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春瑜
一般說來，流氓是遊民階層的産物，随着城市經濟的發展，流氓的隊伍會不斷擴大。這是因為，一方面，部分遊民進入城市，無正當職業，隻能以歪門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市地主、權貴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鷹犬
之流，背後有了靠山。以明代而論，流氓鬧得兇的，是成化以後，嘉靖、萬曆時期，更是猖獗一時。這正與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如影随形：成化以後出現了一大批城鎮;嘉靖、萬曆時期，封建的都市經濟生活更日趨繁榮。流氓及流氓意識，給明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一
明代的流氓，不僅成群結隊，人數衆多，并且有他們自己的組織。有的以所糾黨徒人數作為綽号名稱，如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作為綽号，如棒椎、劈柴、槁子等。這些人“犯科扡罔，橫行市井”，“賭博酣，告讦大搶，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塵起”。真是無所不為，為害一方。萬曆初年，北京城内有個流氓團夥，“結義十弟兄，号稱十虎，橫行各城地方”，其中的一“虎”，叫牛二，與《水浒》中橫行街市的“沒毛大蟲”流氓牛二，同名同姓，耐人尋味。這個團夥的頭子叫韓朝臣，是錦衣衛的成員。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結黨聯群，内推一人為首”，顯然也是有組織的。萬曆年間，蘇州還出現了專門打人的流氓組織“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列某處某班，肆行強橫。一人有不逞，則呼類共為抨，不殘傷人不已。”他們打人有特殊伎倆，或擊胸肋，或擊腰背、下腹，中傷各有期限，或三月死，或五月死，或十月死、一年死，“刻期不爽也”。其頭目，今天有史可考的，有綽号“一條龍”的胡龍、綽号“地扁蛇”的朱觀，“嗜槍如饴，走險若鹜”，“皆郡中（按：指松江）打行班頭也”。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亂之際，“打行”更是趁亂而起，在江南胡作非為，“小者呼雞逐犬，大則借交報仇，自四鄉以至肘腋間皆是也”。
二
明代流氓的活動，五花八門，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打：動辄無端拳腳相加，甚至使出悶棍，是流氓的家常便飯。如杭州的流氓，一遇到人命案件，就視為奇貨，或冒充死者親屬，或強作僞證，橫索事主酒食财物，“稍不厭足，公行毆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數”。
搶：在明代的江南，有“假人命，真搶擄”之謠。這是因為，一些流氓“平時見有羸老病之人”，藏之密室，然後找巨家富室，為了尋釁挑起争端，将藏于密室者殺死，卻反誣是富家所為，打着索要人命、讨還血債的幌子，糾集其黨“烏合遊手無籍數百人，先至其家，打搶一空，然後鳴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嘉靖中葉，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師危急之際，妄圖大肆搶劫。史載：“時京城諸惡少兇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
訛：訛詐、耍無賴也。這是小股的、單個活動的流氓經常采用的伎倆。明人小說《西湖二集》卷20《巧妓佐夫成名》，描寫南宋故事，實際上反映的是明朝的現實，其中述及杭州的流氓：“還有那飛天光棍，裝成圈套，坑陷人命，無惡不作，積攢金銀。”“飛天光棍”這四個字，便使人不難想見他們所幹的勾當。再舉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有個流氓年終時，無錢過年，其妻急得團團轉，問他怎麼辦，流氓說，我自有辦法。剛好看到一位篦頭師傅從門前過，便喊他進門理發，硬要這位師傅剃去眉毛，師傅照辦，才剃去一邊，流氓便大吵大嚷：“從來篦頭有損人眉毛者乎？”這位師傅害怕見官，隻好“以三百錢賠情”，流氓便用這筆錢籌辦年貨。其妻見他眉毛去一留一，覺得不順眼，說：“我看你不如把眉毛都剃了，還好看些。”流氓置之一笑，說：“你沒算計了，這一邊眉毛，留過元宵節！”
騙：招搖撞騙、拐賣人口，是流氓的慣用手法。晚明有個流氓，自吹是包拯的後代，活了一百幾十歲，“曾見閻王，放還”，完全是活見鬼。還有人跑到一位名陳嗣初的太史家，自稱是宋朝詩人林和靖的十世孫，這位太史請他讀林和靖的傳記，讀至“終身不娶，無子”，此人頓時語塞。太史大笑，口占一絕以贈雲：“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别是閑花草，未必孤山梅樹枝。”這真是絕妙的諷刺。據明朝人豫章醉月子選輯的《雅俗同觀》記述：有賣驅蚊符者，一人買歸貼之，而蚊毫不減，往咎賣者，賣者雲：“定是貼不得法。”問貼于何處，曰：“須貼帳子裡。”這真是個辛辣的笑話。而賣驅蚊符，這不過是小騙術而已。明末松江有位姓張的鄉紳，平素好俠，有個流氓便投其所好，某日找上門去，腰間佩劍，一副俠客模樣，手裡提着“一囊，血淋淋下滴”，煞有介事地對這位姓張的說：“你的大仇我已經報了，囊中就是他的頭。”張某欣喜若狂，當場借給他十萬缗。可是，此人走後，張某解囊一看，囊中不過是一個豬頭而已，此人也就再無蹤影。應當看到，這種披着俠的外衣的騙子，是很容易迷惑人的。
