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起源于中亞澤拉夫善河流域，在今塔吉克斯坦國北部和烏茲别克斯坦國南部。粟特人在早期曆史上未能形成獨立國家，公元前5～前4世紀，粟特人在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統治之下，波斯波利斯王宮28國貢使浮雕上就有粟特貢使像。公元前4世紀中葉，希臘雄主亞曆山大征服中亞，粟特人又臣服于希臘殖民者。此後，粟特人相繼在康居、寄多羅、嚈哒、西突厥等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之下，以擅長經商而聞名于世。
一、康居統治下的粟特城邦
粟特人繁衍于中亞澤拉夫善河流域，漢代在錫爾河北岸康居國統治之下，故中國史書起初将“粟特”稱作“康居”，而粟特曆史則淹沒于漢文史籍對康居國的撰述之中。魏晉文獻始見“粟特”之名，《後漢書·西域傳》寫作“粟弋”，與嚴國、奄蔡國（西方史料稱“阿蘭”）一道，皆為康居的屬國。
康居王族是斯基泰族遊牧人，逐水草而居，無宮室城郭。不過，康居國幅員廣闊，西起錫爾河中遊，東至塔拉斯河，故康居國百姓既有遊牧民族，亦有農耕民族。如錫爾河北岸赭時（唐代石國）就是康居國的農耕民族，定居于塔什幹綠洲，以卑阗城（今塔什幹市西南50千米康卡古城）為中心。
《漢書·西域傳》記載：“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今哈薩克斯坦訛答剌）。到卑阗城（今康卡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裡。不屬都護。至（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今哈薩克斯坦奇姆肯特市西54千米庫勒塔佩）九千一百四裡。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裡。與大月氏同俗。東羁事匈奴。”澤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人則不同，皆為農耕民族，定居于沙漠綠洲城邦之内。據《漢書·西域傳》記載，康居國有五小王，指康居國統治下的粟特藩王。粟特五城邦後來發展為九個城邦，唐代文獻稱“昭武九姓”，而粟特人則稱“九姓胡”。
1968年，蘇聯考古學家馬克西莫娃（A.G. Maksimova）在塔什幹市西南103千米錫爾河北岸查達拉墓地發掘了一批偏洞室墓。随葬品頗具遊牧文化特征，包括長、短鐵劍、斯基泰式青銅鍑、鐵馬銜和各類陶器，年代在1～4世紀。曆史上，許多古代遊牧部落活動于此地，故發掘者不能斷定這個墓地究竟屬于康居人，匈奴人，還是大月氏人。
2001年，法國考古隊在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幹城郊外科柯塔佩（Kok-tepe）發掘了一座偏洞室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與錫爾河北岸查達拉墓地相同。科柯塔佩古墓出土四乳四虺鏡，流行于西漢晚期至王莽時期，約在公元前1世紀。法國考古學家羅賓（C. Rapin）認為，墓主人是中亞草原塞克-薩爾馬提亞王子（La princesse saka-sarmate）。其說有誤，墓主人當為粟特城邦統治者康居貴族。
2004年，哈薩克斯坦考古學家波杜什金（A. N. Podushkin）在奇姆肯特市西北54千米庫勒塔佩（Kultobe）發現遊牧人墓地。其中一座偏洞室墓儲存完好，墓穴底部呈矩形（長3米，寬2米，深1.3米），墓主人身高達2米。随葬品計有：長短鐵劍、斯基泰式弓箭和各類陶器。這個墓地還發現西漢連弧紋鏡銅鏡，說明該墓地可以追溯至康居國時期（前2～前1世紀）。正如波杜什金指出的，墓主人當即中國史書所載“康居人”。
在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之中，最早到中國經商的是康居國的粟特人。早在絲綢之路開通以前，粟特人就開始扮演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間人角色。由于漢代粟特諸城邦在康居國統治之下，故粟特商胡被視為“康居人”。
絲綢之路經濟文化交流最初是以粟特商人為媒介進行的。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對策》曰：“夜郎、康居、殊方萬裡，說德歸誼，此太平之緻也。”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馬相如《喻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故知張骞通西域之前，粟特商胡就到巴蜀（今四川成都），乃至長安（今陝西西安）經商了。敦煌漢長城遺址出土粟特古書信稱中國為cyn（秦），并稱長安為khumdan（鹹陽）。正如日本學者高田時雄、法國學者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指出的，Khumdan之名譯自秦朝首都鹹陽，漢朝定都長安後才改指長安。那麼，至少在秦朝（前221～前206年），斯基泰或粟特商人就來鹹陽經商了。張骞出使西域歸來後，向漢武帝彙報說：
