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男孩跳樓案”二審宣判班主任無罪，家長不服。網友既有同情也有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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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7 17:16釋出于上海上觀新聞官方賬号

“可能正義還需要排隊吧。”2024年5月17日上午10點半，汪蓓蕾走出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面對鏡頭說。她的手裡拿着剛從法庭上領回的兒子張寬的課本和作業，止不住地顫抖。

二審宣判後，汪蓓蕾難掩失望。 正文圖檔除特别标注外均 雷冊淵 攝

半個小時前，張定傑、汪蓓蕾夫婦訴鄒某犯侮辱罪、虐待被看護人罪上訴一案（此前詳細報道《11歲兒子受辱跳樓之後》）二審宣判：法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鄒某的行為構成侮辱罪、虐待被看護人罪，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21年11月9日16時左右，11歲的張寬放學後從自家小區的一棟高樓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并留下遺書：“我，本人張寬，誠（注：别字，應為承）認：本人的死亡不與父母、家長、社會、國家有關，隻和鄒某有關，她用暴力的手段。”遺書中所說的鄒某，是張寬的班主任兼國文老師。

張寬留下的遺書。 圖檔由受訪者提供

通過教室内的監控視訊，張定傑夫婦發現，事發之前，鄒某曾多次在班裡公開貶損、羞辱、責罵張寬，僅出事當天就有8次。憤怒的父母以侮辱罪、虐待被看護人罪将鄒某告上法庭。

去年8月，該案一審在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區人民法院宣判，認定鄒某無罪。張定傑夫婦當庭提出上訴。同年11月21日，二審開庭，“鄒某對張寬的行為是屬于正常的教育懲戒還是侮辱”成為控辯雙方争論的焦點。

今天二審宣判後，張定傑當庭大喊“不服！”并表示會向江西省進階人民法院提請重審。“正義的車輪向前滾動時總會遇到很多阻礙，但我相信它一定會駛向光明。”張定傑說。

原始卡争議

教室監控視訊是還原真相的關鍵，也成為審判的主要依據。

該案二審期間，張定傑方曾對一審法院委托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意見提出異議，并申請由其標明的上海某鑒定機構來對原始儲存卡進行資料恢複和鑒定。去年12月，二審法院根據張定傑的申請，曾派主審法官到該機構協商鑒定事宜，張定傑也在場。而那一次張定傑發現，電腦所顯示的儲存卡哈希值與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的哈希值不一緻，當場對該儲存卡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并提出對兩次鑒定的檢材進行一緻性鑒定。

張定傑說，此後自己曾多次撥打法院電話，隻接通了兩次，對方都告訴他，需要研究決定，讓他等消息。他沒想到，直接等來了宣判通知。

法院門口張貼的宣判通知。

二審審判書中顯示：公安機關在事發後依法從學校調取了教室的監控裝置和原始儲存卡，為確定原始證據的安全，公安機關對該儲存卡進行了鏡像備份，并将鏡像檔案交給了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進行鑒定。福建中證司法鑒定中心及鑒定人具有法定資質，鑒定程式合法，該檔案可以作為定案證據。法院經向技術專家咨詢了解，該鏡像檔案儲存卡因檢視證據、庭上展示等原因，會導緻哈希值發生改變。是以法院沒有進行資料恢複和鑒定兩份檢材的一緻性。

“我們從一審到現在，一直就在圍繞這個原始卡申訴，我們就是要把原始卡拿去恢複資料。而二審法院認為進行資料恢複重新鑒定沒有意義。一審拿了個U盤，二審拿了個資料不一緻的卡，為什麼就是不拿出原始卡？”張定傑說，“我們作為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對自己主張的證據有權知情和舉證，為什麼關鍵證據對我們保密？二審的資料鑒定為什麼我們不知情，法院就直接作出判決？”

他還提出：“針對此前鄒某對張寬得了癌症、請了一個學期假、是差生等诽謗，我們送出了張寬的作業本、試卷、學生手冊等證據進行駁斥，可是判決書裡一個字都沒有提。證據采信不采信，總得有個說法吧。”

“不服！”幾乎是在法官宣讀完判決書的那一秒，原告席上的張定傑拍案而起，大聲喊道。

走出法院，張定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複。

法院：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因果關系

其實在二審宣判之前，張定傑一家對審判結果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與其說是心理準備，更不如說是降低期待，甚至不敢期待。“隻能說，我們心裡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張定傑說。

