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文明教授
中國考古學近十幾年來發生了很多的變化。這展現在理論方法水準的發展以及學術焦點的轉變，這些變化的發生對考古學界的影響是怎麼樣呢？作為學者又應該怎麼樣去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呢？我們通路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先生，請他跟我們談談他的想法。
研究心路
我們看到您的學術研究是從仰韶文化開始的，然後到全國新石器文化，近十幾年來您好像更多關注了農業發生和文明起源的問題，為此還出版了一本論文集《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那麼能給我們談談您的研究心路曆程嗎？
我的研究應該從1958年算起，那個時候大躍進，在學校内就是要打破舊框框，沖破所謂資産階級的學術體系。給我們的任務有兩個，一是批判資産階級的學術思想，二是編寫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考古學。我不會批判，在完成了《邯鄲考古》的龜台寺發掘報告的編寫後，就參加了編寫《中國考古學》的工作，同時講授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課程。為什麼提這個，是想說明我開始走入研究的時候就是從全局去考慮問題，不是從哪一個方面入手的。但是在編寫過程中發現我們很多考古的文章議論寬泛，不深入；考古報告比較粗糙，不時有沖突和錯誤。材料本身有問題，基礎研究不夠，是以我下決心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當時關于仰韶文化的争論很多，主要圍繞兩個問題：第一，仰韶文化有哪些類型，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哪個早，哪個晚，還是基本同時？第二，仰韶文化的社會性質是父系的還是母系？仰韶文化不隻有兩個類型，1957年我在邯鄲實習的時候就接觸到後來的後崗類型和大司空類型，後來我們在洛陽王灣遺址做工作時，可以把仰韶文化分為五、六期甚至更多。我覺得如果要把仰韶文化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不應該從類型出發而應該從單個遺址出發。我先梳理仰韶村和西陰村的材料，發現可以重新分期。後來又梳理三裡橋和廟底溝遺址的東西，接着研究半坡。我發現半坡報告的資料十分混亂，重新梳理以後至少可以分三期。早期是半坡類型的東西，中期是類似廟底溝的東西，還有半坡晚期的。仰韶文化分布的範圍很大，不同區域有不同的特色，就是同期不同區域也不同，是以我就把仰韶文化分為四期，每期都有若幹類型，其中第四期相當于廟底溝二期。我當時就猶豫把不把廟底溝二期放到仰韶文化，因為《廟底溝與三裡橋》的報告把它劃入龍山文化早期。我考慮到廟底溝二期還有少量彩陶，絕大多數陶器還都是手制的，輪制陶器剛剛開始，而龍山文化根本沒有彩陶，輪制陶相當發達。在器物類型上，廟底溝二期還有仰韶文化特有的小口尖底瓶。再考慮到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相當于廟底溝二期。作為一個統一的考慮就把廟底溝二期放入仰韶文化最末的一期。
對仰韶文化的研究不能停止在文化分期、類型、演變軌迹及與其他新石器文化的關系等方面，還必須對它的社會進行研究。但是如果沒有前面的一系列研究做基礎，或者這些研究不到位甚至出現較大差錯，後面的研究就失去了依據。我正是在前面的一系列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進而對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築和聚落形态、埋葬習俗及其反映出的社會形态，彩陶演變及流傳等方面進行初步的探索。除了生産工具和經濟形态沒有談，關于仰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談到了。從對仰韶文化的研究我好像找到了一把鑰匙，可以進一步對整個中國新石器文化有一個觀察。
《仰韶文化研究》書影（文物出版社，2009）
