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隆大院
北京給胡同起名字，有不少都很有意思，有些名字卻讓人匪夷所思，比如叫大院的就不少。為什麼把胡同叫成大院，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嘛，我一直不明就裡。我知道叫大院的，老北京有石碑胡同旁邊的花園大院，草廠十條東邊的糞場大院（後改為奮章大院），橋灣兒附近的槐樹大院，白塔寺附近的黃土坑大院，什刹海後海附近的興隆大院，北池子之西的承侯大院，西直門内的石碑大院，北新華街的剛家大院，朝陽門大街的羅家大院，崇内大街的鈴铛大院，燈市口大街的興隆大院、信義大院、富貴大院等等，很是不老少。
離我小時候的住家很近，還有一個慶隆大院，走東興隆街，過大衆劇場西邊一點，路北就是。剛進這條胡同，不知為什麼有塊石闆頂。胡同很短，不直，南通鮮魚口，北通銮慶胡同，中間的膛兒很大，像一個人突然隆起的啤酒肚。在這啤酒肚的地方，形成了一個挺寬敞的空場，西邊有個浴池，東邊是一面高牆，種着半面牆的爬山虎。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到這裡洗澡；我和同學放學後或放假的時候，常到這個空場裡踢球。
多年未到慶隆大院，再一次來，是1972年冬天。
我從北大荒回北京探親，忽然想看看連家大姐。連家住我們大院前院正房三大間，房前有寬敞的廊檐和高高的石台階。在我的印象中，連家沒有男人，隻有連家姆媽和連家大姐，連家大姐是連家唯一的孩子。
連家姆媽是廣東人，身體不好，深居簡出，我很少能見到。連家大姐大我好多，我剛上國小，她已經上高中了。連家姆媽長什麼模樣，我一點兒印象都沒有了，奇怪的是連家大姐的樣子，一直清晰地記得。個子很高，面容白淨，梳着兩條長辮子，說話柔聲細氣，道地的北京話，不像連家姆媽一口廣東話聽不懂。
我和連家大姐并不很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直功課很好的連家大姐聯考失利，失利的原因，聽說是臨考前連家姆媽特意把家裡珍藏的一支派克金筆給她，本來希望這支金筆帶給她好運，考出好成績。誰想，答卷的時候，派克筆不出水，怎麼也寫不出字來，急得她使勁兒地甩筆，墨水終于甩出來了，卻甩在試卷上和她的衣服上。意外的忙亂中，連家大姐慌了神，沒有考好。聯考失利，倒也罷了，最讓我也是讓全院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連家大姐從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時，誰也不懂這個病，等連家姆媽帶她到醫院，為時已晚。從醫院裡出來，她整天宅在家裡。我上中學後偶然見到她，人已經有些脫形，那麼漂亮的連家大姐，一下子蒼老了許多。
高中畢業那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正趴在桌子上複習功課，連家大姐忽然來到我家，這讓我非常奇怪，她從來沒有到過後院我家。她沒有理會我爸爸媽媽和她打招呼，徑直走到桌前，對我說：你聯考的時候，千萬别用鋼筆，一定用原子筆、用鉛筆！這話說得神神道道的，讓我一愣。她說完轉身就走了，走到門口，又回頭對我說：現在咱們全院就你學習最好，你可一定要考上個好大學，别重蹈我的覆轍！這話說得可一點兒都不神神道道，讓我感動，我趕忙站起身，追上幾步要送送她。她已經一陣風走遠。
