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位于陝西省的最北端，榆陽區是榆林市的市區所在地。近年因陝北發現石油，榆林的經濟文化一躍進入全國前列，榆陽區建立了衆多博物館，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尤其具有特殊性，其展品的主體部分，是出生于榆林的著名收藏家齊志先生的藏品。這讓我想到近代藏石的一則著名掌故。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隴海線開通時，洛陽邙山一帶曾出土大量北魏到唐代的墓志，分别為三位辛亥元老兼收藏名家所得，其中北魏部分大多歸書法家于右任鴛鴦七志齋收藏，現歸西安碑林博物館；唐代精品九十多方歸雲南辛亥前輩李根源，載歸蘇州私邸，今歸南京博物院；最大宗的一千兩百多方唐志歸名動豫陝的革命前輩張钫，他當時任二十軍軍長，二十軍軍車曾裝載石刻，奔波于洛陽與新安鐵門鎮之間。張钫建千唐志齋以存貯石刻，深明世事循環的必然之理，親題“誰非過客，花是主人”。
我不太了解榆陽區政府與齊志先生合作的過程與細節，但我相信在公私之間，肯定有明确的協定與超前的眼光，深得前輩藏家的家國情懷。而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與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以李浩教授率領的學術團隊，為此批石刻的校錄研究，影印出版，付出艱辛努力，終于克期有成，更是當代博物館與高校合作研究的成功範例，在此也表示衷心祝賀。
統萬城遺址
榆林之地，漢唐間皆為北方民族與建都關中的王朝争奪的要塞之地。十六國末期赫連勃勃所建夏國的都城統萬城，位于陝西靖邊縣最北端白城則村。其地唐屬夏州，其遺址出土唐代石刻，我以前曾見香港藏家欲捐贈給深圳博物館的一批拓本，本書所收多達十多方，也有載明葬地為“夏州先茔”（本書 069号《張令光墓志》）的墓志，這些墓志的志主多數來自世代戍邊的軍籍人士，對了解唐代的北方軍鎮設定有重要價值。列于本書首篇的《大魏夏州世界沙門統銘》，就記載了出身遼東公孫氏的高僧顯略，在夏州弘傳佛法，“自任綱維廿他載”的經曆，對了解北魏前期在赫連夏故地佛法的傳播，留下珍貴記錄。
本書所收墓志，大多為齊志先生在民間收集，沒有留下出土時間和地點的記載。但從墓志所載落葬地點分析，大多出土于今渭河流域的關中地區，尤其以長安南郊者為最多。這些地方是唐代士族名家居住生活的集中地，許多大姓氏族也選擇這裡為家族安魂之域。估計齊志先生當年收藏之時，有過很認真的學術與藝術方面的斟酌。就影印的拓本粗翻一過，我很震駭于本書所收墓志文史價值之高，包含大量罕見的精品。其中一部分，前期見到李浩教授曾作文研究介紹，如李百藥墓志、邵建和墓志、宗氏墓志等，後來在西北大學召開榆陽館藏石刻研讨會，更得以見到與西北民族有關的《成月公主墓志》、《安優婆姨塔銘》、《移建勿墓志》，也見到參與錄文與研究的團隊各位年輕才俊的先期研究。李浩教授已經為本書撰寫了觀照全書的《前言》，所揭各點都很精彩，我也都很贊同。能先期閱讀全書，我也有一些特别的感受，願意不避瑣碎地一一寫出，以供相關學者參考。
李百藥墓志
先說李浩教授及其團隊已經介紹過的兩方墓志。一是《李百藥墓志》。李百藥是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齊書》著者，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建樹是多方面的。《舊唐書》雖有他的傳記，但前期經曆多有漏載，根據墓志，可以準确還原他在入唐前的經曆：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十五年，遷太子舍人，仍為東宮學士。十九年，襲父爵為安平公，進禮部員外郎。炀帝即位，為漢王所辟。大業元年，貶桂州司馬。州廢，授魯郡臨泗府越騎校尉。十一年，授建安郡丞。他在隋得到楊素、牛弘的提攜，也可補史阙。
