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水”說最初來自國民黨内。國民政府時期以西南為代表的反蔣派抨擊蔣介石“剿共”不力，縱共削弱異己。這種“放水”說主要是反蔣政策的需要，更多的是基于立場與主觀意圖的猜測。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反共成為國民黨内的政治正确。此前反對國民黨聯俄聯共政策的西山會議派重新恢複黨籍，汪精衛等改組派則因“分共”遲緩、反共不力在國民黨政争中一度處于不利地位。在這種政治氣候下，指責“縱共”“放水”成為國民黨人頻繁使用的打擊政敵的手段。1931年初蔣介石因約法之争扣留胡漢民，釀成西南與南京對抗的局面。西南方面的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4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名義通電彈劾蔣介石，其主要借口之一是蔣介石“養兵自重”，緻使中共的紅色武裝割據成燎原之勢，将紅軍的發展壯大歸罪于蔣介石的“縱共”。這可能是最早版本的蔣介石“放水”紅軍說。
中國共産黨在大革命失敗後，再度高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大旗，在南方山區建立了衆多的紅色政權，燃起革命的星星之火。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白色政權之間長期的分裂和戰争是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重要原因。換言之，紅色政權的發展壯大與蔣介石同各派系之間的角逐不無關系。但這并不意味着蔣介石“放水”紅軍說的成立。
國民政府初期蔣介石之是以将政策重心用于應對國民黨内各派系的挑戰，主要是這一時期中共雖然建立起了衆多的紅色政權，但對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威脅不大。而與紅色政權相較，國民黨各派系的挑戰足以威脅其政權的生存。故南京國民政府初期蔣介石是将地方實力派當作主要沖突來處理的。但即使是在對地方實力派大加撻伐的時期，蔣介石對“剿共”仍有清醒認知，對“剿共”與讨伐地方實力派做過這樣的比較：“對叛軍仍以威武與懷柔并舉，使其能服從中央而已，對土匪則害民，故非急剿之不可也。” 對“剿共”政策亦進行過探索：“剿匪部隊之官長，必使其實施保甲法，促進地方自治，則剿匪方得有效。”
面對西南的“縱共”指責，蔣介石以約法之争後未能親赴前線“剿共”為憾：“胡事發生後，如果即親往剿共，使陳濟棠、古應芬無所借口，則其變或可暫緩。”但當1931年7月蔣介石調集中央軍嫡系部隊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部參與對江西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并親往南昌指揮時，西南旋即指責蔣介石此舉意在“借剿共而圖寇粵”，“現在蔣介石居然到江西去了，口裡依然嚷着剿共，但誰都知道他是借剿共而寇粵”；“他現在計劃，以共匪為先鋒，蔣軍尾其後，直搗潮汕，而窺廣州。若此陰謀實作，則粵省人民必将盡死于蔣氏之手了”。“且又有一證明：“當張輝瓒慘敗，頭流贛江之時，不見蔣氏親剿；長沙攻陷，殺人盈城之際，亦不見蔣氏督師，今獨于兩廣反蔣之日，突然勇氣百倍，親自出馬，其用心如何，不待智者而後明也。” 這可能是最早版本的蔣介石“放水”紅軍統一兩廣說。總之，在西南看來，蔣介石“剿共”不力是“擁兵自重”，“剿共”用力則是“借剿共圖寇粵”。無論哪種情況，都難逃“縱共”之嫌。
當指責蔣介石“放水”“縱共”成為一種反蔣政策後，此說是否為真并不那麼重要。代表西南輿論的《南華評論》如是說：“我們不看見蔣介石于三年前就大談剿共了嗎？然而實際上怎樣呢？一方面借剿共之名，刮了大批金錢，寄到美國去，以作他年失敗之後，做海外寓公之預備；另一方面捏詞假衆，屠戮了無數的中國國民黨的忠實同志，而暗中卻派邵力子潛與共匪幹部聯絡，訂定‘分治合作’之密約：‘共匪統治鄉村，阿拉統治城市’，利益并無沖突，何妨互為狼狽？” 蔣介石是否借“剿共”刮錢寄到美國以作他日海外寓公之論不在讨論之列，姑且擱置，至于屠殺了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卻屬事實。
據王奇生的研究，由于共産黨在國民黨内的黨團活動是秘密進行的，在國民黨的“清黨”“分共”過程中，難以分辨誰是共産黨。這使得“清黨”中被殺戮的人士中非共産黨黨員人數遠超過共産黨黨員人數，其中國民黨黨員占有相當大的比例。至于蔣介石派邵力子與中共聯絡、訂立分治合作則純屬臆造。西南指責蔣介石“縱共”之際，蔣介石本人則大喊冤枉：“聞粵僞府已下令讨伐，謂餘聯共，謂餘剿匪不力。嗚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誣陷人過至此者乎！”