在此之前，我和連家大姐沒有什麼來往，但她留給我的這個印象很是難忘。大概就是由于難忘吧，我想起應該去看看連家大姐。
這時候連家姆媽還在，和連家大姐兩人相依為命。連家大姐的病已經好了，算一算，她已經三十五六了，一直沒有個對象，成了繼患病和沒工作之後，第三個讓連家姆媽頭疼的老大難。我去連家，連家姆媽告訴我前些日子街道辦事處給她找了份工作，在自行車存車處看車。說罷，連家姆媽歎了口氣，說：總算有個工作了，要不我一走，她可怎麼辦呀！然後告訴我存車處在慶隆大院，問我知道那地方吧？
存車處就在這個空場上，靠東牆邊。到這裡停放自行車的，白天大多是逛鮮魚口和大栅欄的；晚上，是到大衆劇場看戲的人。我小時候，這裡沒有存車處，那時候有自行車的人少，自行車漸漸多了起來，這個空場派上了用場。
來到慶隆大院，很容易就找到了連家大姐，她也一下子認出我。我見她精神好許多，隻是歲月在她的臉上身上留下的痕迹太深。她穿着一身灰藍色的工作服，更是遮掩住了青春的容顔。按理說，三十五六，還是好年齡，可顯得那樣蒼老了。想起以前她那漂亮的樣子，心裡有些傷感。
等她下班後，我們一起回老院，邊走邊說着話，覺得她的話比以前多了起來，整個人放松許多。我很替她高興。她說沒有想到你跑來看我！說完，她笑了，接着對我說，看車的時候，特别怕碰見熟人，你來了，我不怕！然後，她又說，聽你爸爸說你在北大荒都發表文章了，我真的特别為你高興！可惜，和我一樣，就是沒有能上成個大學！聽到她這樣說，不由得想起當年她聯考失利的樣子。她的一生，便是從那時打了個彎兒。如果考上大學，是另一種樣子了，怎麼會跑到這裡看自行車？
是個雪後的黃昏，積雪很厚，挂滿枝條，覆寫房頂，在夕陽映射中，閃着冬天獨有的凜然白光。路上結着冰，有些滑，我攙扶着她慢慢地走，背後打過來落日的餘晖，在我們的前面投射下兩道影子，又細又長，長出我們身子一倍多。那影子，在我們的前面晃動着，我們永遠無法踩在上面，更無法邁過去走到它們的前面。
鮮魚口
有一副将北京地名串在一起的對聯：花市草橋鮮魚口，牛街馬甸大羊坊，其中說到鮮魚口。在老北京城，鮮魚口很有名。當初三裡河曾經流經于此，岸邊有魚市，販賣鮮魚的小販常在這裡吆喝，人們把這裡叫成鮮魚口。鮮魚口一帶，最先有了魚市之後，肉市、布市、柴市、帽市、鞋市、果子市，相繼而出，日漸繁茂，是日後的事（肉市胡同、布巷子胡同、果子市胡同，至今尚存）。
有水的地方，都曾經是興旺之地，鮮魚口的曆史和名聲，比對面的大栅欄要早。京城商業中心從城北鼓樓什刹海地區南移至前門外，鮮魚口和大栅欄，便一直這樣東西對峙，遙相呼應。
重打鼓另開張的鮮魚口，已有十多年。最初号稱新開張的12家老字号，隻有便宜坊、天興居和金糕張三家是老店老址，其餘9家均不是。
在我的童年乃至青年時期，鮮魚口不是這樣子的。那時候，如果僅以現在的金糕張為起點，到鮮魚口西口這一段，路南依次是金糕張、聯友照相館、旅店、黑猴百貨店和田老泉氈帽店；路北依次是天興居、華清池、便宜坊、天成齋鞋店、馬聚源帽店。
鮮魚口的老字号很多，店鋪鱗次栉比，雖然沒有大栅欄擁有瑞蚨祥、同仁堂那樣的大買賣，但各種店鋪不比大栅欄少。
鮮魚口應該不止于如今開街的這一段。明正統年間，因在正陽門東南護城河開口洩洪，方才有河水即後來被稱為三裡河，過西打磨廠和北孝順胡同流經此地，有了鮮魚口，兼有了小橋和梯子胡同的地名。梯子胡同是河堤往上爬呈梯子狀而得名；小橋地名則是緣河緣橋而生，明《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裡就有此地名，足見曆史悠久。這裡以前有小橋副食店，經營肉蛋魚蝦油鹽醬醋等日常百貨，家裡常讓買東西，囑咐說：去小橋啊！指的就是小橋副食店。小橋商店一直存在到2006年前後。據說，那座小石橋，就埋在了副食店的下面。鮮魚口，實際指的是小橋東西兩岸。如今，新開發整修的鮮魚口，僅是西岸的一截而已。
