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字伯溫，處州路青田縣南田人。作為朱元璋的重要謀士，被後世奉為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的“王佐之才”。
在這一時期，以陳友諒、張士誠為首的農民起義軍領袖迅速向武裝割據政權首腦轉變，
這也使長江以南的鬥争焦點，從反抗元朝統治快速轉化到各割據政權互相争奪生存權和發展權上來。而劉基戰略思想，正是在戰争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那麼，劉基的戰略思想都有哪些？又取得了什麼戰果呢？
一、建設鞏固根據地
朱元璋曆來反對不注重根據地建設的流寇主義，早在渡江之前，就開始選取一塊擁有較好自然和群衆基礎的根據地來作為農民戰争的戰略依托。
攻占金陵之後，為了積攢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撐長期的戰争消耗，劉基建議朱元璋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上來。
朱元璋軍隊攻占金陵之後，劉基便着眼于擴充以金陵為中心的根據地規模，建議西線一帶主要加強太平、蕪湖等地的城防。
東線則是從元将定定、張士誠以及地主武裝張明鑒手中先後奪得鎮江、江陰、常州、泰興、揚州等地，這使朱元璋原本分散、孤立的根據地由點發展到線，進而形成以金陵為中心的成片相連的領地範圍。
接着，又趁陳友諒忙于内部争權、張士誠變節投誠元朝以求太尉官銜之機，向盤踞在金陵東南方向的元朝殘餘勢力發起進攻。
先後攻占甯國（今安徽宣城）、績溪、休甯、徽州（今安徽歙縣）、池州（今安徽貴池）建德、浦江、婺州（今浙江金華）、諸暨、衢州、處州（今浙江麗水）等地。
将根據地範圍進一步擴充到皖南和浙西地區。這不僅帶來大量的新增土地、人口和其他物質資源，還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身實力。
劉基建議朱元璋積極謀取甯國、徽州及浙西等地，是擴充自身實力的關鍵一招，極大地改變了與主要對手實力倒挂的現狀。
但同時，動蕩時期社會主體與生産資料普遍脫離，決定了亂世之中的政權實力并不完全展現在人口與土地等常量上，很大程度還展現在人與土地結合緊密程度等變量上。
有鑒于此，朱元璋着重強調“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農”的重要性。至正十八年（1358年）二月，康茂才為營田使，專司龍灣附近的軍屯實施和水利修繕工作。
同年十一月設立管理民兵的萬戶府，簡拔民間精壯充為民兵，“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将更具生産效率的準軍事化組織模式推廣到民間層面。
得益于思想上的高度重視和現實中有力的舉措，朱元璋統治區内乏糧的情況得到明顯好轉，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龍灣附近的屯軍每年可得榖一萬五千餘石，除滿足軍需之外，尚可結餘七千餘石留作備用。
元末，推薦劉基、葉琛、章溢等王佐之才出山的儒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著名建議，從“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個方面出發，給出了擴充實力和加快根據地建設的一般方法路徑，其中包含了從全局高度關注好根據地建設過程中的各個重要局部、防止顧此失彼的思想，這是難能可貴的。
但同時，朱升的建議也具有明顯的内向和被動特征，無論是“高築牆”“廣積糧”還是“緩稱王”，無一不指向内部發展與鞏固的優先性，而針對主要對手刻意打破自身發展程序、外向發展以擴大根據地、預有先謀着手軍事鬥争準備等問題卻無從回答。
因而，朱升的建議實質上是“韬光養晦”的代名詞。但身處亂世之中，即便委曲求全也很難為自己謀得一個安穩的發展環境，更何況陳友諒、張士誠等主要對手此時都處在快速擴張、發展的時期，絕不可能會坐視朱元璋的發展、壯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雖具有一般性特征，但也缺乏對時代特殊性的思考，将資源的有限性向有效性轉化、為潛在的軍事鬥争提前做好物質準備，則可視為朱元璋将“韬光養晦”的一般指導規律與元末農民戰争革命特殊形勢相結合的思想産物。
此後，朱元璋吸收劉基等重要謀士的合理建議，總結出根據地建設的兩大原則：一是根據地的軍事化建設與準備要以人民的承受力為限。