二是高崇文、高承恭父子墓志。高氏父子是神策軍的進階将領，加上崇文孫高骈，幾乎可以勾勒出神策軍百年的盛衰史。為高崇文墓志撰文者許孟容，有一件事特别應該提出，即在元和十年六月叛鎮派刺客在長安刺殺宰相武元衡，刺傷禦史中丞裴度時，他上書憲宗，要求立即任命裴度為宰相，以堅定表示朝廷平叛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如此有骨氣、有識見名臣的傳世詩文，并不多見。而由他執筆的《高崇文墓志》，分刻于正背兩面，字數近二千字，是不可多得的大文章。墓志内容所述，則從代宗避狄陝郊，到德宗時期的一系列平叛戰争，亂平後高崇文屯田戍邊，特别是在平定蜀中劉辟之亂中的重大建樹。後一段叙事篇幅約六七百字，有關東川李康之失職，鹿頭關決戰之聲勢，劉辟親信仇良輔率軍将四萬歸降之過程，乃至叛鎮核心劉辟、盧文若之敗亡，多可補史之阙失。有關高氏家族之先世，以及所載崇文、承恭各自家庭子嗣，皆很珍貴。為承恭撰志者李勳，存世僅省試詩一首，以往僅能據《寶刻叢編》卷一九引《諸道石刻錄》，知他鹹通八年（八六七）撰《神光寺碑》于福州。《高承恭墓志》篇幅也長達近二千字，葬時為鹹通二年（八六一），勳稱門吏，署銜為虞部員外郎，自謂“受恩門下”，知也屬神策軍幕府中之文人。鹹通間依附宦官及神策軍者，有十哲之目，此又增一例也。
傅璇琮《唐翰林學士傳論》
中晚唐之間的翰林學士，特别是翰林承旨學士，因有機會親近内廷，預聞機密，多數後曾入相，在政治文化方面地位重要。存世文獻有丁居晦《翰林承旨學士壁記》，儲存玄、肅至懿宗間完整的翰林學士名錄，近人岑仲勉、今人傅璇琮全力考證勾稽，确證二百多名學士之任職始末及文學成就，相關研究幾乎已了無剩義。但在榆陽區藏的這批墓志中，我仍讀出一些重要的記錄。
一是095号《故回纥會甯郡王移建勿墓志銘》，署“大中大夫行兵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臣柳伉奉敕撰”，是柳任學士期間的職務作品。柳任學士期間最重要的事件，是廣德元年（七六三）曾上疏請斬宦官程元振，振動朝野。傅先生《唐翰林學士傳論》考柳伉永泰至大曆初出院後，即下落不明。而本方墓志載墓主卒于大曆八年（七七三）二月，葬于四月，柳伉說“詞臣受簡，敢作頌曰”，明确時方在職。不能确認他是廣德入院後始終在院，即在職逾十年，還是有過再入的經曆。龐嚴為穆宗初學士，本書128号收斑圖源為妻龐氏撰墓志，龐氏為龐嚴之女，志文有較大篇幅述龐嚴家事及仕宦始末，可作其傳記讀。本書155号崔澄撰《唐故太子賓客崔公墓志銘》，志主為崔汪，撰文者則是其弟。傅璇琮先生《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考證崔汪曾任翰林學士，僅依據一條記載，即薛廷珪《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崔汪尚書右丞、學士中書舍人崔涓李磎并戶部侍郎知制诰充學士制》，又根據薛及諸人之仕履，推測其任承旨在大順二年（八九一）。此墓志不僅詳記崔汪之家世、科第、仕宦，且有一節叙述他任翰林學士之始末：“遷兵部郎中。故太尉杜公讓能嘗告人曰：‘崔正郎，國之名器，不可以常職處之。’遂奏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揮毫内署，奉職有稱。猶是加知制诰，賜紫。未幾，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轉尚書右丞、兵部侍郎。五遷大官，一皆承旨。雖藴和羹之望，終乖問喘之期。加銀青，轉吏部侍郎。”最後幾句是說他出院，沒有能夠入為宰相。他之入院，是由宰臣杜讓能推薦。杜任相時間從光啟二年（八八六）到景福二年（八九三），達八年之久。雖不能具體确認他之入出院時間，但曾五度遷官，久為承旨，則可确認。
