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技術評估方案》，要求按照屬地化管理原則，分級開展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技術評估。《方案》明确，2024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第一次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技術評估工作。2025年起，每年6月底前，完成上一年度轄區内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技術評估工作。助産機構如何看待此輪評估呢？“備考”階段，各級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在開展哪些工作？各方對評估結果的拓展應用又有何設想？近日，記者走進相關醫療衛生機構，從中尋找答案。
能力與體系兼顧
強化必備技能
“綠、黃、橙、紅、紫”5種顔色，标記着孕産婦妊娠風險等級。
基于近30年的臨床經驗，北京市豐台區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北京豐台醫院婦産科主任許洪梅指出，危重孕産婦并不完全集中于大型助産機構。實際上，各級助産機構都有可能接診危重孕産婦，“孕産婦即使在整個孕期均被标記為‘綠色’，也可能在分娩中因病情急劇變化而進展為‘紅色’，是以，提升危重孕産婦救治能力和水準是對各級助産機構的硬性要求”。許洪梅說。
“危重孕産婦救治重在及時性和安全性。從《方案》中不難看出，此輪評估不局限于評估救治能力。”浙江省杭州市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杭州市婦産科醫院産科主任柴芸認為，救治能力和救治網絡缺一不可，二者兼顧，才能顯著提升危重孕産婦救治成功率。
柴芸道出了此輪評估的一大特點。根據《方案》，評估名額由工作成效、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建構運作、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建設管理3個方面28項名額構成，在強調救治能力的同時，也關注不同層級助産機構之間的銜接配合。
“這28項名額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醫療品質控制名額，它們曆來是産科專業監測重點，從助産機構迎檢角度來說，壓力不大。”柴芸說，評估工作以資料資訊評估（時間節點為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為主，結合必要的現場評估，在資訊化建設達标的省份，基本不會給助産機構造成額外負擔。“以我所在醫院為例，依托醫院智慧醫療資訊管理平台，評估所需資料直接提取、分析生成，在評估啟動之前，就能先期開展一輪自評。”柴芸說。
細讀《方案》，許洪梅同樣感到頗為坦然。“近十年來，北京市婦幼健康系統一直對照更細化的名額定期開展模拟演練和疑難病例探讨，并通過複盤危重孕産婦救治經過，不斷精進救治環節。此輪評估是對産科必備技能的一次強化。”許洪梅表示。
橫縱資源關聯
激活救治網絡
很多助産機構希望借助此輪評估，進一步提升母嬰安全保障能力。
“分析下來，在‘快速反應團隊反應時間’這項名額上，我們仍有上升空間。”柴芸說，《方案》要求，危重孕産婦急救小組人員從呼叫到到位時間不超過10分鐘。她所在的杭州市婦産科醫院，除産科、麻醉科以外的其他專科較難保證24小時值班，如遇夜間緊急救治，可能會有逾時的情況發生。“院内曾有測算，産科、麻醉科到位時間在5分鐘左右，而其他專科略遲一些。”柴芸介紹。
這項名額的計算方法是抽查部分人員取平均值。在柴芸看來，這提示，一方面需要提升産科救治能力，為其他專科到位争取時間；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對快速反應團隊的組織排程，通過優化排班等方式，縮短其他專科反應時間。
同為專科醫院，江西省婦幼保健院依靠亞專科建設解題。自2018年以來，該院陸續開設胎兒醫學、内分泌代謝、子痫前期、胎盤疾病、早産防治、産科危重症等多個亞專科，基本覆寫常見的妊娠合并症、并發症。“對于市、縣級助産機構，進一步細分亞專科較難實作。是以，作為省級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我們通過國家‘雲上婦幼’遠端醫療平台，為下級醫療機構提供遠端技術支援。去年，在我們參與救治的危重孕産婦中，有1/4是通過遠端技術指導實作的。”該院産科主任曾曉明說。
曾曉明認為，同級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之間也需加強合作，尤其是專科醫院要與綜合性醫院形成橫向關聯。“比如，我們與同為省級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的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建立緊密聯系，如遇較難處理的突發情況，對方醫務人員20分鐘内就能到達救治現場。”曾曉明介紹。