進軍浙西期間，得知鄧愈因築城太迫而“民頗怨之”的情況，劉基當即建議朱元璋責令鄧愈停止築城，并向鄧愈說明築城是以衛民、非害民的道理，使其自覺在“思（民）是以休息之”與防範外部軍事威脅之間做一個平衡。
二是根據地的發展需以保全甚至擴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基點。朱元璋軍隊每到一處或開倉以赈貧民，或鼓勵群眾反抗和争奪地主的土地，期間還提出“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的口号，以宣誓對龍鳳農民政權的隸屬以及農民革命的繼承。
要讓農民支援起義事業，除了要給予群眾土地等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外，還應采取減輕稅負、發展工商業、促進農業生産等方式來做大根據地内部的利益蛋糕，隻有這樣，才能使根據地發展變得更加可持續。
其做法如宣布廢棄“以十稅一”的元代舊有稅率，改“以十五分為率，稅其一分”代之，降低商品的流通成本，取消此前頗受诟病的“寨糧”制度，軍需後勤開始向“自給自足”方向轉化等等，都是擴大總體利益蛋糕、迎合民意的展現。
劉基建議朱元璋将軍事力量配置于更合理的空間和地域，避免兵力分散。朱元璋占領金陵之初，在領地上與陳友諒并無接境，反而因與張士誠相距較近，彼此都有擴充外圍空間以赢得安全緩沖區的迫切需求。
這一時期朱元璋将兵力主要集中在東線方向，在與張士誠的反複争奪中，逐漸建立起了一條沿江陰、太湖至長興的堅固防線，使張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
東線穩固之後，劉基建議朱元璋開始着手進軍皖南和浙西等地，以進一步充實自身的實力。
這一時期，朱元璋憑借北方有龍鳳政權捍蔽、元軍“不能以匹馬、隻輪臨江左”的相對優勢，隻部署部分兵力用于應對東西兩線的潛在威脅，而将絕大部分軍事力量抽調至東南戰場上，用以殲滅駐守在各孤立據點上的元軍。
憑借兵力上的相對優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内，劉基等輔佐朱元璋成功占領了皖南、浙西以及浙東的部分地區。軍事力量的合理配置是朱元璋能夠實作領地迅速開拓的重要原因。
二、在被動中争取主動
朱元璋上司的農民戰争是在敵強我弱條件下展開的，這決定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處于戰略上的防禦和被動地位的。戰略主動地位的取得還需通過打赢那些具有重大影響的戰役來加速敵我實力天平的傾斜。
劉基從軍事戰略的高度輔佐朱元璋克服軍事上的被動、實作弱軍戰勝強軍。首先，從價值觀念、思維模式、性格特點等方面把握住了主要對手的意圖傾向。
其次是通過“伏兵邀取”等方式打破了主要對手的戰略企圖、實作了敵我實力的部分強弱轉換。再次是利用對手的沖突困難、采取軍政并舉的方式徹底扭轉戰略被動。
準确分析對手的戰略意圖、預有先謀地予以破除，是戰略被動中争取主動的前提。至正二十年（1360年），陳友諒弑徐壽輝自立，并大舉進攻應天。
面對突如其來的巨變，朱元璋掌握的情報不足以支撐戰略決策。對此，劉基提出通過價值觀念、思維模式、性格特點等方面把握主要對手戰略企圖，進而模拟和反推事态發展的基本走勢，來為朱元璋上司集團自身決策提供依據的思想。
劉基認識到要準确把握對手戰略企圖。首先，要将目光鎖定在敵方政權的核心人物身上。這是因為戰略決策的主體通常并不是底層人民或普通士兵，而是處在公權力中心的那一小部分人。
同時，政權内部中的重要人物雖均可對戰略決策施加影響，但因決斷權大小的不同，不同身份決定了其對戰略決策的影響力也有所不同，而這當中，政權領袖的意見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其次，從價值觀念、思維模式、性格特點等方面對主要對手潛在的決策傾向進行全面分析。他在與劉基等群臣談及自己做出“先陳後張”戰略決策的時候曾說：“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
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
談論中，朱元璋提到了陳友諒、張士誠二人“好生事”“無遠圖”的利益觀，“志驕”“器小”的性格特征，以及“剽而輕”“狡而懦”的思想行為模式等，基本準确地刻畫了陳、張二人的人物畫像。
在此基礎之上，劉基還對事态發展的大體走向進行了預測：若先攻張士誠，“志驕好事”的陳友諒必定傾巢而來進攻應天，屆時自身将無法擺脫兩面受敵、“疲于應敵，事有難為”的困境。