本書154号收劉崇谟撰《唐故朝散大夫河南少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公墓志銘》，志主為王損，志載其“轉右補阙、史館修撰”後，“俄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就加戶部員外郎，錫朱绂銀章。旋以再從兄入秉國鈞，公畏譏避嫌，稱疾去職。中使數返，終不能集。朝籍間有昆仲之言，再從者可以同□□第，可以連守官曹，則公之進退不必辭翰苑也明矣。”墓志又載損兄把機務，出守浙東，其人肯定是王抟，時在乾甯三年（八九六）七月，損在此間拜給事中。墓志又雲：“公之兄再入中書，公複持謙柄，高卧丘園。”此指同年十月抟入相，損複退職，後求為河南少尹。光化三年（九〇〇）七月卒，得年五十一。那麼，王損之任學士時的再從兄，到底是誰呢？據《新唐書·宰相表》，王抟以後宰相有王溥，與墓志所載前後不接。王抟以前王姓為相者，隻有王铎、王徽，均在廣明、中和間，似乎太早了些。我也曾懷疑這裡的再從兄，是否從撰文者劉崇谟的立場叙述，指龍紀元年（八八九）入相的劉崇望。王損娶劉崇龜第二女為妻，王損妻劉氏墓志亦見本書157号。但崇望、崇龜、崇谟一般認為是親兄弟。王損究竟何時入為學士，似尚難确定。王損任學士時間估計不長，可表見之事迹不多，故前人未有考及。惟是以而可以新增一位學士，仍很可珍貴，故略述如上。
史仲莒墓志
再說唐人有著作存世者，墓志載及相關事迹，皆很具參考價值。如本書 112号收《唐國史補》作者李肇撰《李夫人墓志》，就很珍貴，惟内容一般。《安祿山事迹》作者姚汝能，以往不詳其時代。我以前曾撰《〈安祿山事迹〉的成書年代》（刊《中華文史論叢》二〇〇八年2輯），據新見墓志考為會昌、大中間人。本書又見姚撰兩方墓志，分别是129号大中七年（八五三）《史仲莒墓志》和145号鹹通六年（八六五）《史仲莒夫人杜氏墓志》，前者署職為華陰縣尉，與《安祿山事迹》署銜一緻，後者署銜為“前鴻胪寺主簿”，是新知姚之任官。《東觀奏記》作者裴庭裕，因在昭宗即位初年，受命參加宣、懿、僖三朝實錄，書雖未成，他則留心故實，編錄成此三卷書。他的生平資料較零碎，前人工作僅能拼出一個大概。本書149号收其鹹通十一年（八七〇）撰《大唐進士盧洵亡室河東裴夫人墓志銘》，署“弟進士裴庭裕撰”，即弟為姊所撰，所述裴氏之家世，即庭裕之家世，即其五世祖裴行本為武後時天官尚書，高祖裴士淹，玄宗時為翰林學士，官至禮部尚書，曾祖裴登，官洪州司馬，祖堪，為大理評事，父紳，撰志時方為秘書監。裴氏母出趙郡李氏，其叔祖李珏曾相文、武兩朝。凡此皆可補充裴庭裕之家世，也為他谙熟朝廷故事，多知宣宗朝舊聞，提供了幫助。以往僅知庭裕為僖宗中和二年成都登第，現在将他舉進士時間推前了十多年。
張又新殇女阿箱墓志
至于與唐詩有關之文獻，可以特别提到本書122号《張氏殇女墓志》，女名阿箱，卒于會昌三年（八四三）十月，年十四，其父張又新時為江州刺史，墓志為其親撰，稱此女“自知和順之道，深得接承之妙。其謙廉守分，先人後己，頗有老成之風，而儀質莊姝，風神雅秀，褎然群萃中。中外一見者，罔不異觀。”是父親描述亡女很特别的文字。127号《唐故常山張氏女墓志銘》，志主張纁，為張又新文宗初在汀州所得另一女，因犯暑熱而卒于大中四年（八五〇）。卒時應已二十多歲。張又新為晚唐前期之著名詩人，尤以品茶品水，在陸羽後享有重名。兩方墓志可以補充他的家室的情況，也可确認他即卒于江州任上，時間大約在會昌末年。