這需要做許多具體的工作。我花了許多時間分别對長城以北地區、甘青地區、山東地區、長江中遊、江浙地區乃至廣東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進行研究，最後把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做一個綜合性研究，寫成了《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那篇文章包括我很多思考，第一次把從舊石器以來的文化譜系通盤梳理了一下，年代分期、地方分區、文化關系，各個方面都談到了，第一次提出整個中國史前文化的大架構譜系，在這個譜系裡面主要展現幾個思想：一是中國史前文化既是多樣的又是有聯系的；不是一般的聯系，是有核心有主體的，有中心又有外圍的，我形容它為重瓣花朵式的結構。當然花心是後來慢慢形成的，中原地區的核心地位是後來才慢慢展現出來，史前還不是很明顯。但是重瓣花朵很清楚，主體為黃河、長江流域，外圍就有不同的文化區系，與蘇秉琦先生的“文化區系類型”思想基本上是一緻的，但是我有總體的把握，就是這種“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不是簡單的幾個區系。這個格局對以後的文化有很大的影響。中國文明起源的格局，也是這時打下的基礎。二是我注意到中國地形的特點，以及各個地方的自然環境的差别。中國整個地形的特點就是外圍有屏障，比較核心的地區環境最好，容易産生文化上的向心作用。與外面的交流不是沒有，隻能保持有限的水準，是以中國文化“外來說”沒法成立。我們說“多元化”，也是因為各個地方自然環境不一樣。這是我把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聯系起來觀察的思路。考慮到自然環境對史前文化的影響，我把中國史前經濟文化分了三塊，就是稻作農業經濟文化區、粟作農業經濟文化區和狩獵采集經濟文化區。這不是光說經濟類型而是經濟文化的問題，經濟類型對文化有很大影響。比如做水田，田裡必須要平，要有田埂，能關得住水，能灌能排，這比旱地農業複雜得多，是以水田農業的居民穩定性比較強，村落也不會很大；北方旱地就沒關系，早期耕作比較粗放，地力衰減到不行就抛荒，重新找地方，就會造成人群的移動。但比起狩獵遊牧民族，旱地民族也是相對穩定的。如果遇到雪季，牲畜大量的死亡，狩獵遊牧民族最友善的就是往南方農業民族搶劫，中國曆史上就是這樣，北方遊牧民族南搶，後來就出來一條大長城，中原的人大量往南遷移，比如後來的東晉南渡，就沒有哪個南方的民族大規模地往北遷移，曆史事實就是如此。
在研究仰韶文化的社會的時候，就注意到聚落的問題。開始分析半坡聚落，覺得漫無頭緒，無從下手。不如從墓地分析入手。正好在1958~1959年發掘了元君廟和橫陣村兩個以合葬墓為主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對它們所反映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性質展開了熱烈的讨論。剛挖出來，一些人以為一個墓葬就是一個家族，一排就是一個氏族，六排就是一個部落。當時蘇先生就說：“這些墓不能隻從平面來看，因為不可能一次埋那麼多墓，墓地的形成要有一個過程，難道沒有早晚分别？”後來把器物和墓葬間打破關系一比，發現能分成三期。于是就把整個墓地分成了兩個大群，隻能有兩個氏族。橫陣有三個複式合葬墓，大合葬墓内還有幾個小合葬墓，另外還有幾個單獨的合葬墓。當時有很多争論，有的說整個墓地是一個部落，一個複式合葬墓是一個氏族，一個小的合葬墓是一個家族。有的人認為整個墓地是個氏族，一個複式合葬墓是一個母系大家族，小的是對偶家庭，這都是隻從平面上來看關系。我把各墓的出土器物排了一下，發現也可以分三期，整個墓地可排成一個序列。假如整個墓地是一個氏族，一個複式合葬墓還是一個氏族。普通的合葬墓也在這個序列中間，說明小的合葬墓可分也可以不分，死的人多就分，不多就可以不分。氏族是不能不分的，家族是可分可不分的，可見當時還不到特别強調家族的時候，可以肯定整個墓地就是一個氏族在一定時期的死者的埋葬。
元君廟墓地發掘現場