作為西南反蔣派的精神領袖，胡漢民親自操刀撰寫《縱共政策及其危機》一文，對蔣介石的“縱共”進行歸納與總結。文中胡漢民曆數蔣介石“縱共”之表現：“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其政策在借剿赤為消滅異己部隊之工具，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則在借剿赤以遮蔽其遷移日本投降之錯誤，并利用‘抗日必先剿共’之口号，謀保持國民對彼之信任與諒解。同時仍實行其消弭異己之政策，希圖樹立其私人本位之嫡系武力。”“縱共”的理由是蔣介石高喊“剿共”，而“赤軍之形勢如舊”。此文中胡漢民注意到“剿共”作為手段的一面，無論是掩護對外之錯誤，還是對内之借此培植嫡系，都頗有所見，卻忽略“剿共”本身也是蔣介石的目的一面。責蔣“縱共”之邏輯則是倒果為因。
有學者曾指出胡漢民為西南制定了對中央行為均表反對的基本政策，幾乎在一切方面都與蔣介石對着幹，這種為反對而反對是典型的在野派思維。在分析西南對蔣介石“縱共”指責時亦應考慮到此種在野派思維的作用。馮玉祥讀到此文之後，在日記中寫道：“《三民主義月刊》，讀了胡先生最近的文章，關于蔣的送紅軍西去，是很好很痛快的東西。”馮玉祥與胡漢民在反蔣立場上是一緻的，故能夠分享這篇批評蔣介石的文章所帶來的情緒上的痛快，并不糾結所言事實是否為真。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期間，西南方面十分警惕地關注着南京與紅軍的一舉一動，擔心“剿共”背後的陰謀算計，尤其擔心蔣介石有意逼迫紅軍西撤，中央乘機入粵入桂。元老派蕭佛成向陳濟棠指出：“蔣氏傾國之兵于南方，名為剿共，而使共軍得突圍西竄。當共軍率其精銳分道襲擊我軍之時，不聞所謂中央以一兵一卒加于共軍之老巢，以收夾攻之效。則蔣之用心，尤益明顯。”“所應最注意者，須防蔣軍借追擊共軍為名，乘機跟蹤而來，使我猝不及備。” 蕭佛成的說法是西南—南京對峙下對蔣介石意圖的主觀猜測與疑懼。這種猜測在西南内部比較普遍，但正因為是猜測，常出現自相沖突之處。
李濟深說：“中央原欲驅共入兩粵，以計不得逞，現改取長期包圍式，但吾人總有善法應付。” 李宗仁則稱：“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自應四方築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逃竄無路，整個就地消滅。……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将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二李均指責蔣介石有意驅共入兩粵，似可互相參證。但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還說：“中央當局拟借刀殺人，故任由共軍進入廣西，并未跟蹤追擊”，“如不得已要網開一面，也應将缺口開向閩粵兩省，把共軍驅至沿海一帶，加以消滅，如民國十六年賀、葉南竄，終于在潮汕一帶為李濟深、黃紹竑所擊敗，便是一絕好的例證”。賀、葉指賀龍與葉挺。1927年10月，賀龍與葉挺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在潮汕一帶遭遇狙擊，大部潰散。引用材料完整後，不難發現二李說法其實自相沖突。李濟深判斷蔣介石的意圖是驅共入兩粵，李宗仁則認為蔣介石本應驅共入粵，卻驅共入桂。
與西南反蔣派責蔣“縱共”“放水”不同，蔣緯國等人則将“放水”紅軍長征說描述成蔣介石經營四川為抗戰大後方有意而為的“英明”政策。蔣緯國在其自傳中稱：“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假如不從整體來看，也沒有辦法體會我們為何放水。凡是研究曆史的人都懂得戰略，懂得戰略的人更能體會曆史”。蔣緯國口中的戰略是指南京中央勢力“随着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
無論是30年代國民黨内的反蔣派責蔣“縱共”“放水”，還是蔣緯國等有關蔣介石“放水”紅軍經營四川為抗戰大後方的種種說法，均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觀點，所言均帶有某種功利性的意圖。随着相關檔案資料，尤其是與蔣介石相關的日記、檔案資料的開放與查閱的日趨便利，學術研究可能出現新進展。從這些資料來看，蔣介石的某些言行也确實有不少疑點。
從所言來看，蔣介石日記中，1934年10月30日記：“本月經過：甲、興國甯都石城完全克複；乙、周遊甘甯陝豫冀魯各省；丙、匪向西竄；丁、大會展期；戊、本身康健體驗無恙，是先天與上帝之所賜也；己、晉魯軍調贛；庚、川事漸穩；辛、新疆通車。此皆統一之佳音也。”文中将紅軍西撤亦視為統一之佳音。12月29日記：“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内戰，使倭無隙可乘，并可得衆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此則日記最容易令人把“放水”紅軍西撤與經營四川抗戰大後方聯系起來。從蔣介石的行為來看，疑點如東西南北“圍剿”布局中，西南兩線薄弱；“圍剿”關鍵時刻蔣介石離開江西開啟月餘的西北之行；等等。一些學者根據這些疑點，結合其他相關資料，也認為蔣介石有“放水”紅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