《京塵雜錄》一書說：“舊時檔子班打采，多在正陽門外鮮魚口内天樂園。”天樂園即新中國成立後的大衆劇場，在小橋以東，便說明舊時鮮魚口是延續至天樂園一帶（如今建立的天樂園，已經不在原址，而是往西移了很遠，且樣子面目全非）。
天樂園東西兩側，分别有著名的藥店長春堂，和饽饽店正明齋，我小時候還都健在。天樂園最早開在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是北京最老的戲園子之一。長春堂開在清乾隆年間，以發明避瘟散并熱銷京城，打敗當時風行的日本仁丹而出名。正明齋開在清同治年間，以慈禧太後和張學良将軍以及郝壽辰等一幫藝人愛吃的滿人糕點而聲名遐迩。少了這三家，鮮魚口不會那麼熱鬧。
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去大衆劇場看評戲，那時新鳳霞和小白玉霜在那裡正紅火。我也曾到長春堂買過避瘟散，到正明齋買過點心，到金糕張買過山楂糕。大約二十年前，長春堂的雕花磚牆、券式拱形門窗的二層樓還在；正明齋房檐下漆畫的門楣還在；金糕張那座二層八角的轉角樓，雖然老态龍鐘卻也還在；無語滄桑，都在訴說着昔日的輝煌。
鮮魚口的店鋪還有一個特點，即帽店和鞋店多，而不僅僅是現在的小吃一條街。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尚有7家帽店和9家鞋店。鞋店最著名的，當然要數天成齋；帽店最著名的，莫過于馬聚源。老北京有民諺：腳蹬内聯升，頭戴馬聚源。這裡雖沒說天成齋，但它雙臉布鞋，足青布面，全包鞋底，前面兩條皮臉，好看結實也不貴，是老北京普通百姓買鞋的首選。帽店還有楊小泉和田老泉兩家老店，因兩家店門前都有木質黑猴坐鎮，都被稱之為黑猴老店，幾乎成為鮮魚口的象征。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黑猴店依然在鮮魚口經營，甚至到了20世紀90年代，它雖易名并改賣小百貨，卻仍然頑強挺立在原處，老街坊們買布買棉花買針頭線腦，會依然親切地互相招呼：走，到黑猴去！
看清人《朝市叢載》等書，都有對鮮魚口的記載。現将有關已經被我們遺忘的店鋪補記一下。路口西南最有名的是楊小泉的黑猴氈帽店，東南則有襪子郭、南剪鋪義和号，有專門賣窩窩蜂糕的魁宜齋，有專賣素點心的域盛齋，有專賣藥酒的天福堂，有專賣江米白酒的東楊号。小橋之西，在原會仙居舊址後開的聯友照相館；路北靠馬聚源有天成齋。小橋之東，靠正明齋有專賣北京大八件有名的東大興。老北京，大、小八件是講究分着賣的，不能茄子葫蘆一起數，展現了術業有專攻和食品講究的精緻，是以，它和正明齋雖相挨着，卻因并非同質化而并行不悖，各有各家的生意。
特别應該說的，還有緊挨着便宜坊原址東側，有一條窄如細韭的小胡同（這條胡同在鮮魚口改造前還在），别看窄小，卻别有洞天，内有一個曲藝社，說相聲、演唱大鼓書，類似大栅欄裡曾經有過的前門小劇場，是平民百姓的娛樂場所。