汪蓓蕾清楚地記得一審宣判時一家人的狀态，原本預期“沒有問題”的他們聽到鄒某無罪的判決結果後非常震驚。此前，汪蓓蕾甚至已經訂好了鮮花，準備宣判後在張寬出事的地方鋪滿向日葵，“告訴他勝訴的好消息”。沒想到，事與願違。他們站在法庭上，表面保持着克制的平靜，事實上内心早已天崩地裂……

看着鄒某在法警的護送下離開，汪蓓蕾問張定傑：“我們要不要自己來？”她覺得既然法律的方式走不通，那就以母親的方式去複仇，她想撲過去“手撕”鄒某，“讓作惡的人付出代價”。張定傑穩住了她。

而這一次，他們想要的“時候”依然沒有到來。

被告席上，鄒某戴着黑色口罩，全程低頭，不發一言。庭審結束、确認簽字後，她在法警的保護下匆匆離開。張定傑、汪蓓蕾和張寬的外公汪愛民沖上前去，朝鄒某憤怒地咒罵，被法警攔了下來。

二審時，鄒某戴着黑色口罩，全程低頭，不發一言。

事發後，鄒某原來的手機号就一直處于關機狀态，她也從不接受媒體采訪。

在二審判決書中，法院認為：鄒某的行為并未實質悖離教育目的，亦未明顯超出教育權行使範圍，其沒有貶損、敗壞學生人格尊嚴和名譽的故意，也沒有刻意針對和差別對待張寬。其行為本身不足以引起他人跳樓自殺的結果。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鄒某的行為與張寬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鄒某在批評教育學生的過程中，未注重人關懷和心理疏導，未能更多地關注身心尚未成熟的國小生心理情緒變化，其行為雖不構成犯罪，但與人民教師職業道德規範的要求不相符，教育主管部門已對其作出相應的黨紀政務處分。”

2022年7月10日，九江市教育局通報：鄒某存在違規收受服務對象紅包，接受服務對象宴請和廬山住宿安排等問題；存在違反工作紀律，不正确履行職責，在課堂教學中多次對多名學生有譏諷、歧視行為和讓學生互相批改作業等違反師德師風的問題。對鄒某作出給予黨内嚴重警告、降低二個崗位等級、調離教學崗位的處罰決定。

原本的幸福之家，如今漂泊各處

在汪愛民家裡，有一個專門為紀念張寬所設的房間，原本是張寬生前寫作業的地方，現在桌上放着張寬愛吃的糖、巧克力和餅幹，還有他小時候的玩具。開庭前一天，汪愛民從櫃子裡拿出了他保留的張寬的遺物，這些東西他平時不敢觸碰，“看着太傷心了，人受不了。”這次也是一樣，他還沒開口，已經紅了眼眶，淚水止不住地流下來。

在一個張寬生前用過的白色保溫杯上，還有一枚他的指紋，可能手髒時無意留下的，汪愛民将它視作珍寶。他打開保溫杯蓋子聞了聞，又拿出一床張寬小時候蓋過的被子湊到鼻子邊聞，“上面還有張寬的味道”，這是他排解思念的方式。

汪愛民打開保溫杯蓋子聞了聞說：“上面還有張寬的味道。”

張寬的書包是一個軍綠色的帆布書包，上面印着毛主席頭像和“為人民服務”。有一年張定傑到延安出差，拍了照片問張寬想要什麼禮物，張寬選了這個書包。“我的孩子從小就很‘正’，你看他選的東西就知道，為人民服務。”張定傑說。

汪愛民向記者展示張寬的書包和作業。因為過于悲傷，平時這些東西他“碰都不敢碰”。

這原本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

汪愛民是一名老警察，在九江建立并多年負責警民共建少年警校，在當地頗有名氣，人稱“老班長”“營長老爹”。他的同胞兄弟中有多人在九江當地擔任要職。汪蓓蕾曾是九江電視台的一名記者，後來辭職開設了一家心理咨詢工作室。張定傑是一名從警15年的交警。