接着整理姜寨的東西。我提出當時有幾級組織和幾級所有制，不是隻講幾級組織。一個村落肯定是有規劃的，沒有一個組織肯定不行，它下面有5組房子，每組是一個組織，每一組房屋代表的集體之間有差别，他們有自己的經濟。外圍有陶窯，可能是整個村落的。但是不是所有經濟都能納入觀察，比如狩獵怎麼進行，農田是怎麼分的，就不清楚。隻是從部分材料看出當時有不同的所有制，有的是以村落為機關，有的是以一組房屋為機關，沒有單個房屋居住者的所有制，而隻是一個半消費機關。我研究社會很少用“母系制”、“父系制”，學術界有關的研究都很牽強，何況整個社會的發展主要是所有制的發展，而不是什麼父系、母系。我研究聚落借鑒了西方的聚落考古的思維，但是我的實際操作特點和他們不完全一樣，是根據中國考古學實際來做的。聚落和環境有關系，我也比較注意環境的研究，環境又和經濟形态有關系，和農業有關系，這又和後來的文明起源有關系。幾個世界上最早發生的文明都是在農業起源中心發生的，是以文明和農業的研究我是同時進行的。
農業起源
國外關于農業起源理論的讨論很多，其中L.Binford1968年提出過邊緣地帶說，後來K.Flannary又發展了邊緣說，您在80年代時候，提出長江中下遊是稻作農業起源的中心，在論述稻作農業起源的機制和模式的時候，您認同了“邊緣說”，那麼這個理論在中國的史前農業中是怎樣展現的呢？
我的“邊緣論”思想早在1988~1989年就一再表述過，1997年在《稻作起源研究的新進展》中正式提出。當時關于稻作起源地最流行的是“山地起源說”，再以前就是前蘇聯的瓦維洛夫的“印度起源說”，我在1982年就說長江流域是一個重要的起源區，不是唯一的，而“山地起源說”沒有證據，這兩點我非常明确。後面經過一系列的發現，城背溪，彭頭山，八十垱，整個洞庭湖好多地區都出水稻，年代比河姆渡又早一些。再後來，賈湖，玉蟾岩，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發現，把年代一步一步往前推。我最感興趣的是玉蟾岩遺址，盡管就出了幾粒稻子，關鍵是部分像野生稻部分又像栽培稻，我們就是要找這個東西，它共存的東西也顯示它年代就應該那麼早，後來測年到12000BC以前，都可以劃到舊石器時代之末，這樣我對長江流域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就更有信心了。
玉蟾岩遺址T9出土骨錐的膠結闆，其夾層發現水稻
為什麼長江流域會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區？因為大量的野生稻不在長江流域，而在華南、東南亞和印度，長江流域位于一個邊上，不是沒有，隻是很少。直到現在全世界水稻産量最大的地區還是長江流域。往南緯度低，不僅野生稻多，别的野生資源也很多，也沒有一個很長的冬季，長江流域一定是有社會需要，食物資源缺乏。冬季1月份氣溫的等溫線在長江是4攝氏度，到了湖南往南移很多，呈舌狀。為什麼這樣，因為湖北原來是雲夢澤，後來是江漢平原，沒有山，往南就是一個洞庭湖，是一個風口，溫度低，冬季長，比較寒冷，食物比較匮乏，需要找到一種食物可以對冬季食物進行補充，最好的東西就是秋收後可以儲藏到冬季食用，稻子就很适合這個要求。在華南或者再往南的地方，即使很多野生稻，人也不一定吃，野生稻是陸陸續續黃熟，容易脫粒，收獲和加工都很難，不是萬不得已不會去栽培。長江流域吃的東西不夠，才需要去栽培。别人說我在邊邊上做文章，我說可以叫“邊緣起源論”。我沒有考慮賓福德的“邊緣說”，我不同意他的說法，他研究的不是水稻的起源，是西亞小麥的起源。農學家哈蘭發現最早的農業不在小麥、大麥祖本分布的地區，而是在邊緣上，賓福德想從理論上加以說明，他認為野生資源豐富的地區是人口集中的地區，人多了會向周邊移民，而邊緣地區資源匮乏，沒東西吃就開始栽培。這是他的分析方法，可能有些道理，但是說服力不強。你說我認同他的，我不認同他的，我是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何況不是什麼農業都是在野生祖本分布的邊緣起源的，比如粟和黍可能就不是邊緣論，是不是邊緣起源要具體分析。
在農業起源的研究中，您認為中國農業起源存在兩個中心，即北方一個旱作農業中心和南方的稻作農業中心，那麼這兩種農業體系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呢？它們之間有互相影響嗎？如果有又是怎樣影響的？