臣在大夏時（前129年），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今阿富汗西北馬紮裡沙裡夫）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印度-斯基泰王國，今印度河流域）。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裡。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裡，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裡，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身毒國，指印度-斯基泰王國（Indo-ScythianKingdom，公元前2世紀～公元1世紀），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世紀末，粟特商人頻繁地奔走于塔裡木盆地南道諸國和甘肅河西走廊。西域都護敦舜緻漢成帝（前32～前7年）一封上書說：“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大夏商人在身毒國（印度斯基泰王國，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買到的邛竹杖、蜀布等中國産品，當即康居國（即粟特）商胡從四川成都，經青海（或河西走廊）、塔裡木盆地南道，販運到印度河流域的。
關于公元1世紀中葉印度洋國際貿易，《厄立特裡亞海航行記》第39節記載：從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埃及、阿拉伯等地“進口到巴巴裡貢（Barbaricum，今印度河口卡拉奇附近）市場的商品有：大量質地輕薄的衣服（thin clothing）和少量赝品、提花的亞麻布（figured linens）、黃玉（topaz）、珊瑚（coral）、蘇合香（storax）、乳香（frankincense）、玻璃器皿、金銀盤、葡萄酒（wine）。由此出口的物品有：香草（costus，又譯“生姜”）、沒藥樹脂（bdellium）、枸杞（lycium）、甘松香（nard）、綠松石（turquoise）、青金石（lapis lazuli）、賽裡斯獸皮（Seric skins）、棉布（cotton cloth）、絹紗（silk yarn）、靛青染料（indigo）。”所謂“提花的亞麻布”是中東地區特産，而蜀布可以在身毒國際市場占一席之地，織造技術當不亞于中東生産提花的亞麻布。賽裡斯獸皮，可能指漢代虎斑紋織錦。尼雅東漢墓8号墓（M8）出土過虎斑紋織錦殘片和一件虎斑紋錦袋。
尼雅出土虎斑紋錦袋與帛魚
2012～201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和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的一處西漢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共發掘4座西漢木椁墓，出土了大量漆木器、陶器，以及少量銅器和鐵器等。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老官山漢墓出土了四台西漢織機。目前研究者多以為它們是蜀錦提花機，不一定正确。戰國時代，中國絲綢和漆器生産中心在楚國郢都（今湖北荊州），産品遠銷阿爾泰山北麓巴澤雷克。秦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國首都——郢都被徹底摧毀。屈原悲憤之極，投汨羅江身亡。
楚漢戰争導緻關中手工業遭到極大破壞，于是西漢中國漆器生産中心轉移到四川成都，而絲綢生産中心則轉移到山東臨淄。《漢書·貢禹傳》記載：“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蜀錦建立時代較晚，不早于三國時期。諸葛亮《與陸遜書》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是以，老官山漢墓出土西漢織機可能是蜀布提花機。早在張骞通西域之前，這種織機制作的蜀布就被粟特商胡販運到身毒國（印度斯基泰王國，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乃至大夏（今阿富汗西北馬紮裡沙裡夫）。
二、塔拉斯河畔的郅支城
塔拉斯河，古稱“都賴水”。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漢将甘延壽、陳湯遠征中亞，滅郅支單于之戰就發生在塔拉斯河。漢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發生内亂，五單于紛争。五鳳二年（前56年），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單于，與其弟呼韓邪單于發生激烈沖突，各奔東西。呼韓邪南遷歸漢，郅支則率部衆北遷，“因北擊烏揭（今阿爾泰山南麓），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今葉尼塞河流域），北降丁令（今外貝加爾湖），并三國”，在堅昆建王庭，史稱“北匈奴”。
永光元年（前43年），郅支單于與錫爾河北岸康居國結盟，聯合對抗伊犁河上流的烏孫。不料，北匈奴在西遷途中遭遇寒流，随行部屬大半凍死，最後僅餘三千人到達康居國（今錫爾河北岸）東境。《漢書·陳湯傳》記載：甘延壽、陳湯征匈奴郅支單于時，“即日引軍分行，别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經大宛（今費爾幹納盆地），其三校都護自将，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阗池（今伊塞克湖）西。”可知康居東界在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岸。