更需指出的是，流氓染指經濟領域，以及流氓意識對商品流通的侵蝕，導緻種種欺騙、坑害顧客的行徑疊相發生。如：用假銀。正德時餘姚人孫乙，“以假銀去甯波買牛一頭”，牛主拿了銀子去納官錢，被官府追究僞造銀兩之罪，“悔恨無及，因自缢死”。又如：賣假藥。明代傑出的諷刺作家陳铎，在《折桂令·生藥鋪》中寫道：“助醫人門面開張，雜類鋪排，上品收藏。高價空青，值錢片腦，罕見牛黃。等盤上不依斤兩，紙包中那管炎涼。病至危亡，加倍還償。以假充真，有藥無方。”還有人曾作諷刺膏藥詩謂：“還有一等好膏藥，名喚金絲萬應膏，其實有功勞：好處貼腫了，腫處貼不消，三日不揭起，爛做一團糟。”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漫天要價，不着邊際，也是典型的欺詐行為。
還應當指出，流氓意識滲透到文化領域的惡果，使一些人醉心于弄虛作假，隻知道在錢眼裡翻跟鬥。僞造文物、古董，十分突出。明末的江南著名文人李日華指出：“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子弟翕然成風，不吝金帛懸購，而猾賈市丁，任意穿鑿，鑿空淩虛，幾于說夢。昔人所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直可笑也。”明中葉後，江南地區竟出現了專門僞造曆史、胡編家譜的“作家”。有個叫袁铉的人，“績學多藏書”，但卻是個窮光蛋。為了發财，他在蘇州專門給人編族譜，“研究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來，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這樣捏造曆史，實在是強奸曆史，在史料裡埋下無數釘子。
三
上述流氓的橫行，流氓意識的侵蝕，對社會的危害，是不容低估的。但是，對明朝社會危害更嚴重的，是明朝政治的流氓化。
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曾謂：“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其實，從更準确的意義上說，朱元璋是聖賢、豪傑、流氓之性兼而有之。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國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寶後即屠戮“功狗”，以頗有些流氓氣的漢高祖劉邦為效法的楷模。但僅就流氓氣而論，朱元璋比起劉邦來，實在是更勝一籌。
朱元璋先後制造胡惟庸、藍玉大獄，胡獄族誅至3萬餘人，藍獄誅至15000餘人，功臣幾乎一網打盡。當年以曾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而名重一時的老謀士朱升，早在朱元璋稱帝後的次年三月，“即老歸山”，要求重返林泉時，左丞相、南韓公李善長特地緻書挽留，說什麼“先生文學德譽，聖君所知，實儒流之老成，國家之重望……豈宜高蹈丘園，獨善而已哉”，而這位力勸朱升不要退隐的李老元勳，自己的下場又如何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将李善長扯到胡惟庸案中，假托星變，需殺大臣應災，殺了他（當時已是77歲的老人！）和妻女弟侄家口70餘人。事後，著名才子解缙上書為李善長辯誣，駁得朱元璋無話可說，但被冤殺的善長一家，早已是“血污遊魂歸不得”了！
給知識分子挂黑牌，更是朱元璋的一大發明。事情的原委是：元順帝有一頭大象，宴群臣時，能拜舞，堪稱善解人意。元亡後，朱元璋将此象運到南京，“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看起來，似乎是大象甘願給元朝殉葬，斯亦奇矣。朱元璋想起元朝舊臣、投降明朝後任翰林侍講學士的老知識分子危素，遂下令“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這種污辱人格、令斯文掃地的醜惡行為，難道不是十足的流氓行徑嗎？
上行下效。朱元璋的某些子孫——也就是藩王，也是一副流氓、無賴的嘴臉。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晉王朱，即威逼民間子女入宮，不中意者打死，燒成灰，送出宮外；對宮女濫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頭，有的被五花大綁，埋于雪中，活活凍死；将七至十歲的幼男閹割150多名，傷痕尚未痊愈，就令人運到府内，緻使多名幼童死亡。崇祯末年，南昌甯藩的惡少，更“辄結兇黨數十人，各為群，白晝捉人子弟于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讦訟破人産，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相命曰鏖神”。顯然，這些人已完全堕落成有組織、有計劃為非作歹的流氓團夥。
明代政治流氓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動辄在堂堂金銮殿裡以棍子毆打大臣，這就是所謂“廷杖”。誠然，廷杖前朝也曾出現，但明朝卻把這種污辱大臣人格的酷刑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從朱元璋到朱由檢，被打得屁股血肉橫飛（有的人當場斃命）的大臣們的凄厲呼号聲不絕于耳，從正德時起，更規定大臣被廷杖時必須脫去衣服，有些大臣是以調治幾個月還起不了床，有的落下終身殘疾。就此而論，明朝可謂以廷杖始，也以廷杖終。
明代政治流氓化，導緻了嚴重後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為流氓政治化。如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年輕時本來就是肅甯縣吃喝嫖賭樣樣來、成天與一幫無賴鬼混的流氓，後來賭輸了大錢，還不起，走投無路，才自行閹割，進宮當了太監。但正是這樣的流氓無賴，卻在天啟年間掌握了國家大權，專權亂政，稱九千九百歲，激化了各種社會沖突，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