試想，如果能夠把這些老店都相繼挖掘開發出來，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有吃有喝有玩，能聽戲、聽曲藝，外帶能照相留下老北京的紀念。這樣帶有市井氣息平民化的街景，才是鮮魚口的特色，遠超過現如今的小吃一條街的特色。這種特色，差別于街對面的大栅欄，同為商業街，大栅欄以瑞蚨祥為首的大買賣多，而鮮魚口則是雲集着衆多各具賣點的小店鋪。以賣鞋為例，老北京人說官人和老闆買鞋去内聯升，賣力氣的買鞋去天成齋。可以看出，這裡的商業文化，講究的是鄰裡關系，講究的是薄利多銷，講究的是花香不須多，民德歸厚，穿珠為串，水滴石穿。
對于老北京人，對鮮魚口這樣平民化的特點更為懷念。對我們這些老街坊而言，都會說逛大栅欄，但沒有說逛鮮魚口的，一般隻說去鮮魚口，這一字之差，尤為展現鮮魚口的平易之處，它和老百姓的平常日子緊密相關。
小時候，星期天，父親總要帶我先去興華浴池泡個澡，然後到緊挨着浴池東邊的天興居吃碗炒肝。洗個澡一毛五分錢（小孩不要錢），買碗炒肝8分錢，都不貴。20世紀60年代，夏天，興華浴池門前擺着小攤，專門賣刨冰，刨冰上澆着顔色鮮豔的果汁，夜晚燈光映照下，格外耀眼，也是難忘的一景。
我從小到21歲離開北京去北大荒之前，幾乎所有照片，都是在聯友照相館裡照的。那時候，姐姐每一次從内蒙古回家，都會帶我和弟弟到聯友照相館照一張合影。去北大荒之前，父親帶我到馬聚源買了一頂皮帽子，一直戴了在北大荒整整六年的冬天，暖和得讓我總想起家。
黑猴對于我更是親切無比，那是母親去過最多的店鋪，黑猴給她最大的信任和友善。印象最深的是最後使用棉花票的那一年，半斤棉花，母親也要跑到那裡買，一張豆黃色草紙從中間包着，兩頭露出的棉花，沾滿母親的身上，像剛從棉花地走出來似的。
以後，搬家離鮮魚口很遠了，我還常到那裡去，有時是買東西，有時什麼也不買，卻總覺得還能看見母親的影子。記得兒子剛上中學，要去軍訓，老師要求買軍用水壺，幾乎跑了半拉北京城，最後我說到黑猴看看吧，真的就在那裡買到了。那是1992年的事了。一晃，日子過得飛快，提起黑猴，還是那麼親切，仿佛它就是我家的鄰居。
還得說說便宜坊。便宜坊老店，原來在米市胡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入北京期間就倒閉了，後來才移在鮮魚口開重張舊幟。那座木制的二層小樓，一直挺立到2008年拆遷之前。
20世紀80年代，有了孩子之後，曾經專門帶他到那裡吃烤鴨。有意思的是，那一天正巧碰上同在北大荒插隊的一位荒友，他返城後經商發了點兒小财，娶了我們“大興島上一枝花”，一位漂亮的上海知青。他老遠先看見了我，就從座位上起身向我走過來。多年不見，都很高興。寒暄之後，他把我拉到一旁，指着他座位上的一個男人悄悄對我說，他正請這位也是北大荒的荒友吃烤鴨，這位荒友在教育局工作，問我認識不認識？我定睛仔細一看，還真認識，不僅認識，還是我中學的同學。他立刻說：那你來得真的太巧了，今兒你得幫幫我！
原來是前些天，他不忘舊情，特意回他的母校看望老師，看到他的班主任一家住在擁擠的小房子裡，學校幾次分房，就是輪不到老師的頭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找到這位在教育局當小頭目的荒友，請他幫忙疏通校長的關系，說花多少錢，他掏，怎麼也得讓他的老師分上房子。有意思的是，在學校時，他是調皮搗蛋的嘎雜子琉璃球，班主任并不待見他。
他真夠仗義的，讓我感動。我跟着他徑直走到我的這位同學面前。同學也看清是我，坐在那兒沖着我一個勁兒地笑。我剛要對他說話，他先開口了：援兵來了！然後指着我身邊的這位荒友說，是不是他專門請你來的？給我壓力？我忙對他說：巧合，純屬巧合。不是壓力，是動力！他一擺手，笑道：行了，什麼也别說了。你們倆放心，行不行？