反之，若先進攻陳友諒，小商人出生的張士誠出于利益考量，必定會先盤算觀望或隻出動小規模軍隊，爾後根據朱元璋和陳友諒戰局的發展狀況來決定自己的用兵程度，這種以聯合為名、行漁人得利之實的做法，反而能夠大大減輕朱元璋的軍事壓力。
有鑒于此，劉基等人大膽提出“先陳後張”的戰略決策，破除戰略被動的重點也從對張作戰，轉移到削弱乃至戰勝陳友諒上來。
古代戰争的爆發需以特定的戰場空間作為承載實體，地形條件是作戰形式選擇以及作戰樣式設計當中繞不開的重要一環，這決定了用地利佐勝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适用的。
同時，強軍通常在戰役選擇、應變時間和局部力量對比上較弱軍有更大的相對優勢，快速戰勝對手是他們的基本訴求，弱軍若想破敵企圖、以弱勝強就不得不更加講究地形這個自然條件，借地利優勢的發揮，人為謀求局部力量對比的改變，乃至戰勝對手。
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陳友諒率領十倍于朱元璋的兵力，攜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多艘巨艦及數百艘戰舸攻克應天（朱元璋攻克金陵後，将金陵改名為應天）上遊重鎮太平。
并遣使張士誠，相約同時進軍、東西夾擊朱元璋。這使應天城内一片嘩然，有獻計“謀以城降”的，有建議“鐘山有王氣欲奔據之”的，有提出“先複太平”然後節節抵抗的，也有勸朱元璋“伏兵伺隙擊之”的，可謂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在廣泛聽取群僚的意見後，朱元璋将劉基單獨召入密室，與其商議對策。商議中，劉基提出：“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
認為戰略防禦階段的軍事行動首先應建立在戰略退卻之上，建議朱元璋采取誘敵深入的方式，将陳友諒軍隊引向應天城下“伏兵邀擊”之，這樣做的好處有四：一則能夠避免在敵強我弱情況下與敵人正面決戰，通過戰略上的主動退卻赢得軍事部署的時間、空間。
二則先處戰地，以逸待勞，龍灣（渡口名，為南京沿江六渡之一，也是陳友諒進攻應天的必經之路）等沿江渡口“水路狹隘，僅容三舟”，複雜的地形條件是伏擊作戰的理想場所，這不但能夠減少自身傷亡，也可以剝奪陳友諒巨艦的機動性，化被動為主動。
三則陳友諒此時志得意滿、求勝心切，使“誘敵深入”具備實作的可能；四是對陳友諒的快速取勝，能進一步加重張士誠的觀望情緒，避免使自己陷入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中。
劉基的建議得到了朱元璋的采納。但同時，朱元璋認為陳友諒志得意滿、求勝心切的心态僅僅是具備了實施“伏兵邀取”的可能性，還并不具備實作的确實性。
為了讓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向确實性轉化，也為了盡可能地全殲陳友諒軍隊以快速改善戰略上的被動局面，朱元璋主張還應充分發揮“人謀”的作用，使事态在人的引導下朝着預先設定的路徑發展。
為此，他利用康茂才與陳友諒是故交的這層關系，訓示康茂才“遣使詐降，約為内應”，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徹底打消陳友諒的警惕和顧慮。
另一方面，能讓陳友諒在利益誘惑面前放棄與張士誠共同出兵的約定、冒敵輕進，為最後的軍事殲滅創造條件（當然，“遣使詐降，約為内應”隻是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一種表現方式）。
在朱元璋的積極運籌下，陳友諒果然中計，朱元璋軍隊取得“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的重大戰果，陳友諒本人僅以身免。朱、陳二人的實力天平開始部分傾斜。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他與劉基及諸将總結鄱陽湖勝利經驗時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此是以為吾破也”。
以上表述雖不否認天時、地利對戰役決勝的重要作用，但又認為天時、地利、人和之于全局的作用又當有“瓦解”和“土崩”之分，前者通常表現為漸進和量變性，而後者則表現為颠覆和徹底性。
因而，從扭轉戰略被動、奪取戰略主動的角度出發，朱元璋給出了自身對“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了解和解讀。