全世界隻有三個農業起源地，我指的是谷物農業，對人類文明發生重大影響的是谷物農業，不是别的農業。谷物農業産生隻有三個中心：西亞、中美和中國。中國實際上有兩個中心，并且是挨着的。北方小米種植以後，南方的缺水地區也種植。在台灣和雲南的史前遺址中均有發現。北方也種植水稻，隻要水充足，黃河流域就發現很多相當于從仰韶到龍山階段的水稻遺存，但畢竟不占主導。兩種作物種植有交叉，人員往來和文化關系就很密切，北方的人受到更北方人的壓力就往南方跑，就會種植水稻。如果沒有南方水田農業區，那麼北方就沒有後方，整個曆史的演變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在中國曆史上經濟最發達的不是黃河流域而是長江流域，長江流域是魚米之鄉，有比較發達的絲綢、漆器、瓷器。因為有經濟支撐，文明不易垮台。古代中國文明是目前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與此有關系。這兩個區域的基礎很大，起源區和早期發展區也很大，那麼基盤大，而且可以互補。西亞的農業，首先産生在兩河流域，再傳播到埃及和巴基斯坦，産生三個文明，但是這三個文明不能互相補充。中國文明有不同的起源，但是最後會融合成一個大文明，這與兩個農業區的滲透有關，反過來講，如果兩個農業區距離遠，就不會形成一個文明。
一個文明又有不同的地方特色，文明内容就豐富，就會有活力。基盤大是中國文明的一個特點，能經受住外力的沖擊，這個與農業的起源發展有關系。
那麼兩者在起源上有沒有什麼關系呢？會不會是南方的稻作産生以後，北方的人受南方的農業思想的影響，才開始種植旱地作物的呢？
兩種農業的起源有沒有互相啟發或影響我說不清楚，以前有的先生說南方的稻作農業可能是受中原旱地農業的影響才發生的，你現在反過來說會不會是南方影響了北方。因為南方栽培稻産生得很早。從玉蟾岩到彭頭山文化還隔了很大一段。到彭頭山時期，北方旱作已經很發達了，在此之前一定有相當長的時間有農業起源，隻是我們還沒有找到，不可能是磁山有稻作的人來了，受農業思想影響才種植小米，如果是那樣估計不會種植小米。小米開始是狗尾草，吃不到什麼東西，那是艱苦的沒法了，才去吃。剛才說冬季長江流域不好過，黃河流域更不好過，一定是國外人喜歡提的“人口壓力”，人口多，就沒的吃，然後就會找着吃。人們被逼着找到狗尾草，有沒有可能一段時間覺得不好吃不種了，過了一段時間沒吃的又種植了，這樣反複，也就種下來了，栽培了一段時間，種植的品質也提高了，總會有這種過程。這種除了邏輯上的一種思維，還得找民族志的材料做參考，要把那麼早的起源的東西說的那麼清楚很難。
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陶片中所含炭化稻殼
我們注意到您特别關心農業起源的問題，那麼您認為我們對農業起源問題的研究比以前有哪些方面的進步？
進步太大了，安志敏在四十年代注意這事，一些農學家三、四十年代也注意，但是那個時候沒有考古材料，隻能是一種推測。農學家的推測和我們推測的角度不同，他們是從現代植物種質的分布和轉移來進行推測的。但是農業本身是一個文化現象，沒有人的參與哪有農業，是以必須從人的行為，人的社會發展來考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考古發現比較早的農具和農作物來進行研究，這些有難處。最早的農業可能沒有農具，是以完全靠農具講起源是有困難的。現在水稻的研究進展很大，但是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說水稻分兩個亞種，一個粳稻，一個籼稻，那麼分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有的農學家提出野生稻就分粳型和籼型，中國的農學家周拾祿就認為各有各的野生稻，粳稻有粳形野生稻，籼稻是從籼形野生稻馴化而來。王象坤和他的同僚做了很多實驗，發現後來的野生稻很多是栽培稻野性化，或者是野生稻吸收栽培稻的花粉，是受現代花粉影響而變型的，是以拿現在的野生稻推測起源階段的水稻有問題。他把水稻分為純合形、次生形，這也很難說是個定論。同樣也是農業大學的張文緒提出“古稻”的概念，認為野生稻栽培後是籼粳不分的，他給這個“古稻”一個亞種。在這個問題上不很好的解決的話，起源的問題就沒有完全解決。
以後考古上還得多發現，過去做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學者，見到舊石器的東西不認識，做舊石器的對新石器的東西也不熟悉。起源階段就是界于兩者之間，需要兩邊學者的經驗，最好有個考古隊，兩邊都有人參加，還應該有農學家的參加，現在的玉蟾岩考古就是這樣。