話說到這份上，和他聊了幾句，我便讓他們二位接着吃接着喝，接着商量具體的事，走到一邊，帶孩子落座點菜去了。
吃完烤鴨，遠遠地向他們二位揮揮手，帶着孩子結完賬先走了。沒有想到，後面一位服務員追出大門，一直追到鮮魚口街上，手裡提着一隻烤鴨，對我說：是你的那位朋友送給你的。
因有這樣一段特殊的經曆，那位北大荒的荒友，讓我連帶對便宜坊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
鮮魚口改造，不知為什麼把二層小樓的便宜坊拆掉，東移至如今東側路的邊上。這讓我有些失落，為便宜坊傷感。老店最怕搬家，老店所包含的内容是一體化的，其中包括老牌子、老食譜、老烹饪法，也包括老位址。老店易地，元氣大傷，甚至全無。
我再也沒去過便宜坊，但我常會想起那座二層小木樓。
六必居
六必居，前些年翻修一新，所幸仍在原址，成為前門地區所剩不多的老店打卡地。
六必居在糧食店街。這是一條老街，不寬，在大栅欄東，挽手珠寶市街一起，與大栅欄西的煤市街呈對稱的兩條平行線，護衛着大栅欄，仿佛兩道護街的河渠，或者像前後的兩道門檻，讓大栅欄不那麼開門見山，一覽無餘。這是古人建設街巷的講究，将橫豎的線條交錯成棋盤一樣的布局，有了血脈相連和曲徑幽深的感覺，而不是将什麼街道都要開闊成寬敞的大街。
如今，煤市街已經名存實亡，前些年擴西側路時，基本拆光。而糧食店街幸運得以儲存至今，雖然破舊不堪，低端的攤販和小店蒜瓣一樣擁擠一起，卻是全須全尾兒，已屬不易。不過，盡管是一條老街，街上殘留的遺存，完整保留的隻剩下兩家，一家是中和戲院，一家便是六必居，兩家緊緊相鄰。
如今，六必居店内在醒目的位置裝置有“六必居：中華老字号，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的燈箱。其實，這樣的日期隻是傳說，并無确切的考證，有人考證六必居實際開業于清康熙年間，與明嘉靖相差一百多年。不過，即便是晚了一百多年，年頭也足夠老了。
舊時京城醬菜園有老醬園、京醬園和南醬園之分，也有京醬園、南醬園和山東屋子之分。如果以後者的劃分為例，六必居屬于京醬園；南醬園的代表是西單的天源，開業于清同治八年（1869）；山東屋子是山東人開的，代表是鐵門胡同的桂馨齋，開業于乾隆年間（1736—1795）。可以看出，如果從年頭來看，六必居足可以穩坐京城醬菜園的頭把交椅。
從曆史中蹒跚走到了今天，京城原來衆多的包括号稱五大醬園（六必居、天源、天章湧、天義成、寶瑞），隻剩下了六必居和天源兩家，而由于西單擴路，天源舊址不存，天源如同孤魂野鬼般漂泊到鮮魚口裡偏安一隅。隻有六必居一家獨大，立在老街舊址上，坐看幾百年來雲卷雲舒，巋然不動。不僅如此，還氣派地翻修一新，老樹新花，春風重度，應該說不簡單，也不容易。
曆史上，六必居重裝開業曾有四次，一次是1900年大栅欄大火殃及糧食店街，燒掉六必居老店；一次是民國年間六必居自己不慎失火；一次是1989年，曆時兩年彩繪裝修舊貌新顔；再一次是前幾年的大修一新。
前兩天，我又去六必居看見它門前搭起腳手架，又在裝修。它店後原來釀制醬菜的作坊，如今已經變身六必居博物館，門臉也在裝修。算一算，這已經是第五次整修了，足以顯示它不甘落伍新時代的心氣。
