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翔 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本文刊發于《中國銀行保險報》
2024年5月16日
“金融機構發展戰略與商業模式在監管中的地位”是近年來金融監管實踐面臨的新問題，業界和學界對此的關注度也在持續提升。本文結合國内外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形勢，對這一問題展開分析。
金融機構商業模式變化
對金融監管有重要意義
對金融機構和金融産品的監管實踐中，除了利用各類成熟的定量方法對風險和合規等因素進行監測外，金融機構自身的發展戰略、商業模式是否可持續經營、能否應對複雜的環境變化，也逐漸成為國内外金融監管的重要議題。其中，戰略關乎方向，展現為遵守的願景、追求的規模、發揮的影響力等，而商業模式則包括建立起的客戶結構、業務結構、盈利基礎以及經營管理制度等。發展戰略和商業模式是否與機構本身的資源禀賦、外部經營環境相适應相比對，以及是否具有足夠的應變彈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機構的可持續經營能力。
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加深，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得到大幅發展，但金融風險事件頻仍，尤其是在外部環境大幅變化的背景下，金融機構發展戰略和商業模式通常面臨較大挑戰，易導緻危機出現，尤其是在美聯儲持續加息、地緣沖突、新冠疫情等事件前後。
2023年的美國矽谷銀行事件，是距今最近的由于公司戰略失誤而差點引發金融危機的典型案例。2023年3月，在美聯儲持續加息背景下，創業公司現金流趨緊，矽谷銀行存款持續下降，需出售證券資産補充流動性，導緻其證券資産從浮虧轉為實虧。巨額虧損引發大規模擠兌，僅2023年3月8日矽谷銀行取款金額就高達420億美元。2023年3月10日，美國加州監管當局宣布關閉矽谷銀行，由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接管。究其原因，除美國對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相對欠缺外，矽谷銀行資産負債表嚴重錯配是主要因素。其存款多來源于創業企業，儲蓄存款占比偏低，負債結構不夠穩定。而在資産端，其貸款僅占35%，而57%的資産投資于美國國債和住房抵押貸款支援證券。在2022年以來美聯儲快速加息背景下，矽谷銀行支付的存款利息不斷增加，而資産端債券利率持續上行使得其虧損持續擴大，最終造成擠兌、矽谷銀行破産重組。
中國金融機構
的商業模式演變
與海外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現代金融業起步相對較晚，但發展較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指導下，國内實行高度集中的“大一統”金融體系。全國各類商業銀行、金融機構相繼被撤并，融入中國人民銀行體系之中。金融市場被取消，金融業務全部集中于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既是中央銀行，又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伴随着改革開放，金融體制改革和市場化發展開始推進。銀行體系上，1979-1984年四大行相繼獨立，先後開辦了現金出納、居民儲蓄、貸款、國際金融和各種委托代理業務，極大豐富了商業銀行職能。20世紀90年代金融機構朝多元化、市場化方向發展。銀行體系上，股份行、政策行、城商行、外資行等“新玩家”改制并進入市場，多樣化、多層次的金融體系初步形成，現代化商業銀行體系開始占據主流。證券市場上，1990-1991年上交所、深交所相繼開業，标志着中國證券市場開始發展，直接融資起步。
進入新世紀後，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多元化得到加強。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為适應經濟發展需要，2004年國務院啟動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通過國家注資、财務重組等形式，徹底消除曆史包袱。證券市場上，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啟動，繼續朝市場化、專業化和多元化的方向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後，“四萬億”刺激政策出台，對城投和房地産融資帶來驅動，金融機構發展加速。在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下，金融創新模式湧現，銀行同業創新盛行，非銀機構得到快速發展，但也在客觀上導緻資金空轉、脫實向虛的情況增多。
2017年，在去杠杆和防風險的政策指導下，金融業務逐漸回歸本源，高品質發展成為主要思路。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要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闆。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則提出推進金融高品質發展，全面加強監管，并強調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在此背景下，國内金融機構一方面去杠杆、去通道、去鍊條，積極化解和防範風險；另一方面更加主動服務國家戰略目标，加大對小微、普惠、科技、制造等業務支援力度，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金融機構
商業模式的演化方向
往後看，在經濟和金融高品質發展的政策基調下，後續國内金融機構商業模式的演化，需要重點在以下三個方面做文章。
為應對淨息差持續收窄的壓力，銀行機構應優化資産結構、提升資金營運效率并管控負債成本。在間接融資占主導的背景下，現階段銀行體系仍然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底，中國商業銀行淨息差已經降至1.69%，首次跌破1.7%，處于曆史極低水準。淨息差持續收窄，一方面源于貨币政策端持續降息，另一方面源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減費讓利力度。而淨息差作為衡量銀行盈利能力的重要名額，其持續下行，意味着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面臨的經營壓力加大。往後看，為應對淨息差持續收窄的壓力，銀行機構在資産端應優化資産結構，更加重視存量資産的盤活和調整，壓低低效資産占比，并做好大類資産配置，提升資産運作能力。在負債端，銀行應推動負債成本下降，對高成本存款适當壓降，避免高息攬儲的惡意競争。在存貸業務之外，銀行應積極探索财富管理、資産管理等中間業務，多元化發展，降低淨息差對銀行盈利的負向影響。
積極應對“後地産”時代的經濟特征，以新質生産力為契機尋找新的增長點。2000-2021年，房地産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需求拉動作用，上下遊産業鍊占GDP比重一度達1/4。受益于過去房地産的上行周期，各類金融機構均得到明顯發展。但往後看，房地産驅動經濟的時代大機率已經過去，金融機構需要積極尋找新的盈利增長點，以實作穩健經營。一方面，對金融需求從間接融資逐漸向直接融資轉變，證券市場有望迎來長足發展；另一方面，以創新為驅動的新質生産力，有望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引擎。對于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機構而言，在新質生産力的架構下尋找新的增長點，将是未來很長時間内其商業模式必須面對的議題。
服務金融強國建設，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為指導，國内金融機構在戰略布局上一方面要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戰略，脫虛入實，把更多金融資源用于促進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業，用于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上；另一方面在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的要求下，應加強自身的監管自查自糾機制，消除盲區，并積極防範化解各類風險，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往後看，新形勢下金融機構的商業模式演化是其提升經營穩定性、踐行高品質發展的重要一步。對于監管而言，在監管中如何有效評估金融機構發展戰略與商業模式的适配性與應變性，也将持續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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