文明探源
剛才談了那麼多關于農業起源的問題，關于文明起源的問題也是您一直關心的，我們知道最近十一五計劃文明探源工程正在積極啟動，您對這個工程有什麼看法？您認為目前對文明起源的探索突破口在哪些地方？
你說中國文明探源工程要啟動了，并不确切。探源不是什麼工程，工程是要計日程功的，文明起源的研究不能計日程功。中央有些人覺得文明起源很重要，準備支援，這很好，但是，不宜搞大兵團作戰，不宜搞工程。現在已經有很多機關和個人在研究了，也出了不少成果，再強調一下，無非是支援力度再加大些。如果實在要搞，可以設立一個基金和專家組，然後大家來申請，以個人名義或者機關名義都可以，如果同意就給一定經費支援，可以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說到突破口，社科院出了本書《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要覽》，那裡面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很多方面都進行了研究，現在說怎麼突破，我看還是要靠田野考古，要找主要的遺址，找每一個階段中心遺址，進行勘探和發掘。因為隻有中心遺址或都城才能代表當時社會發展的最高水準。但這是要花很長時間，投入很多人力物力，甚至要不斷提聯考古水準才能奏效的。安陽殷墟是我們最早做工作的，也是最重要的，現在弄清楚了嗎？再說鄭州商城，墓地都沒有找到，如果是都城的話，王墓在哪？文字在哪？宮殿區清楚嗎？都不清楚。二裡頭遺址，現在很多人認為是夏都，是斟鄩，就算是吧，文獻記載太康居斟鄩，後羿居之，夏桀又居之，中間那麼多王在哪裡住呢？現在的二裡頭的碳十四年代忽然之間降了好多，二裡頭一期又不是夏的開始，太康是啟的兒子，是夏代早期的。早期的不在二裡頭，就不象是斟鄩。那又是什麼？現在又出現了偃師商城，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是什麼關系，現在都還弄不清楚，那裡也沒有發現墓地、文字，銅器都沒有幾件。往前追到陶寺、石家河，這都是比較大的城址，還不止這兩個城址，内容太多，不甚清楚。這個工作在考古學上要有規劃，比較重點的遺址，首先要進行詳細的勘探，在此基礎上進行重點發掘，發掘要多學科參與，把發掘的東西弄細緻一點，城不能隻有一個城圈，城内要有内容，得有道路、宗教活動區、居民區等等。在這個基礎上你才能對當時的社會有個基本的看法。這些弄清楚了還隻是考古層面上的，怎麼跟文獻結合呢，怎麼跟傳說結合呢？當然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現在還有人提出搞“五帝工程”，這是不可能的。上面有人重視文明起源這是好事情，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個問題有多難，我們也不能這樣要求人家。但是作為學者要實事求是，要告訴人家，不要做什麼工程，這是做不成的。但可以在各個方面加大支援，促進學術研究取得較好的成果。
《求索文明源——嚴文明自選集》書影（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那麼您作為課題組長的“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這個課題，是為這個文明起源的項目做的一項努力嗎？
我在1987年就在對全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态演變的考察中探讨了走向文明的具體過程。現在這個課題應該是那次研究的繼續。我個人的力量有限，于是邀請了各個方面田野考古第一線的同仁，郭大順、田廣金、趙輝、張弛、韓建業、栾豐實等，他們都是很有造詣的學者，把現有的資料概括梳理一下，理出一個基本的思路。觀點基本相同，同時盡量保持個人研究的特色。不是一個結論性的東西。如果能夠基本上反映目前的研究水準。對大家多少有點參考價值就好了。
那麼對這個課題的研究是不是也說明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化呢？
