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曹聰 知識分子 2024-06-16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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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曹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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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導師喬納森·科爾（Jonathan R. Cole）教授的新書——《更光滑的鵝卵石：科學社會學論文集》（Smoother Pebbles：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爾是科學社會學的創始人羅伯特·默頓教授（Robert K. Merton）的弟子，在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和建制化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曾在1989-2003年期間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務長和各學院總院長（provost and dean of faculties），也就是大學的首席學術官（chief academic officer），作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學管理者之一，塑造了哥倫比亞大學乃至其他大學的學術格局。近年來，他更成了捍衛大學最重要的聲音之一。
1973年，默頓出版了《科學社會學：理論和經驗探索》這一科學社會學的集大成之作。51年後，《更光滑的鵝卵石》的出版，是科學社會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的裡程碑。
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和建制化
1938年，默頓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公開發表，開辟了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科學的先河。在其後相當一段時間，他轉向了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等研究領域，緻力于建構社會學的“中程理論”，并提出了諸如“有目的的社會行動的意想不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自我實作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等概念。1957年，默頓在美國社會學協會年會發表了題為“科學發現的優先權：科學社會學的一章”的會長演講，宣布回歸科學社會學的研究。
在默頓的倡導和推動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開始資助哥倫比亞大學設立科學社會學研究項目。1965-1990年是科學社會學發展的鼎盛時期，默頓培養了包括科爾和他的哥哥斯蒂夫·科爾（Stephen Cole）、哈裡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等學生，而這些學生後來又都成為最重要的科學社會學家，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默頓學派”或者更确切地說“哥倫比亞學派”。科爾的《更光滑的鵝卵石》的出版，就是為了紀念分别于2003年和2018年去世的默頓和哥哥斯蒂夫，并獻給同僚、合作者和朋友朱克曼。
在20世紀中期前，人們不認為科學是一種社會建制，并将科學發現視為個别天才的工作。默頓及其學生分析了科學是如何作為一種社會建制運作的，并探索其規範、價值觀和結構等。與此同時，曾經抵制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系統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也開始認同默頓等人的研究的價值。
除了默頓的專著《科學社會學》，他的學生的專著包括科爾兄弟的《科學的社會分層》（1973年），朱克曼的《科學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1977年），朱克曼、科爾和約翰·布儒爾（John T. Bruer）編輯的論文集《外圈：科學共同體中的女性成員》（1991年），斯蒂夫·科爾的《制造科學：在自然界與社會之間》（1992年），托馬斯·吉倫（Thomas F. Gieryn）的《科學的文化邊界：信譽岌岌可危》（1999年）等。默頓去世後出版的《Serendipity一詞的旅行和冒險：一項關于社會學語義學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 A Study in Sociological Seman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與艾莉·諾巴伯[Elinor Barber]合作，2004年），則是一部基于語義學的科學社會學著作。
當然，“默頓學派”或者“哥倫比亞學派”同樣對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興起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那些“更光滑的鵝卵石”
《更光滑的鵝卵石》全書680頁，收集了34篇論文，除了一篇是科爾的哥哥的論文外，其餘都是他本人以及合作的論文、專著章節和其他文章。全書追溯了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和建制化的過程，既有理論也有實證，既有核心問題又涉獵廣泛。在芝加哥大學統計學家（Stephen M. Stigler）看來，科爾為本書撰寫的前言，既是回憶又解釋了為什麼這本論文集會包括不同主題的論文。其實，本書堪稱科爾對自己學術生涯的總結。
全書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科學的價值和獎勵”包括科爾及其合作者的7篇早期論文，默頓去世時科爾的悼念文章，還有3篇關于美國大學的文章。這些文章圍繞科學社會學的核心展開的，聚焦于科學共同體是否遵循某種核心價值觀，并且通過對它們的檢驗來評估科學共同體是否接近其理想狀态。
