到很愧疚。那麼,到底是什麼遺願呢?最後又是否完成了呢?

劉亞樓臨終前念念不忘此事

劉亞樓妻子的中、蘇名字,分别為“翟雲英、塔瑪拉”。中文名字由父親翟鳳岐所起,蘇聯名字則是母親“安娜·卡茲米洛芙娜”起的。

翟雲英還有個哥哥叫“翟雲海”,蘇聯名叫“舒拉”。1929年,安娜帶着兒女随丈夫來到了中國。在中國,翟鳳岐在大連當碼頭裝卸工,養活一家人。不久,安娜又生了兩個男孩,一個叫翟雲峰(波佳),另一個叫翟雲鵬(瓦洛佳)。

抗戰爆發後,愛國人士翟鳳岐向工友們宣講革命思想時,被壞蛋告密。日本人将他抓了起來,“殺雞儆猴”式地把他折磨而死。丈夫的犧牲,沒有打垮安娜。她咬緊牙關,努力工作,把4個孩子健康地撫養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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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一晃,翟雲英已經18歲了,她加入了中共旅(順)大(連)地委的工作。在旅大地委書記韓光的撮合下,翟雲英和劉亞樓談起了戀愛。快要結婚時,翟雲英帶着劉亞樓去見了未來丈母娘。劉亞樓開口就吐出一口俄語:“媽媽莎”。安娜聽後,不由得流下了眼淚。

她背井離鄉多年,難得見到一個懂俄語的,那種好感一下子就湧出來了。聊天中,安娜發現面前的這個中國軍人,雖然年紀大些,但那種氣質很像自己的亡夫。安娜同意了這門婚事,并把歸國的護照和女兒的出生證,拿給未來女婿看。

翟雲英和劉亞樓結婚之後,安娜就跟着他們夫妻倆生活。有了小孩後,安娜就幫他們帶孩子。解放戰争時期,安娜在東北後方,認識了幾個有着俄羅斯血統的中國軍人的妻子。與她們唠嗑時,安娜老是被勾起思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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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着,遠在蘇聯的哥哥、嫂子,他們過得怎麼樣了?這成了安娜心中最大的心結!1949年7月底,翟雲英聽說丈夫受命要率團去蘇聯,與蘇聯談判援建中國空軍的事宜。她提出,希望随團一起去,一來是看看出生地,二來是到蘇聯看病。

沒想到,劉亞樓馬上就拒絕了。他說,去蘇聯是為國家辦事,不是給個人行友善。安娜聽說後,對女婿說,她想讓女兒到蘇聯打聽一下她舅舅的情況。劉亞樓隻好說,這次他是去工作的,找親戚的事以後另有機會再說。

劉亞樓說的話很在理,翟雲英和安娜隻好打消了這一念頭。但不知誰把此事告訴了周總理,周總理對翟雲英“開了綠燈”。就這樣,翟雲英跟随代表團去了蘇聯。

在莫斯科,劉亞樓去談判,翟雲英到醫院看病。當翟雲英準備去找舅舅時,國内傳來急電,叫劉亞樓回國。大局為重,翟雲英隻好放棄了去找親人,随同丈夫一起傳回了國。話說,翟雲英出生地離莫斯科隻有3個小時的車程,對于她來說,着實是一種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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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劉亞樓又多次前往蘇聯,但都是有要事在身,根本抽不出時間來幹私事。是以,劉亞樓每次回國後,都會向嶽母和妻子說聲抱歉。當然,嶽母和妻子也了解他,從未責備過劉亞樓。

安娜覺得,中蘇關系那麼好,加上女婿是空軍司令員。她遲早是能見到哥嫂的。可随着時間的推移,中蘇兩國的關系卻日漸緊張,後來到了徹底決裂。安娜隻好把這份與親人團聚的心願,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讓安娜更為難過的是,女婿在55歲時就離開了人世。劉亞樓在生前病重的時候,把妻子叫到身邊,拉着她的手,囑咐說:“這些年我太忙了,沒能幫助安娜媽媽找到失散的親人,對她總有一份愧疚。我走了以後,你一定幫老人完成這一心願。”翟雲英聽後,含着熱淚點頭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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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劉亞樓到上海治病前,安娜緊握着他的手,就像母親看兒子那般溫柔。為了不讓安娜擔憂,劉亞樓對安娜講,他很快就能治愈,回來看您。可沒想到,安娜卻等來了女婿病逝的噩耗。當聽說女婿在臨終前,還不忘她的尋親之事,眼淚就忍不住地往下流。

翟雲英終于和蘇聯親人相見

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系略有好轉時,作為醫生的翟雲英,向蘇聯紅十字會寫信,請求幫忙查詢。蘇聯方面将翟雲英提供的伊萬諾出生證轉到了該區域的戶籍辦。

數月後,翟雲英接到了一封來自莫斯科的信件,寫信的人叫“柯利克·弗拉基米爾·米哈依洛維奇”,在信上,他說自己有個姑姑嫁給了中國人,算一算已經有快60年沒有收到關于姑姑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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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雲英看過信後,既激動又擔心。如果是真的,那寫信的人就是她表哥。但她害怕對方是冒充者。為了進一步确認消息的真假,翟雲英提出,當初她母親安娜去中國前,曾和舅舅、舅媽照了一張合影。很快,那張合影就從莫斯科傳到了翟雲英的手裡。

她和媽媽看到照片後,高興地都快跳起來了。寫信人正是翟雲英的表哥,他們一家仍然住在原來的家。話說,當年安娜沒有第一時間決定和翟鳳岐去中國,是她哥哥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情況好久多呆幾天,不好就快去快回”影響了她。

可惜,回國後不久,日寇就攪亂了交通。時間一長,安娜的護照也就過期了。安娜隻好在中國生活了。

1989年,中蘇關系恢複正常。柯利克給翟雲英來信,想來中國見面。翟雲英見時機已經成熟,便向組織彙報。相關上司了解後,馬上批示:讓他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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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柯利克帶着妻子,兩個兒子,兩個兒媳,一行六人來到了中國。柯利克是軍人退役的工程師,他的妻子是醫院的副教授。兩個兒子都是工程師。

柯利克見到安娜後,激動地喊道:“姑姑。”随後情不自禁地走過去擁抱。安娜也是很高興,抱着柯利克流下了熱淚。談話中,安娜才知道自己的哥哥早已去世了,嫂子數年前也去世了。

當安娜嫂子第一次得知安娜和女兒翟雲英的消息後,就催促兒子柯利克:“快,你快去中國,把你的姑姑和表妹一家請回來。”可因複雜的政治和曆史原因,柯利克幾次出國都沒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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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團聚後,柯利克帶着家人要回國了。安娜本想着一起去蘇聯,可她的身體已經不允許她長途跋涉了。臨别之際,安娜給柯利克他們準備了很多精緻的禮物,并囑咐他們回去後,在親人的墳前多上幾炷香!

1990年1月5日,安娜以94歲高齡無疾而終。她是在空軍總醫院病逝的,之後翟雲英機關的大小上司都來為老人家送行。翟雲英在八寶山公墓,為母親準備了一小塊墓地。墓碑刻有“翟安娜和翟鳳岐”的名字。

後來,翟雲英和俄羅斯的親人來往頻繁。翟雲英完成了丈夫臨終前對自己的委托,想必丈夫的在天之靈也能得到慰藉。

參考資料:《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本護照與劉亞樓家人60年的尋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