現在很多人開始有這個認識了，中國文明起源是多元性的，每個地方的起源都有它的特點，是以要做個案研究，不能籠統的一包。但是個案又不是孤立的，是互相聯系的。比如良渚文化對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那我們也不能隻研究良渚文化，它之前之後都要研究。浙江地區這個文化的發展和外面的文化是有關系的，不能把它孤立起來。中國文明是多元的又是互相聯系的，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對文明起源才能有個基本的把握，否則就是一鍋粥。過去曆史學界多認為夏商周一脈過來，我們現在從全中國的角度出發來考慮，顯然就不能說夏商周一脈相承，夏，怎麼劃它的版圖？夏在很小一塊地方，東面有夷，南面有苗蠻，西面、北面還有很多其他文化，有的在曆史上可以找到名字，有的連名也找不到，但是在考古學上可以發現有好多文化，那麼這些文化是怎麼互動的？有夏的時候就有商，夏、商是什麼關系？有商就有周，商、周又是什麼關系？不完全是個替代關系。而且夏商周時候周圍還有很多文化，比如夏的時候東面有嶽石文化，西面有四壩文化；商的時候有四川三星堆，江西的大洋州，這些文獻記載都沒有，它們的存在自然會對商文化發生影響。對這些文化不了解，對商文化本身也就很難了解得很清楚，到周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嗎？春秋戰國時候的幾個大國，每個都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中心，齊魯：大汶口－龍山－嶽石；楚：大溪－屈家嶺－石家河；燕：紅山－小河沿－夏家店；越：崧澤－良渚－馬橋。文化區域性的形成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了，在一個基本上統一的國家中也有表現。一個現代的政治家要注意防止分裂，也要防止過分統一，如果過分統一這個社會就死了。從考古學延伸出來的這個結論，不是很重要嗎？
理論與方法
您個人覺得最近十幾年中國史前考古在理論和方法方面發生的重大變化表現在哪些方面。您認為今後中國考古學發展的趨勢是怎樣的？
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以前我們是金石學那套，它不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基礎。梁思永是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夏鼐、吳金鼎是在倫敦大學學習的。中國考古學的創始者李濟、梁思永他們因為都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是以還不是照搬西方的，而且回國後就發掘殷墟等遺址，一開始就碰到中國曆史上最尖端的問題。他們的工作很有成績，但是新石器文化的基本譜系沒有搞清楚，商晚期做了些工作，商前期不清楚，夏更不清楚。當時能做到那樣已經不錯了，畢竟考古工作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五十年代以後考古工作在全國鋪開了，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研究上受教條主義影響比較嚴重，用簡單的社會發展史的架構來套，商就是奴隸社會，前面就是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就是母系父系。按家系來劃分社會制度是不科學的，現在很多人不談這個了，這是很大的進步。
現在大家的思想活躍，卻又出現了洋教條，認為國外的都是好的，其實很多跟中國實際情況對不上。還有就是标新立異，自己根本不成體系，又不尊重前人的研究，這不會成為主流。
考古學還是研究曆史的，要用考古學把中國曆史一步一步複原起來，把握這個方向，實事求是地進行探索，在探索中來建立自己的理論。我現在對考古學的發展是樂觀的，不可能大家都是一個想法。不同的想法有個比較，比較之中，就能看出那條路能走的通，哪條走不通。
方法上與國外比我們不差，我們有很多自己的創造和探索，如做遺迹找邊的方法、認土的方法，是石璋如先生在安陽發展起來的。最高的水準就是做車，把完全腐爛隻留痕迹地馬車完整的顯示出來。