第二部分的主題是“自由與不自由：科學界女性”。這裡的“不自由”，是指科學家的選擇自由受到了非脅迫的方式的限制。科爾本人、尤其是與朱克曼一起（這一部分收集的文章6篇文章有3篇是他們合作的），着重分析20世紀上半葉女科學家所能獲得的和更多的無法獲得的機會以及她們繼續面臨有限選擇的局面，并探讨了女性渴望成為科學家的機會被遏制的後果。
第三部分“科學共識：判斷與選擇”包括9篇論文，主要讨論了科學共同體成員如何通過同行評議形成共識。1970年代，科爾兄弟及合作者參與了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同行評議制度的評估，從結構、品質和公平的視角分析同行評議制度如何在科學共同體内形成共識，進而影響了聯邦政府資源的配置設定以及科學獎勵系統的運作。他們發現，形成共識存在學科間的差異。這是迄今為止最廣泛的對同行評議制度的研究，今天仍然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和引用。
第四部分“學術自由與自由探索：具有賦能的價值”的8篇文章，主要内容出自科爾卸任學術上司職務後出版的兩本專著——《美國名校：卓越的起源，不可或缺的國家作用，需要捍衛的理由》（2009年）和《邁向更完美的大學》（2016年）。前一本著作既是美國大學的社會史，又是美國的科學史，總結了美國名校、主要是研究型名校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在美國崛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們成為名校的原因，并提出如何因對面臨的挑戰。科爾特别指出，“自由探索和學術自由”是美國名校的12條“核心價值”和成為名校必須遵循的13條“金科玉律”中的最重要的一條。而後一本著作則是科爾為美國名校開出的在21世紀技術、人文、文化和經濟等發展過程中保持其全球卓越地位、提高其在創造知識方面的重要性和社會使命的“藥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科爾教授的這兩本專著。
對“哥倫比亞學派“的反思？
麻省理工學院的蘇聯、俄國科學史家洛倫·格雷漢姆（Loren R. Graham）評論說，《更光滑的鵝卵石》不僅讓讀者了解了科爾對科學社會學的巨大貢獻，也讓讀者追溯了他50多年來觀點的演變。的确，科爾不僅在“哥倫比亞學派”發展的背景下重新審視這些論文，而且對更廣義的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進行了探讨。比如，他承認，“哥倫比亞學派”也許過于關注科學精英，也沒有花更多的精力讨論科學和人文兩種文化。
從1970年代中期起，“哥倫比亞學派”受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等的沖擊。科學社會學将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建制，從科學共同體的結構、規範、價值觀的出發，考察科學家的行為以及科學發展和技術突破如何影響科學的社會組織和獎勵系統。受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影響，主要來自歐洲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的學者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社會學的分析，緻力于打開知識制造過程的“黑箱”。他們認為，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科學家創造知識的過程受制于社會因素。這些學者還對“哥倫比亞學派”及其追随者所推崇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取向持高度批評态度。對此，默頓及其學生基本保持了沉默。
時過境遷。盡管科爾重申，有一些重要的社會學變量會影響到實驗的選擇、使用的技術、獲得的證據和結果的呈現，但“哥倫比亞學派”确實沒有、甚至回避了與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的學者展開充分而廣泛的對話。
科爾特别提到，他哥哥斯蒂夫·科爾1992年出版的《制造科學》，其實是直接針對這些歐洲學者的。在接受社會學變量在科學發現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觀點的同時，斯蒂夫認為，社會建構主義者未能在這些社會學因素與理論或實驗科學工作具體結果之間建立起直接的因果關系。斯蒂夫試圖用他們兄弟都緻力研究的科學共識和他自己提出的知識的“核心”和“邊緣”（core and periphery）的概念，來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具體來說，斯蒂夫指出：“核心是由一小部分在某個特定時間給定的理論、分析技術和事實組成。……核心是起點，科學家以此出發産生新知識。……知識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即研究前沿，包括所有目前由特定學科的所有活躍研究人員正在開展的工作。研究前沿是産生所有新知識的地方。大多數科學的觀察者都認為，區分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的關鍵變量是共識的存在與否。”喬納森·科爾認為，“正是評估過程将知識的核心與研究前沿聯系了起來。”其實，《更光滑的鵝卵石》收集的科爾兄弟的多篇論文都指出，客觀現實不會屈服于個人的信仰、偏見或預設。
從“巨人的肩膀”到“海邊的鵝卵石”
我們都熟悉牛頓的一段名言：“如果說我能夠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65年，默頓出版了一部書信體的專著——《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專門探讨這句名言的由來及所包含的社會文化意義，他還獨創了OTSOG這個縮略詞。在他看來，牛頓這段話（事實上，牛頓并非這段話的首創者）蘊涵着如下意義：第一，一個人的成功受惠于公共知識的遺産；第二，科學成就在本質上建立在合作和積累的基礎上的。
我們也許也都熟悉牛頓的另一段名言：“我并不知道我在世人眼中是什麼樣子；但對我自己來說，我似乎隻是一個在海邊玩耍的小男孩，不時用尋找一顆更光滑的鵝卵石或一個更漂亮的貝殼來取悅自己，而沒有意識到真理的大海就橫亘在眼前。”科爾教授的《更光滑的鵝卵石》的前言用這段話開始（同樣，牛頓也并非這段話的首創者）
。從這個看似偶然的聯系，我們可以看到默頓本人對科爾的影響——的确，“哥倫比亞學派”是一脈相承的。
（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系友、華中師範大學李鈞鵬教授提供科爾教授著作的相關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