醬菜誕生于農業時代，是因為那時的蔬菜儲存問題，以應對青黃不接時之需。如今大棚等新科技的運用，新鮮蔬菜一年四季應有盡有，南菜北運也不是問題；又有說醬菜中有亞硝酸鹽對健康不利；醬菜要想重振雄風，再出江湖，難度很大。六必居卻反潮流而行，相信幾百年來六必居的醬菜、調料和黃醬所調教出來的老北京人的胃口與味覺，不會随時間一起流失殆盡，也不會讓年輕人不屑一顧。都說北京味道，這味道中應該包括老北京炸醬面中的黃醬甜面醬的味道，包括涮羊肉時嚼幾瓣糖蒜的味道，包括吃餃子時蘸一碟醋的味道，包括喝一碗稀粥時就一碟鹹菜絲的味道……那麼，隻有這些味道不變，六必居就有存在的必要和發展的空間。
小時候，我家離六必居很近，我家包括我們大院裡不少街坊，到六必居就跟串門一樣熟絡，就是買一點黃醬和便宜的芥菜疙瘩，也是要到六必居來的。其實，我們大院對面就有一個叫泰山永的油鹽店，這些東西那裡都有得賣。但是，大家還是信奉六必居，價錢也沒貴多少。有意思的是，街坊們一般到泰山永都說是買鹹菜，到六必居叫買醬菜，一字之差，透着人們偏愛六必居的心思。
坊間關于六必居的傳說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六必居的牌匾是明朝大奸臣嚴嵩所寫，這是我從小就聽大人講過的，雖然隻是傳說而已，卻是衆口一詞。
其次，便是六必居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傳說不一，衆說紛纭。總結起來，有這樣幾種說法：一種是說當初有六人合夥開店，取名為“六心居”，請嚴嵩寫時，嚴嵩覺得六人六心，這店怎麼能夠開得好，便在“心”字上多加了一撇，成了“必”字。一種是取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除茶不賣，其餘六件都賣，而且都是生活每天必備之需，是以取名叫六必居。一種是六必居開張之前立下六種必須要做到的規矩，即黍稻必齊（指原材料）、曲蘖必實（指配方）、湛之必潔（指浸泡的酒曲）、陶瓷必良（指腌制的大缸）、火候必得（指操作的火候）、水泉必香（指用水）。
六必居的傳說一直很多。這幾種傳說，在我看來，最後一種更接近真實。因為，所謂嚴嵩題寫店名本來就是傳說，并不真有其事；最初開店時是山西臨汾趙氏三兄弟聯手，六心居之說，便絕無可能。這最後的六種必須要做到的，據說是趙氏兄弟在開六必居前開酒鋪時就立下的規矩，一以貫之，延續到經營醬菜鋪。這是傳統商家的自律，也是六必居能夠在京城醬菜園穩坐江山獨拔頭籌的立身根本。
如今的店鋪，和我小時候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迎面一溜櫃台橫陳，隻不過将原來的黑漆木櫃台改為玻璃櫃門。最熟悉的上下三排呈階梯狀擺下的青花瓷醬菜壇，擦拭得亮堂堂的直反光，敦敦實實地立在那裡，仿佛立了幾百年似的。更讓我感到親切的，那種元寶形的油簍，也立在最後一排的位置上，那是以前逢年過節時裝滿各式醬菜送人的禮品。有時候，真的會感到什麼樣的東西必須有什麼樣的器皿才相配，對于六必居的醬菜，賣的必須得是青花壇子，買的必須得是墨色的油簍，如果油簍換成了塑膠袋來買醬菜，自己吃可以，送人就不合手了。
前兩天，再去六必居，盡管門外在裝修，依然顧客盈門，裡面買醬菜的人排起了隊。我特意看看芥菜疙瘩，它是六必居的老玩意兒，是大衆的看家菜，我小時候每斤賣7分錢，現在，每斤7.8元，數字的變化之中，蘊含着世事滄桑。傳統的鋪淋醬油、甜醬黑菜，多年未見，如今恢複，也算是給六必居長臉。不過，新品種還是顯得不夠多，六必居曾經擁有過一百多種各式醬菜和調味品。比如，它後來創新的桂花甜辣絲，我就沒有見到。記得四十多年前從北大荒探親假回北京，特意到六必居買八寶醬菜，準備帶回北大荒過春荒時，曾經見到過賣醬佛手的，感到很新鮮，記憶深刻。最近幾年，我多次來六必居尋訪醬佛手，這一次再做尋訪，依然沒能讓我舊夢重溫。