伊塞克湖至塔拉斯河之間原為烏禅幕部故地。據我們考證，烏禅幕考古文化就是哈薩克草原的塔斯莫拉文化（Tasmola Culture，前800年～前92年），采用胡須墓（圖四）。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2年），烏禅幕部投奔匈奴，從塔拉斯河遷往天山東部地區，成為匈奴統治塔裡木盆地的生力軍。此後半個世紀，塔拉斯河流域被錫爾河中遊的康居部落占據。
1890年，芬蘭考古學家海開勒（H. J.Heikel）率芬蘭-烏戈爾考察隊前往蒙古高原考察鄂爾渾碑銘，并塔拉斯河流域進行大規模考古調查發掘，在塔拉斯河畔發現許多古代遊牧人墓葬和突厥魯尼文碑銘，今稱“塔拉斯碑”。從考古報告看，海開勒在塔拉斯河畔發掘的古代遊牧人墓葬中有許多偏洞室墓。這些墓葬（編号Kujan Tuhaj M12-7 Tsjung TipaM18）的形制和随葬品，與錫爾河中遊的康居古墓如出一轍。凡此表明，烏禅幕東遷天山東部後，康居人占領了塔拉斯河流域。《漢書·陳湯傳》記載：郅支單于“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驅畜産，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裡”。這個“不居者且千裡”之地，即烏禅幕的原始故鄉。
好景不長。北匈奴西遷中亞不久就和康居發生激烈沖突。郅支單于興兵讨伐康居王，殺死數百人，并強迫康居人在塔拉斯河畔為他興建城市，名曰“郅支城”。《漢書·陳湯傳》記載：
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今塔拉斯河）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阖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
公元前36年，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遠征中亞，攻打塔拉斯河畔郅支城。該古城采用土木結建構築，有木城、土城、宮城三重城牆，城中有望樓。漢軍攻陷郅支城後，殺死郅支單于，并将其首級送長安城，“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裡”。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專家認定，郅支城和郅支之役古戰場就在哈薩克斯坦塔拉茲市。為此，2001年塔拉茲市曾經舉辦建城2000年大型紀念活動。
1940年，蘇聯考古學家伯恩斯坦（A. N. Bernshtam）在塔拉斯河上遊支流肯科爾（Kenkol）河畔發掘了一處漢代墓地，有長方形豎穴土坑和偏洞室兩種墓葬。前者為典型的匈奴墓，死者置于木棺之中，随葬絲綢殘片、雲雷連弧紋鏡、鐵劍、陶器、匈奴藝術風格的骨弓弭。1956～1963年，蘇聯考古學家多次在該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共清理古墓60餘座，年代斷在1～4世紀。中亞粟特城邦遺址出土了許多雲雷連弧紋鏡。據長安漢墓發掘資料，這種雲雷連弧紋鏡流行于西漢晚期，尤其是新莽時期。肯科爾匈奴墓出土雲雷連弧紋鏡屬于郅支單于時期，也即西漢晚期。
三、粟特錢币之建立
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烏孫與匈奴聯合西征大月氏，占領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西遷阿姆河北岸，臣大夏而居。翌年（前129年），張骞自匈奴中得脫，西行大宛、康居和大月氏。關于中亞古國錢币。《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裡。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裡，最為大國。臨妫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裡。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安息國，西方史料稱“帕提亞帝國”，安息古都在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郊尼薩古城。帕提亞發行銀币和銅币兩種貨币。尼薩古城不僅出土有安息銀币，還發現希臘-大夏銀币、塞琉古的黑海銀币以及其他銀币，卻不見帕提亞自己的銅币。帕提亞發行的兩種錢币正面都有國王頭像，反面為王家弓箭手。早期帕提亞錢币有希臘文，随着時間的推移，逐漸走樣變形。公元1世紀起，帕提亞錢币銘文開始采用婆羅缽文。
中亞澤拉夫善河流域粟特諸城邦，漢代粟特城邦在康居國統治之下，有五小王。史稱“昭武九姓”，分别為安、康、史、曹、米、畢、赭時等。《漢書·西域傳》記載：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裡，去陽關八千二十五裡；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裡，去陽關八千二十五裡；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裡，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裡；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裡，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裡；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裡，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裡。凡五王，屬康居。