綜合性醫院專科力量相對均衡，許洪梅則更關注“巨大兒發生率”。“巨大兒主要因孕産婦營養過剩、合并糖尿病等引起，常需施行剖宮産，如果處置不當，可能危及孕産婦的健康和生命。”許洪梅告訴記者，從科室月報表來看，這個數字為8%~9%，距離第9版《婦産科學》中提出的7%的要求尚有差距。
許洪梅的擔憂具有普遍性。自2016年以來，北京市衛生健康部門在全市實施孕産期營養保健服務提升行動，要求助産機構都設立孕期營養門診。在此基礎上，作為區級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的北京豐台醫院，與社群衛生服務中心有了更為緊密的關聯。
“孕期營養攝入，不隻是孕産婦一個人的問題，需要全家動員。”許洪梅介紹，北京豐台醫院聯合社群衛生服務中心在社群開設體驗式課堂，要求家中的“主廚”到場，共同接受孕期營養指導，力求将巨大兒發生率降至合理水準。
這種緊密關聯已從社群深入到家庭。“保障母嬰安全，需在孕期加強對高危孕産婦的全程管理，減少急診急救的發生。”許洪梅說，二胎、三胎媽媽增多後，孩子媽媽因忙于照顧“大寶”而疏于圍産保健。來北京豐台醫院就診的一名高危孕産婦患有妊娠高血壓，需要住院治療，但這名孕産婦卻希望回家調整血壓，便于照顧“大寶”。
“結合北京市所建立的高危孕産婦入戶追訪制度，我們安排這名孕産婦在醫院産科門診就診，為她制訂個體化治療方案，并由一名固定的産科醫生負責其圍産保健。”許洪梅說，與此同時，該院将其情況上報至區産科品質安全管理辦公室，由辦公室協調社群衛生服務中心定期入戶監測她的血壓變化；當血壓波動異常時，就視情況從家中轉回醫院接受治療，以此落實“發現一例、登記一例、報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
科學客觀公正評估
拓展應用價值
根據《方案》，由省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對省級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進行自我評估，對轄區内地市級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進行評估，以此類推，直至縣級。
曾曉明參與了地市級危重孕産婦救治體系的評估工作。他表示，由于出生率下降，部分助産機構接診危重孕産婦的機率相應降低，年輕醫務人員對救治技術和流程難免生疏。為此，該省計劃依托國家“雲上婦幼”遠端醫療平台，開展更多有針對性的業務教育訓練。“我們曾将收治的臨床案例編制成一本産科危重症救治手冊供下級助産機構參考，未來将不斷更新案例内容，豐富這本工具書。”曾曉明說。
為使評估結果的認可度更高，浙江省将評估工作交由浙江省婦幼和生殖保健中心開展。“中心不從事具體的醫療工作，相對而言，給出的評估結果更為客觀、公正；與此同時，發揮自身的專家資源優勢，也能對評估結果的科學應用提出專業性建議。”浙江省婦幼和生殖保健中心主任許淩介紹，該中心根據《方案》，結合浙江省實際，正在協助浙江省衛生健康委制定更為細緻的名額要求。
“不同層級的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評估重點有所側重。”許淩說，對于省、市一級，評估重點在于與外院轉入孕産婦有關的名額，以及責任片區業務指導頻次，需要關注其輻射作用是否發揮到位；對于縣一級，評估重點在于與孕産婦妊娠風險篩查評估有關的名額，由于評估準确性直接影響後續救治，需要關注其基礎作用是否發揮到位。
當然，評估隻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對評估結果的科學應用。
在許淩看來，這份評估結果有多重應用價值。其一，便于對各級危重孕産婦救治中心設定進行動态調整。一方面，更多地将救治能力較強的綜合性醫院納入進來，調動其相關專科力量，提升轄區内危重孕産婦救治水準；另一方面，對評估結果不理想的救治中心提出限期整改。其二，便于對産科資源分布有全局性判斷，進而縮小城鄉、地區間差異。
對于助産機構而言，此輪評估也是一次有效回報。柴芸說，因為出生率下降，外界可能認為多數産科變得相對“清閑”。經此輪評估，尤其是當“年分娩量産科醫師配比”“年分娩量助産士配比”等名額收集和彙總後，将有助于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對産科的現狀有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把握不同層級助産機構之間的差異性，作為規劃産科人員配置的依據。
文：健康報記者 趙星月 通訊員 邢世偉
編輯：李詩堯校對：楊真宇稽核：管仲瑤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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