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有一個綽号，叫“獺祭魚”。
最早稱義山為“獺祭魚”的是宋人吳炯，他在《五總志》中說：“唐李商隐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集左右，時謂為獺祭魚。”
這個詞的重點是用典。
用典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诠釋“用典”，說是“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
以古比今，以古證今，借古抒懷。
用典既要師其意，尚須能于故中求新，更須能令如己出，而不露痕迹，所謂“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方為佳作。
讀書人的能力，無非就是對典籍的掌握，而所謂掌握，一要多，二要熟，三要融會貫通。
不是死記硬背，要活學活用。
能“用典”，善“用典”，恰好就是活學活用的綜合表現，是以，能把古書裡的典故用得巧，用得妙，這是很考較功夫的。
既然用典是一種讀書人特有的能力，于是有了另一個詞，叫“典雅”，謂文章、言辭有典據，高雅而不淺俗；形容人富于學養，莊重不俗。
簡單說，不會用典的讀書人，就是不雅。
用典本身并不是寫詩的必須，詩言志，唐詩有名，很大的原因也是唐詩有很多種流派，詩仙詩聖，都有特别強大的感染力。
但這也造成了一個問題——沒有門檻。
阿貓阿狗都能寫，算什麼本事呢？
于是李商隐走了另外一條路，他給詩加了一道門檻：用典。
水獺吃魚，每條啃一兩口，吃剩下的就在河灘上整整齊齊地碼着。
李商隐寫詩也很費勁，寫詩前，得擺一桌子書，這裡找個故事，那裡找個語錄。
初看在寫詩，細看玩積木。
這個做法可謂另辟蹊徑，等于是把工具理性和藝術結合在了一起。
李商隐天資聰穎，詩才也不差，他這個做法，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詩品。
但這個做法也開了一個很壞的頭。
因為按這個路子，無論什麼題目，無論有沒有感受，單靠各種典故，我也能湊出一首詩來。
這是“堆砌”的更新版。
但問題在于，詩的本質是真情實感，是堆砌不出來的，
就像屎上雕花，做工再精細，裝置再進階，這玩意依然變不成咖啡色的冰淇淋。
但偏偏就是這個方法，在宋初造出了一個“西昆體”，一堆文人天天寫這種詩，我記得有三個人各寫了兩首七律的《淚》，七律嘛，每首八句，都有六個典故。
六六三十六，這就是三十六個關于“淚”的典故。
為啥寫《淚》呢？
因為李商隐也是這個寫法，而且他老人家也寫過一首《淚》，也是七律，也是八句，也是六個典故。
宋初這麼搞，當然是有道理的，五代野蠻粗鄙，斯文掃地，文治自然要遵古，尊古，必要推崇經典。無經典，不典雅，文人何以稱文。是以，西昆體在宋初泛濫成災，而終于昙花一現，也算是求仁得仁。宋初搞這套，算是為了承文脈，續道統。到了清初，蠻夷入主中原，漁獵改耕種，情況變了，薩滿教不好用了。是以，搶文脈，搶道統。是我的，我要承續，不是我的，我更要承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學文化。義理學不會，形式總好辦。是以，清初流行過一段宋詩。
性靈
這就到了《紅樓夢》了
林黛玉是典型的性靈一派，從書裡看，曹雪芹本身偏好的也是性靈的風格。
講性靈，自然最煩堆砌，當然，他特意借林黛玉教香菱寫詩的時候，把這句話說出來，也是因為香菱明顯沒有典籍學習的基礎，也沒有做過這樣的準備。
有了這個場景，話就好說了，借事發牢騷，總比刻意罵街要好。
是以，接着這個由頭，批評了李商隐的詩，批評這種模式。
唯恐讀者不知，這句話裡面還有後半句，就說她特别喜歡“留得殘荷聽雨聲”。
這一句恰恰是一個典故都沒有。
順便提一句，原句是“枯荷”，不知道曹雪芹為啥改，大概也是因景取義的再創作，是以不受制約。
寫到這裡，要提一下他的祖父曹寅，曹寅最有名的一首詩，叫《荷花》：
一片秋雲一點霞，十分荷葉五分花。
湖邊不用關門睡，夜夜涼風香滿家。
淺顯清新，至于白話，曹雪芹推崇這句留得殘荷聽雨聲，也許是不經意間想到了自己祖父的這首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