蘇薤城即粟特城，唐代昭武九姓之“康國”，或稱飒秣建（sm’rknδc），在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幹市附近阿弗拉西亞蔔古城。附墨城則為烏茲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城之别稱，唐代昭武九姓之“安國”。10世紀末阿拉伯作家納爾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稱作bumičkath，在布哈拉市以西40千米處，占地面積約9平方千米，今稱“瓦拉赫沙”（varakhsha）古城。窳匿城即貴霜匿（kšy’n’k），唐代昭武九姓之“史國”，或稱“碣石”（kesh），在烏茲别克斯坦卡爾希市附近沙赫裡薩布茲（Shahrisabiz）古城。罽城即劫布呾那城（kedud/ kaptutana），唐代昭武九姓之“何國”，在撒馬爾幹城東12千米。奧鞬城在土庫曼斯坦古玉龍傑赤城，唐代昭武九姓之“火尋”，在阿姆河下遊烏爾根奇市。
漢魏時期西域賈胡和僧人中有不少粟特人。《諸葛亮集》所載後主劉禅建興五年三月诏書提到，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227年），“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如果說西漢時粟特人經商範圍僅限于塔裡木盆地至河西走廊，那麼，東漢以後他們已深入到中國内地。《後漢書·馬援傳》有“伏波将軍類賈胡，到一處辄止”的譬喻，有助于說明這一點。
早在張骞時代，有些粟特城邦（如布哈拉和撒馬爾幹）就開始發行錢币。故《史記·大宛列傳》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珣，善市賈，争分铢。”安國粟特城主發行的粟特銀币就屬于這個時期，模仿希臘-大夏王攸提德莫斯一世（Euthydemus I，前230～前200年）德拉克麥錢。正面為國王頭像，背面為弓箭手。早期類型有希臘和粟特雙語銘文，成色較足，流行于公元前2世紀；晚期類型成色較低，隻有原來的四分之一。希臘錢銘走樣或完全消失，錢銘隻有粟特文，約流通于公元前1世紀或晚些時候。布哈拉綠洲還出土一種粟特銀币，模仿塞琉古王安條克銀币，正面為國王頭像；背面為馬頭，正反兩面周邊有希臘銘文，流行于公元前2世紀。
公元前2世紀，康國粟特城主開始打造銀币，可分兩種形式。一種為塞琉古王安條克銀币仿制品，正面為國王頭像，背面為馬頭。此類粟特錢币與布哈拉出土第二種粟特銀币相似，隻是正反兩面皆無文字；另一種正面為國王頭像（或無頭像），周邊為粟特銘文，背面為希臘大力神、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周邊為希臘銘文。
四、歐亞草原之路上的粟特商人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指羅馬帝國），抵條支［波斯灣安條克城（Antiochia）或稱CharaxSpasinu）］。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甘英畏懼大海，從波斯灣無功而返。不過，不久便有中國商人抵達意大利羅馬宮廷。
羅馬帝國時代作家福羅魯斯（Lucius Annaeus Florus，約74～130年）在公元1世紀末成書的《羅馬史綱要》中說：“克拉蘇軍團所使 用的軍旗就是絲綢織物”，并提到有中國使者出訪羅馬。他在該書第二章《帕提亞人的和平與奧古斯都的加冕禮》（II.34）寫道：“Even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hichwere not subject to the imperial sway were sensible of its grandeur, and lookedwith reverence to the Roman people, the great conqueror of nations. Thus even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sent envoys to seek the friendship of Rome. Nay, theSeres came likewise, and the Indians who dwelt beneath the vertical sun,bringing presents of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and elephants, but thinking allof less moment than the vastness of the journey which they had undertaken, andwhich they said had occupied four years. In truth it needed but to look attheir complexion to see that they were people of another world than ours.”