這一次，我隻買了點兒糖蒜和八寶醬瓜。糖蒜的味道可以，但蒜沒有以前那樣講究了。以前六必居的糖蒜與衆不同，在于選擇的蒜全部來自長辛店李家和趙辛店範家的“白皮六瓣”。每頭重一兩二三，七八頭必是一斤。而且，蒜要在夏至前三天從地裡取出，必須帶泥，以便保鮮，腌出的糖蒜脆。我買的糖蒜，不要說六瓣了，大小也是爺爺孫子都有。别小瞧了醬菜，祖宗講究的玩意兒，看得見的是樣子，看不見的是功夫和心力。
八寶醬瓜真的不錯。鹹甜可口，瓜脆瓤香，畢竟還是六必居。忽然想起六必居這樣一件往事，民國期間大火時，店裡一位老夥計，闖進火海，冒死将“六必居”的牌匾搶了出來。六必居的老闆很是感動，将這位老夥計任命為“終身夥友”，并終身“高其俸”。可以看出，無論夥計，還是老闆，看重六必居的牌子。因為這牌子裡有老店的曆史，有老店的聲譽，更有老店自己的獨家秘籍和道德操守。而不隻是為了利益高高挂起老店的牌子以招搖。
這是件真實的往事，不是傳說。
鄉村飯店
鄉村飯店，是一個好聽的名字。我一直認為這樣的名字，是北平和平解放以後起的。院子是拆除了原來一片低矮破舊的老房子，後蓋起來的。院牆是水泥拉花，大門兩旁有幾扇西式高窗，外面裝有鐵藝欄杆。大門漆成鮮豔的紅色，和過去王府的老宅院大紅門不一樣，門前沒有石獅子，門上沒有門簪，門兩側也沒有抱鼓石門墩。關鍵在于大門上方，嵌有一個大大的紅五角星，有棱有角，突兀立體，明顯的新時代的标志，和西打磨廠一條老街上所有的老院，呈完全不同的風格，頗有些鶴立雞群的感覺。
北平解放初期，鄉村飯店成為部隊的家屬大院，住進的全部是軍隊的幹部和他們的家屬子弟。大概因為西打磨廠靠近皇城和火車站，有不少部隊的人員進城後，願意住進這條老街。在西打磨廠西邊，有好幾處類似鄉村飯店的房子，還有的拆掉舊房，平地蓋起了樓房。不過，都是部隊的招待所，有個别是軍隊上司獨門獨院的住宅。集中住有這樣多部隊幹部和家屬的，隻有鄉村飯店一處。這樣的住房格局，帶動了人員成分格局的變化，頗有些像後來流行的“摻沙子”一樣，住進的這些新人，從說話的口音、走路的姿态就能分辨出來，和街上原來的老北京人形成了兩種不同群體，無論表面，還是心底，都在暗暗地使勁。有時候走在街上，彼此都會走在街的兩邊，不會在一邊走的。
鄉村飯店，對我來說一直有些諱莫如深。那裡住着我幾個國小同學，盡管在學校裡關系不錯，也能玩在一起，但我從來也沒有進去過這個大院，他們也從來沒有邀請我去過他們大院。
大概自慚形穢吧，那裡住的都是共産黨部隊的軍官，甚至還有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我的父親雖然也在部隊待過，卻是國民黨的軍隊。兩種截然對立陣營的後代，盡管同住一條老街，但住在鄉村飯店和住在我們粵東老會館大雜院裡的人，自然有着顯而易見的距離，一條老街，如同一條河，把我們隔開在兩岸。
“文革”爆發了，我們粵東會館臨街的院牆上被貼上“廟小神通大，池淺王八多”的大字報；鄉村飯店一樣在劫難逃，我親眼看見不少人被造反派從院子裡揪了出來，甚至有老紅軍被塞進小汽車的後備廂裡，拉去挨批鬥。亂糟糟的老街，達成了唯一一次的平等待遇。
多年前，我陪一位外地來的朋友逛前門，順便帶他看看西打磨廠老街，走到鄉村飯店大門前，正好遇到一個國小女同學。雖然幾十年沒見，還能一眼認出彼此。住在鄉村飯店裡的大多數人家，父母落實政策後，早都有了新房搬走，不知道什麼原因，她居然還住在這裡。