那麼如何通過“人和”的方式去根本改變敵我的戰略天平呢？劉基認為首先是關注到敵方政權内部沖突的變化，并以此作為軍事征伐的前提。政治清明是軍事勝利的前提，反之，軍事上的成敗也會反作用于政治。
對于戰略指揮員而言，不僅要關注自身的戰略局限，也應該充分留意敵方政權内部“人和”的變化情況，并以此作為征伐的契機。龍灣失利之後，陳友諒的處境開始變得維艱。
軍事上的慘敗引發政治危機持續更新，不僅有明玉珍于蜀中自立為王的上層分裂，也有因常年征戰“軍需供億”引發的下層不滿。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六月，投降朱元璋的李明道說出陳友諒内部分崩離析、衆叛親離的真實情況：“友諒自弑徐壽輝，将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骁勇之将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劉基及時建議朱元璋親征九江陳友諒，以求進一步削弱其實力。
戰争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實力的對比，更是人力和人心的比拼，群眾的支援能夠為軍事征伐提供強大的心理和精神力量的支援，反過來又會作用于客觀力量的此消彼長上。
是以，與戰略防禦階段力求全殲敵人不同，九江戰役中，劉基提醒朱元璋應差別對手、靈活運用軍事打擊和政治勸服等各種手段，除陳友諒本人及其堅定支援者仍需堅持武力殲滅外。
對其治下的其他勢力則都應堅持以政治勸服為主要手段，哪怕對手負隅頑抗或降而複叛，朱元璋也主張要展現必要的政治誠意來換取絕大多數階層的諒解和支援。否則，非但容易出現“費留”等不利局面，占領下來的領地也可能得而複失。
劉基等人為朱元璋拟定“奉天征讨，納順安民”口号收攏萬民之心，宣誓“納順安民”的政治目的，還在占領龍興（後改名洪都，今江西南昌）等地時宣布：“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
（此後）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這些“人和”政策不僅在群眾層面引發了“士民皆感悅”“遠近皆降”的巨大轟動，更與此前陳友諒的統治政策形成鮮明對比，擴大了群眾對陳友諒政權的不滿情緒。
此後，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悍然發動的鄱陽湖決戰，在戰役上來看，表現為其企圖通過戰役決戰勝利來扭轉戰略頹勢的一個努力，但就鄱陽湖決戰的程序以及結局來看。
很大程度上卻印證了一個事實：單一的軍事努力不足以挽回人心盡失的戰略頹勢，群眾的态度和意志對戰争勝敗起到巨大的影響作用，“人和”因素對于赢得戰略主動起着關鍵性的作用。
三、“得算多（者）勝”“待時而動”
戰勝陳友諒之後，朱元璋軍隊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實力上均超過了同時期的其他主要競争對手，自起兵以來第一次擁有了全局意義上的主動。
但同時，在經曆與陳友諒的強弱轉換後，也使劉基深刻領悟到戰略優勢并不足以確定戰争勝勢，取得優勢而無勝戰準備，并不是真正的優勢；反之，劣勢軍隊準備充分，也可以以弱勝強。
因而，朱元璋與劉基、常遇春等人商讨統一大計，君臣們給出“待時而動”的應對思路。一開始劉基等人提出“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的方案。
朱元璋指出，這在戰役戰術上是冒敵輕進的行為表現，更犯了将戰略問題戰役化指導的原則性失誤，指出“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恃衆”，認為自己從起兵以來總能夠獲勝的原因在于“臨小敵亦若大敵”的審慎。
若真如劉基、常遇春所言“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則當年劉福通組織三路大軍北伐中原的行動就不會失敗。
進而說道：“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劉基、常遇春的長驅直入型作戰方案，強調戰役戰術層面的積極主動，應統一于戰略層面的确有把握之下，這也從事實上與那些戰略勝利取決于戰役勝利的觀點劃清了界限。
朱元璋與劉基、常遇春等君臣們最後統一了思想，戰略行動始終是圍繞如何增加戰争把握性這個主題而展開。