意為：“現在還不在帝國統治下的其他民族，也皆知羅馬之偉大，對其征服世界的行為表示敬畏。是以，我們見到了斯基泰人和薩爾馬提亞人都派遣使者前來與我們媾和。不僅如此，陽光普照下的賽裡斯人和印度人也來了。他們帶來的禮物中有寶石、珍珠和大象，不過，他們感覺長途漫漫，曆時四年才走到。确實，僅從這些人膚色就可以看出，他們來自另一個世界。”拜占庭作家米南德《希臘史殘卷》将康居、粟特、突厥等中亞民族統稱“斯基泰人”，福羅魯斯所謂“斯基泰人”當指粟特人。這些賽裡斯人并非中國政府派遣的使者，而是随粟特商團到羅馬經商的中國商人。
20世紀初，在克裡米亞半島刻赤古墓發現菱格紋漢绮殘片。類似的漢绮殘片在新疆孔雀河畔營盤東漢墓（95M7）亦有發現。凡此表明，中國商人是從歐亞草原之路，經克裡米亞半島，随粟特商隊到達羅馬宮廷的。
新疆營盤東漢墓出土菱格紋绮
近年，在克裡米亞半島塞瓦斯托波爾以北50千米發現一處公元1世紀貴婦人墓，随葬品有來自古埃及的聖甲蟲形狀寶石、來自意大利和法國的古羅馬陶罐以及一堆中國漆盒殘片。後來在日本住友财團的贊助下曆時三年修複了這個西漢漆盒。顯然，這個漢代漆盒是通過“歐亞草原之路”來到克裡米亞。荷蘭阿姆斯特丹阿拉德·皮爾遜博物館（TheAllard Pierson Museum）曾經借展這個漆盒，現為克裡米亞博物館藏品。
克裡米亞半島西海岸公元1世紀貴婦人墓出土漢代漆盒
綜合全文的讨論，我們似可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河中地區沙漠綠洲的粟特諸城邦，漢代在北方遊牧人康居的統治下。漢代絲綢之路上的康居商人主要為粟特商胡。早在張骞通西域以前，他們就将四川成都生産的蜀布販運至犍陀羅地區（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近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西漢織機并非絲綢提花機，而是蜀布織機。
第二，中亞塔拉斯河本為烏禅幕的原始故鄉，采用胡須墓。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2年），烏禅幕部投奔匈奴，從塔拉斯河遷往天山東部地區，後來東遷蒙古高原。此後半個世紀，塔拉斯河流域被錫爾河中遊的康居部落占據。塔拉斯河發現的古代偏洞室墓，應該是康居古墓。永光元年（前43年），北匈奴郅支單于西遷塔拉斯河流域，時稱“都賴水”。公元前36年陳湯、甘延壽攻打塔拉斯河畔郅支城，滅北匈奴就在此地。
第三，公元前2世紀，河中地區沙漠綠洲的布哈拉和撒馬爾幹城主開始發行銀币，主要模仿塞琉古和希臘大夏銀币，并在錢币上采用粟特文。錫爾河北岸的赭時國并非粟特城邦，而是康居民族中的農耕民族。4世紀中葉，赭時國才開始發行銅币，但是後來居上，發行量極大，顯然用于商業流通領域。
第四，為了打破安息帝國對絲綢之路的壟斷，粟特人開辟歐亞草原之路，經克裡米亞半島向羅馬帝國運送絲綢。公元1世紀末，中國商人可能從歐亞草原之路，經克裡米亞半島，随粟特商隊抵達羅馬宮廷。
本文由孫莉、王琳玮摘編自 中國人民大學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考古文博系 編《北方民族考古（第3輯）》之“漢代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内容略有删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