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生涯,英雄譜寫輝煌壯舉,是否亦仰仗于朝野對武勇的推崇?在重文輕武的宋明兩朝間,軍事實力竟有天淵之隔。明朝軍隊威風凜凜、叱咤風雲,宋軍卻顯得單薄羸弱、屢戰屢敗。這背後又蘊藏何種玄機?朝野文武是否差異懸殊?還是制度建制存在明顯區隔?
一、宋明軍旅源遠流長,根基卻有天壤之别
談及宋明兩朝的軍事力量,不得不追溯其根基。宋朝初年,由于資源匮乏、戰亂頻仍,軍隊建設相形見绌。雖大宋步兵素有勇猛之名,然陸軍裝備難免有所欠缺。鐵鑄的長戟與箭镞,乃是步兵主力的常備武器,但随着歲月流轉,裝備未見革新,在後世的戰場上,恐怕難以與火藥裝備的軍隊抗衡。相較之下,明朝在武器裝備方面的投入可謂不遺餘力。自開國之初,明軍便掌握了使用火藥的技術,曾煉制多種火器,如"神機營炮"、"紫蠟熘"等,甚至還有隋煬帝時期的"淬火炮"等,堪稱當時武器發展的領頭羊。憑借這些離奇古怪的火器,明軍攻城力量強勁,向來都不是宋軍所能比拟。
而在海上力量的建設方面,明朝也可謂傲視群雄。鄭和麾下七下西洋的巨艦,艦體有數十丈長,搭載着大量珍奇異獸及土産,遨遊海外。記載曾有西洋國王親自迎接鄭和艦隊時,驚歎不已:"就如看到了海上的一座山峰在移動。"令人贊歎的艦船體量,自然也展現了明朝制造業的發達水準。而相較之下,宋軍海上力量的發展卻遠不如明。記載中提及,宋真宗曾下旨在沿海地區購置戰艦,準備與東渡的金軍抗衡。然而最終獲得的戰船,不過區區七八十艘,且規模都不太大。當時的海上戰鬥力自然也被束縛于此,很難與明朝鄭和艦隊相媲美。
除裝備上的差異,兩朝在軍費投入上亦有懸殊。據學者考據,僅宋神宗熙甯年間一年的軍費開支,就已達五百餘萬兩白銀。如此钜額的軍費開支,對當時來說無疑是一筆驚人的數字。而明朝在亨武年間的軍費開支,更是高達二千餘萬兩白銀之巨,是宋代的數倍。可見明朝對軍隊建設的重視程度之高。有了如此雄厚的财力投入,加之軍事科技的飛速發展,明朝軍隊自然不愠不火,如虎添翼。
二、廟堂有道方可培育英雄
軍事實力的雄厚,固然離不開武器裝備的先進,更需依托于朝野文武合璧、人才輩出的大好環境。細究宋明兩朝,臣僚用人哲學頗有不同,對軍隊的影響也就迥然有别。
宋朝文人治國的風氣極為濃厚,連帶軍中亦有文人做主的景象。誠然,文人治軍并非從未有先例,隻是在宋代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建隆二年開始,宋仁宗下令削裕宗室籓氏、藩鎮王侯的權利,大量文臣被派至軍中擔任職務。面對這種局面,雖然軍中武将多有不滿,但在文人治國的大潮下,也隻能暫且服從。來到軍中的文人大多以儒家經典自勉,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對軍人的紀律要求極為嚴格。然而長期征戰的軍人們,習慣了營地生活中的粗鄙作風,難免與文人理念格格不入,彼此沖突不斷。
這不僅影響了軍心,更影響了兵員的品質和戰鬥力。有一段佳話可資佐證:當年宋神宗遠征于西路,曾在川隴地區遭遇強敵,'文人大将'劉允讓士卒列陣迎敵。不料部下聞之驚駭不已,立即投降潛逃,根本不願與敵方一戰。劉允讓震怒之下,劍殺重傷了一些棄甲兵,才勉強控制住局面。後來回朝後,劉允讓激昂陳詞:"軍中文人多矣,武夫微存。即簡練耳,無精銳可用。"可見當年軍中文人作風,令軍隊不免英雄無用武之地。
相比之下,明朝雖亦不乏重文輕武之舉,但在軍中用人上則較為睿智。明初為統一朝綱,武将往往受重用。如著名的徐達便曾兩入宰輔之位。後來明景帝更下令軍機事務,悉由宰相掌控,可謂權力集中。明朝将領由此獲得前所未有的榮耀和實權,帝王也可借助其威望穩固基業。時至明英宗及正德帝,親征邊疆沙場已然成為時尚,有力凸顯了朝野對軍旅的重視。如此氛圍下,将領才得以吸引當代能臣、争雄英勇,為軍隊培育出許多名将。方國珍在北方征戰數載,擒獲胡人,其名聞遐迩;馮錫rang自幼好武,十二歲習武,廿二年入軍營,勇往直前,當之無愧。除此之外,還有辛克贊、袁崇煥等武人才俊,均是受到了朝野有識之士的器重。
可以說,宋朝重文輕武,軍中文人充斥,導緻軍事科目荒廢,軍隊整體水準低下。明朝雖亦重文理學,但上至帝王,下至朝臣,均十分器重武備,尊崇軍事人才,這為培育精銳将士創造了良機。廟堂有道,英雄自然才得以橫空出世。