《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書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現在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田野工作做的很粗，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是還有一些人在思考怎麼改進田野工作。這在一定的曆史時期不可避免，總有些工作做的很粗，也有些工作做的很細。有些學者在考古方法論上有較深入的研究，在地層學、類型學和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等方面都有許多新的探索，如何通過考古遺存來研究史前社會的方法上也有明顯進展。最近翻譯出版的倫福儒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那本在西方考古學界有很大影響的書，書中收集了不少材料，尤其是科技考古上收集的很全，講了許多具體的方法。但是究竟考古學是什麼，他在前面提出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作為曆史學的考古學，作為科學的考古學，三個方面加以平列，用三駕馬車來拉一個考古學，這個提法不是很好。考古學就是研究曆史的，可以用一些人類學的理論、方法、概念，但不屬于人類學。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應用非常廣泛，以後還會越來越多，以便提取更多更準确的資訊。但是提取資訊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說明當時的曆史嗎？這個首要的目标不能模糊。我覺得他們在這方面把握得沒有我們這麼好。當然他們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參考，中國考古學一定要借鑒國外的好的東西，不好的我們就不要生吞活剝了。别的學科有什麼好的方法，我們也可以借用。
薪火相傳
學術進步需要薪火相傳，您認為我們年輕一代應當如何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你這個問題提的好，因為現在有些人認為用不着薪火相傳，有些文章過去人都已經寫了他也不知道，就是現在的人寫了，他也可以不管他，自己重來一遍還不一定有别人的好，這個很不好。什麼事情都要有個傳承，傳承就要會學。我經常講要學學考古學的曆史，從曆史裡面可以得到很多啟發，比如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關系，梁思永寫了《小屯龍山與仰韶》，他是當時的大權威。尹達也寫了《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尹達是梁思永的學生，但是他寫的比梁思永寫的要好，為什麼？梁思永太尊重安特生這個權威了，他是想給他圓場，結果寫了半天也沒講清楚。尹達就是根據在豫北發現的五個遺址都有仰韶在下龍山在上的地層關系，他說仰韶村也應該有兩套東西，有仰韶也有龍山，而且那裡的仰韶應該比龍山早。現在看來他說的是對的。我之是以經常舉這個例子，就是想說作為年輕人不僅要尊重老先生、前輩的觀點，更應該注意自己的方法對不對，資料實在不實在，什麼事情都要從資料出發，也就是從事實出發。資料本身要有一個處理的方法，這方法符合不符合考古學的方法，符合不符合地層學、類型學的方法。如果符合你就要有信心，不要怕突破哪個老先生的觀點。老先生的觀點也有分歧，你聽哪個的？我經常跟學生說，不要因為我是你的老師就贊成我的意見，如果我錯了你還是要反對。是以學習要會學。學術是一步一步傳下來的，對老先生的觀點要有個起碼的尊重。也不要機械的去學，承前還要啟後，繼往還要開來。自己要動腦子，要實踐，要參加田野工作。考古的實踐是無限的，考古工作的方法的發展也會是無限的，但是基本的原則不會變，一些細部的發展也不是無限的，隻要你親身參加到實踐中去自然會有所前進有所創造。除了對本國的長輩要學習，還有同輩的或者外國的也可以借鑒。總而言之，都要以自己的實踐為基礎。研究問題時要大處着眼細處着手。要有宏觀的大架構的思維，不能見了芝麻丢了西瓜，把研究的目的和方向給模糊了。現在基礎資料多起來了，電腦資訊也比較友善，國外或國内同行的材料都比較容易得到，這是非常好的條件，我相信在你們這一代會有更快更大的發展。
本文原載《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