在戰略進攻發起的時機上，主張“待時而動”。龍鳳政權滅亡以後，原來橫亘于北方的軍事屏障不複存在，此後，無論是先攻打張士誠還是北伐中原，都将面臨強敵潛在幹預甚至戰線擴大的風險。
基于北方蒙元武裝集團（主要是王保保、孛羅帖木兒、張思道以及李思齊等人）“智均力齊、互相仇敵，必将有變”的基本判斷，提出了“待時而動”的應對政策，核心是借“必将有變”之勢，起“并一天下”之兵，達用力少而建功多的目的。
從中可見，“待時而動”并不等同于消極待機，而是包含了如何看待戰略機遇期的一般邏輯：即面對必然出現的戰略機遇，應當持重觀望、預有準備、順勢而為；若戰略機遇以偶然方式出現，也應當機立斷、把握機會。
當然，必然機遇和偶然機遇之間并不割裂，如必然出現的戰略機遇常會以偶然事件作為表征；同樣，偶然機遇的背後也會有必然因素在起作用，而這些，都需要以正确認知戰略機遇為前提。
實際情況也正如朱元璋所料，元末各主要地主武裝之間先有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卷入宮廷皇權鬥争，彼此混鬥交惡、無暇顧及南方，這為朱元璋消滅張士誠創造了有利條件。
後有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張思道等人因個人恩怨大打出手，置朱元璋北伐行動而不顧，甚至在元順帝親自出面調停并下達“四道進兵，犄角剿捕”指令時仍拒不奉诏。在外援不繼的情況下，元順帝最終不得不放棄都城，北逃避難。
在戰略進攻的籌劃上，堅持“得算多（者）勝”。一般而言，戰争兼有風險和機遇兩種對立屬性，對于風險的接受程度以及對把握性的偏好不同，形成了曆代軍事家們形形色色的戰争指導風格。
“持重用兵”，不僅在戰略劣勢的時候如此，在戰略上處于優勢時也同樣如此，這點在統一戰争時期展現尤為明顯。其具體内涵為：首先，戰争的偶然性和風險性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估計的。
當劉基、常遇春等人提議采取“長驅直入”型作戰方案時，朱元璋就曾以偶然性和風險性過大為由表達不同意見：“彼（王保保、李思齊、張思道等大地主武裝與元順帝）方犄角，相為聲援，豈得遽雲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
又補充道：“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饷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
談論中，他首先舉出了敵方的防禦部署以及我方“饋饷難繼”的作戰短闆，在此基礎上，指出“頓兵堅城，進不得戰、退無所據”是“長驅直入”型方案的最大風險點。
認為若不能正确估計、客觀看待偶然和風險因素，也不采取手段積極預防和妥善化解，一旦“懸師深入，不能即破”，不僅國家統一程序容易就此受阻，甚至還将出現其他更加不利的情況。
應當來說，朱元璋的上述分析是準确和現實的，其本質上是綜合考慮敵情、我情以及戰場環境後，合理估計和預見戰争偶然性和風險性的一個過程。
其次，朱元璋與劉基、常遇春等君臣們形成統一認識，戰争的偶然性和風險性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規避的。無論是攻打張士誠期間的“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
然後專取浙西”的滅吳方案，還是北伐中原時期提出的“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的主張，主要用意均在于通過“剪其羽翼”的方式化解全局風險，進而為“搗其腹心”創造條件。
朱元璋之是以能在不到十個月的時間内攻克大都，與其精心布置戰場、謹慎選擇目标、刻意規避全局重大風險是分不開的。
再次，即便是戰場上出現了某些不可控的偶然因素，也可以通過事先準備以及人為有效處置，将損失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内。進攻山東期間，曾出現王宣父子降而複叛、蛇鼠兩端的情況。
對此，朱元璋曾命徐達采取遣散軍隊、混編人員、移送進階将領至應天等多種方式，将類似情況的影響降到最小。
綜上可知，朱元璋高度關切戰略籌劃對戰争勝負的重要作用，并把“廟算”作為規避戰争偶然性、增加把握性的主要手段，“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強調戰略籌劃越充分、考慮越全面，則争勝的把握性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