張寬出事後，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分崩離析。

張寬去世後，汪蓓蕾在床上躺了三天，不吃不喝。第四天晚上，她的兩位擔任上司職務的叔叔登門，汪蓓蕾硬撐着從床上爬起來給叔叔們下面條。煮面時，汪蓓蕾的手止不住地顫抖，但她還是強忍着，因為想着“給我們撐腰的人來了。”

沒想到，她無意中聽到了叔叔們的對話，四叔問小叔對這件事怎麼看，小叔說：“我不參與。”汪蓓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心裡為從小寵愛自己的叔叔們尋找理由，他們是不是有什麼苦衷？他們是不是因為壓力？然而後面接連發生的事徹底打破了她最後一絲希望。

汪愛民的兄弟曾不止一次地勸阻他和張定傑夫婦，不要再繼續追究學校和鄒某的責任，不要在網上釋出相關資訊，早點拿了賠償款息事甯人，有一年過年，甚至還有位叔叔動手打了汪蓓蕾。

身邊的朋友也讓汪蓓蕾寒心。她有三個最要好的閨蜜，一個閨蜜在張寬出事後就聯系不上，一個閨蜜給她發來一條慰問資訊後就拉黑了她的微信，隻有一個閨蜜還陪在她身邊。汪蓓蕾知道，“誰都不想跟這種麻煩事沾邊。”

痛苦中，張定傑夫婦選擇離開。現在隻有尚未退休的汪愛民獨自待在九江；汪蓓蕾的母親和弟弟一家待在深圳；張定傑定居在上海，但因為律師的工作，他常常全國各地出差；為了在深圳和香港開設心理工作室的分部，這半年汪蓓蕾也從上海搬去了深圳，因為工作繁忙，她和張定傑平均一個月才能見上一面……

一家人分散在天南海北，租房和新環境，讓汪蓓蕾常有漂泊之感。“好好的一個家，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汪蓓蕾說。

“不能再用老辦法去教育現在的孩子”

每一次“張寬案”重回大衆視野，都會引發一輪對教育問題大讨論。

“現在的孩子動不動就去跳樓，家長應該多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現在的孩子打不得罵不得，老師隻負責講課，其他一概不能管呗！”“如果這種罪判給老師，那以後誰敢做老師？”……二審宣判後，除了同情，質疑的聲音也不少。

對此，張定傑回應：“我們不是說老師管教學生是不對的，我們反對的不是正常的教育懲戒，而是老師以侮辱、貶損等行為去傷害孩子。”在二審庭審中他們就曾反複強調：“懲戒不等于打罵，批評不等于侮辱。”

張定傑辭去幹了15年的交警工作，轉行成為律師後，許多有類似經曆的家長找到他。有的是請他代理案件，有的則僅僅是為了傾訴。有時他會覺得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卻始終不敢放棄。“避免類似的悲劇再發生。”他把這看作兒子留給自己的使命。

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 圖檔由受訪者提供

也有人找到汪蓓蕾，提議她成立一個公益組織，讓有相同經曆的家長能夠聚在一起、報團取暖。汪蓓蕾立刻拒絕了。“抱歉，我做不到。”她說，“心冰冷的人在一起是取不了暖的，我如果能把張寬的案子做成功，就是救了無數孩子了。”

汪蓓蕾的心理工作室隻接待青少年，因為她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拉他們一把。

她發現，來找她的90%的家長都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往往隻針對孩子的症狀解決問題：不愛學習、離家出走、給主播轉錢……“其實要解決孩子的問題很簡單，他們需要的就是一點：被看見。”汪蓓蕾說。

治愈一個孩子需要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有的孩子來了不願意說一句話，她不強迫，就用畫畫、沙盤等去一點一點走進孩子内心，看看他脆弱的地方是什麼，他需要的又是什麼。

“大部分家長都對孩子說過這樣的話：我那麼辛苦養你，你怎麼還這麼不聽話？這樣的話不僅沒有效果，還會加重孩子的負擔，讓它覺得自己是一個累贅。”汪蓓蕾說，“我們不能再用老辦法去教育現在的孩子了。”

現在，汪蓓蕾依然會失眠，依然有時會覺得絕望：“未來那麼長，我該怎麼過？”

每當這時，她就會盡量讓自己忙起來，她說支撐她走下去的隻有一個信念：“寬寬交給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不能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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