三、軍制建制影響深遠
軍旅雄健與否,制度安排實為重中之重。軍權分立與集中,邊疆戌守的嚴謹度,軍隊編制的系統性等,皆對軍事實力影響深遠,也正是宋明兩朝在這些方面存有差異,造就了彼此力量的不齊。
宋朝軍權集中與分立的沖突,可謂構築了宋軍軟弱無力的根本原因。自太祖時期,宋軍便将軍權分為内外兩路。内路的發号施令由樞密院掌管,外路則由殿前都指揮使統領。這種分權的做法,固然可防範外戚專權,但也帶來了難以調撥的弊端。有一次,宋太宗派遣兵力遠征西夏,但兩路軍權長期互不統屬,結果導緻了許多混亂和拖延,最終功虧一篑。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可謂宋軍事權的分裂,是導緻其戰鬥力低下的關鍵所在。
邊疆戌守也是宋軍力量薄弱的症結所在。宋代與北方民族的沖突接連不斷,遼、西夏、金、蒙古等勢力對宋朝構成重重威脅。然而宋軍的邊防布局卻極為松散單薄,靠的僅是偶爾的流動屯兵,難有根深蒂固之作用。更有甚者,宋軍的駐防政策常有破綻,如在燕雲之亂中,金軍由宋邊境直入汴京無阻。抗金名将嶽飛等人,多是在失去京師後才被征調上陣。由此可見,宋軍防務的虛浮懈怠,也為後來的掃地大敗埋下了禍根。
至于軍隊編制,更是一言難盡宋軍的問題所在。在宋軍體系内,富室錢谷的購置用度繁重,加之樞密院等機構官僚主義盛行,往往使編制松散,兵員難于嚴加管理。更有甚者,軍中常有武将與官吏勾結的亂象,屢屢滋擾軍心。時人也曾多有感慨,如嚴羽便嘲弄說:"亦何足貴哉?特爾操券而已。"足見當時編制問題之嚴重,已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相較之下,明朝在軍制建制方面的安排則頗為周到。明祖宗早已吸取宋朝分權所帶來的教訓,從一開始便實行了軍國大事的集權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就親自領兵十九次,充分展現了帝王的統帥權威。後來的明英宗、正德帝等,雖也偶有嗜武過頭之嫌,但至少彰顯了明朝軍令統一、高度集中的特點。這種明确的集權體制,使得軍令能夠得到高效統一的執行,為軍事戰略的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邊防戌守上,明朝亦比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明朝初年,受宋代失陷教訓的啟發,明太祖在東北和西北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屯田駐防。凡是向外重鎮,無不留駐重兵,如陝西地區就常年有五萬精兵戍守。對蒙古和西北土耳其人的威脅,明朝屯田綠營和甯夏、甯遠等駐軍便發揮了巨大作用,遏阻了其反撲的力量。相較宋朝粗放的邊防戰略,明朝在這一方面的安排實在是嚴密得多。
至于軍隊編制,明朝亦下了極大的功夫,體系日趨完善。明太祖剛開國時,便令文武百官加入編制,形成了嚴密的軍籍等級制度。後來又設立武官科考,使軍官選拔制度化,而非宋代那種混亂作風。更為重要的是,明朝對軍隊的編制實行專門統管,如工部掌管都指揮使司的武職等,防止了宋代資助武官的散亂局面。憑此種種制度性安排,明軍的編制得到了全面的嚴肅管理,為其勇猛精銳奠定了基礎。
軍制建制固然并非決定軍事實力的唯一因素,但其功不可沒。宋明兩朝在這一方面的巨大差異,難免使軍隊力量出現了逆水行舟的景象。
四、兵家生死存亡之計
縱觀軍事力量的雄厚與否,最終還需看其運用之高明。備戰、用兵、謀略,都是軍事智慧的重要展現,亦是宋明兩朝分路揚镳的決定性因素。
宋軍在備戰之道上,顯然是缺乏遠見卓識。以宋軍主力步兵為例,其裝備配置就極為單薄。步兵大多隻是手持長戟、箭镞類輕兵器,防護力量更是可憐。當時僅有一些皮革、木頭和竹片制成的盔甲,抵禦火器自難全力以赴。更有甚者,宋軍還保留着使用骠騎大軍的陳規陋習,這在火器時代已顯得格格不入,難怪每到與外族較量,常有潰不旋踵之敗績。
反觀明軍的備戰之道,則着實高出宋軍數個層次。自朱元璋奉行"富國強兵"之策開始,明軍便矗立于武力的高峰。軍中儀仗華麗,氣勢雄渾:盔甲入時,勘造有加;弓矢已鋪,炮铳随備。明軍備戰重視火器裝備,尤其還發展了許多新式火器,如淬火砲、神機營砲、紫蠟窬等,在攻城作戰中使用極為得心應手。更為關鍵的是,明軍将炮術武藝發展至登峰造極的地步,據載有"十分炮"之說,被公認為史上最強大的火器。有了這等武器的鋪墊,自然無往而不克。