她邀請我們進院到她家坐坐。我沒有去，小心眼兒覺得她并非真心，隻是客氣客氣而已。至于她為什麼依舊住在鄉村飯店，我曾經問過幾個舊時的夥伴，他們有的茫然不知，有的說可能是她的家長出現了周折，或是過早去世，或是人走茶涼，或是官職被貶，等等。不一而足。世事滄桑，在時局動蕩變化之後，才會顯現，猶如潮水退去後的沙灘上，才可以看見枯死的貝殼，殘缺的漁網。那漁網再也不是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可以要什麼就能給你撈上什麼來的漁網。
2018年，北京十月文學活動月，我帶一群年輕人逛前門，走到西打磨廠，走到鄉村飯店，才發現鄉村飯店剛拆不久，外牆還在，高窗還在，紅色的大門還在，棱角分明的大五角星也還鑲嵌在牆上。但裡面的房屋都拆空了。這群年輕人看着新鮮，一哄而入，我跟着也進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進鄉村飯店，看到的卻是斷壁殘垣，幽靈一樣立在那裡。想當年，對比老街上那些擁擠不堪的破舊老屋，這裡的紅磚房子曾經何等輝煌，是西打磨廠一條老街多麼神奇的存在。
踩着滿地的碎磚亂瓦，從前院一直走到後院，才發現它的格局和老四合院完全不同，一排排的房屋，是部隊營房的樣子。這樣新式的院落，和老會館老客店大雜院并存了七十來年，是西打磨廠的奇迹。不僅是建築并存相容的奇迹，更是文化并存互相滲透影響的奇迹，也是階級階層分野、交織與和解包容的奇迹。
這些年輕人讓我介紹一下鄉村飯店的曆史，我說了前面所寫到的一切。但是，我沒有講下面的一段——
我年輕時初戀的戀人，曾經就住在這裡。我們是國小同學，可以說是青梅竹馬。她的父親曾經是老紅軍。我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的軍人。小時候，無憂無慮，世事未谙，這一切并不顯山露水；大了之後，才知道這是一道難以逾越的距離，就像當年她住在鄉村飯店，而我住在粵東會館一樣，雖然同屬一條街，曆史的距離，已經無形卻有意無意地拉開。
記憶中的印象，有的是那樣清晰。讀中學的時候，我們的關系越發密切。寒暑假裡，她常來我家找我聊天，或白雪紅爐，或熱風涼月，常常會一聊就聊得忘記了時間。青春時節的感情，朦朦胧胧，卻水一樣清澈透明，那麼的純真美好。高二那年暑假，一連多日沒見她來，我很想去她家找她，看看她被什麼事情耽擱了，會不會是病了？但是，走到鄉村飯店大門前，我總是止步不前。我從來沒有進過鄉村飯店，有些膽怯，膽怯的原因，其實是自卑。畢竟我是住粵東會館的，鄉村飯店有些高高在上一般，對我有一種壓迫感。
事後，她曾經嘲笑我說，怎麼這麼膽小，我們院子裡有大老虎怎麼着？能吃了你？
那時候，鄉村飯店對于我就是大老虎。
那個暑假，徘徊在鄉村飯店門前多次，一直畏葸不前，卻每一次心裡都在想，如果這時候她能出來，正好站在大門口就好了。但是，在大門口，一次也沒見過她，倒是見過她爸爸一次。黃昏時分，她爸爸搖着芭蕉扇，正走出大門，和街坊聊天。我生怕被他看見，落荒而逃。其實，她爸爸根本不認識我。
如今，鄉村飯店，被拆成一片廢墟，不知以後會建成什麼樣子。
粵東會館還在，雖然也被拆了大部分，卻建舊如舊，格局未變，依然是粵東會館的老樣子。
想起郁達夫寫的一句舊詩：三月煙花千裡夢，十年舊事一回頭。
不是十年舊事，而是七十年。站在曾經擁有七十年曆史的鄉村飯店斷壁殘垣的舊院裡，我的腦子裡，紛亂如雲。
《北京文學》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