用兵方面,宋明兩朝亦殊途同歸。宋軍用兵向來陰謀多端、機謀誇張,卻疏于整治軍紀,弊端叢生。宋仁宗曾誓要重新統一中原,然而在人才使用上卻極為失策。缺乏用武之人的恩威并施,整肅軍紀,反而縱容了文人氣節,弄得整支軍隊陰柔無力。多年征戰,宋軍反倒淪為"精銳無蹤,操将無統"的狼狽狀态。直到宋哲宗時期,才陰差陽錯地起用嶽飛等人,但為時已晚。
明朝雖也存在武文沖突,但在用兵方面卻較宋軍睿智得多。如明太祖便十分貴重用兵,親征數十次,始終留意軍紀整頓,縱橫兵法用之不亦樂乎。而到明英宗時期,亦偶有遠征。尤其是正德皇帝,勤于習武,甚至傳為美談。記載他曾于"庖畜兵馬,躬率軍伍,常檢閱武藝",且十分重視武備鍛煉,這可謂久違的好風氣矣。如此軍主嚴陣以待、上下同心,自然使得軍威大振。
最後還要論及謀略方面的差異。宋軍由于長期内耗、軍心不整,始終難以運籌帷幄、定下大計。尤其在與金國相持時期,用兵更是喪失章法。曾有一次,金國征讨期間,宋軍兩翼并進,無計可施,結果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不僅浪費了大批兵力,且令軍心益加動搖。相較之下,明朝憑借集權統帥的利器,軍國謀略往往可以得到高度統一和謹慎考量。曆史上有名的武師伍子胥便曾将火攻防禦之術發揮得爐火純青,成為攻城利器。而論及遠征謀略,明朝亦不乏經典案例,如鄭和下西洋時,其艦隊裝備精良,布置遍及家人衣食起居,可謂謀慮周全。
比較之下,宋軍在備戰、用兵、謀略諸方面,均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注重陰謀算計卻疏于軍事修養;明軍則從國是上重視武力,行伍嚴整有度,在備戰裝備、用兵措施和軍事謀略方面,均展現出卓越的水準。這正是兩朝軍事力量雲泥懸隔的根本所在。
五、民心所向軍威自振
民心所系,方可凝聚武力。惟有獲得人心歸順,軍隊方能如虎添翼,威力無窮。宋明兩代在此方面的表現,又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
宋軍縱然軍威不彰,但也并非全無收複失地的努力。可惜的是,這些努力往往因缺乏民心支援而半途而廢。如宋神宗時期,宋軍遠征川隴,本欲收複河西失地,然而由于兵多将廣,加之寵信小人,結果導緻軍民沖突加劇。當地群眾見狀深感宋軍無異于虎狼,紛紛逃亡或起而反抗,使得軍隊無法在西北立足。類似的情形,在靖康之難時也可見一斑。當年宋軍為抵禦金人,不得不在全國大肆征調,怠忽民力民疲,結果引起了各地農民起義的狂潮。這不僅加重了戰時的稅賦和徭役負擔,更令民不聊生,難怪最終宋室覆沒,金人大軍所向披靡。
相形之下,明朝用兵則深受民心擁護。明太祖雖亦兵多将廣,但其謹遵農時習俗、民力有賴的作風,還是給當時的群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據載,當年明軍在華北地區作戰時,所到之處,百姓多是"虛闊道路,舍尺而伺,四代之年,莫見此欵"。即使在後來的朝代,群眾對明軍仍存有崇敬之意,在應對外族入侵時更是一呼而起、逆來順受,擁護明室安危。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主動積極的民心眷顧,明軍在作戰中才得以如魚得水。據記載,正德帝親征蒙古期間,軍中缺草束為百旗引路,群情頓時駭然。幸而當地百姓獲知消息,紛紛提攜草束前來響應,使得明軍能夠順利展開作戰。後來明軍與元涼之戰,亦曾人馬疲憊,缺少資糧。而當地農夫一經募集,遂有源源不斷的物資彙集軍中,竟從此扭轉了戰局。
可見民心所向,關系重大。宋軍由于屢失民心,最終引發了一場人力财力的兩耗戰争,難免潰不成軍;而明軍前期的良好民風積累,不僅幫助它克敵制勝,更為日後的持久統治奠定了基礎。兩朝在民心所向這一關鍵因素上,實在是背道而馳。由此可見,一支軍隊要想真正強大,不僅需内部嚴整有律,更需赢得廣泛民心支援。軍威之自振自振,實自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