還可以說到 110号《唐故進士侯君墓志銘》，志主侯雲亮，十八歲而亡，元和六年（八一一）葬，作者署“長兄登仕郎前守太常寺太祝雲長撰”。侯雲長為韓愈貞元八年（七九二）登進士第的同年，存世事迹很少，撰志時距登第已近二十年，僅得一微官。仕途不順可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墓志述“皇考諱钊，京兆府美原縣令。餘家由進士而官，自王父承于皇考。自王父之季諱漸，承于皇考從父之季諱象，自開元時訖于貞元歲，文章之名來于餘家。”這裡說到這一家百年的奮鬥史，似乎已成文章之家。其中隻有侯钊，曾頻繁出現于盧綸、李端等大曆十才子詩中，盧綸即有《留别耿湋侯钊馮著》、《虢州逢侯钊同尋南觀因贈别》、《同柳侍郎題侯钊侍郎新昌裡》、《陳翃郎中北亭送侯钊侍禦賦得帶冰流歌》，甚至在他回顧與大曆諸人生死相隔的著名長詩，最後也提到侯钊，詩題太長，略作标點：《綸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阙峒、耿拾遺湋、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之際，暢博士當感懷前蹤，有五十韻見寄，辄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侍禦審、侯倉曹钊》。也就是說，侯钊已經為此一詩人群體所接納，諸人間頻繁有唱和，侯钊之詩名亦可以想知。遺憾的是，這一家族在墓志中提及五人，竟無一詩留存，可為歎息。
舊唐書·劉從一列傳
這裡還可以舉出劉從一家族墓志對于考史之價值。從一是唐初名臣劉林甫之後人，德宗出幸奉天時拜相，《舊唐書》卷一二五有傳，頗簡略。本書099号劉從一撰《大唐京兆府渭南縣尉劉從一妻清河崔氏墓志銘》，撰于大曆十一年（七七六），時劉地位尚微，《舊唐書》本傳說他在渭南尉任上“雅為常衮所推重。及衮為相，遷監察禦史”，與此可以印證。而墓志所載其妻崔氏為文章四友之一崔融的曾孫女，年十有四即與從一成婚，生有三男一女，存者一男而已，崔氏卒時年僅二十。這些可以補充劉從一的家室狀況與人際脈絡，也可考見他的仕途門風。本書090号《劉遵素墓志》，志主出自劉林甫、劉應道、劉獻臣一系，較從一要高兩輩，也屬同一家族墓地所出。以前曾見過劉應道墓志。本書147号《劉尚質墓志》，志主為從一孫，鹹通間官至陝州硖石縣令，是這一家族從唐初綿傳唐末，兩百多年間曆史皆斑斑可考。
此類墓志在全書中披紛多有，如唐初殷開山後人（083号）、于志甯後人（059号）、李襲志後人（057号），玄宗時玉真公主後人（139号），韓休後人（121号），皆可注意。
裴君夫人王氏墓志
有關宗室者，特别要提出013号《大唐右宗衛率裴君夫人王氏墓志》，志主卒年在武德七年（六二四），“父裕，上騎都尉、随州刺史，母大唐同安長公主”。《新唐書·諸帝公主傳》，以這位同安公主居首，稱“高祖同母媦也”，估計《新唐書》編成時，已經弄不清她與高祖之長幼，是以而用一表示女性昆仲之媦字來稱呼。此志載王氏卒時三十八歲，即她出生于隋文帝開皇七年（五八七），公主結婚還要早一些。墓志寫到“公主悼秾華之遽落，痛結遺文”，是母送女葬，且有文緻悼。《新唐書》說公主活到高宗永徽初，年八十六，實在很長壽。由此倒推，她可能比高祖年長一或二歲。本書032号《大唐故郇國公李君墓志銘》，志主李藝出自李唐宗室最旁支的定州刺史房。近年陳麗萍教授《唐代宗室研究》（中西書局二〇二二年四月）下編《訂補唐〈宗室世系表〉》，是迄今考唐宗室世系最完備的著作，恰阙李藝，而藝父羅，祖洛，陳考作義羅、泠，可據以再酌。
本書所涉唐重大史事的新記錄，除前引《高崇文墓志》詳載元和初伐蜀始末外，如058号趙僎撰《姜義墓志》述及高宗末之西域戰事，084号李惟嶽《韋漼墓志》叙及亂前之安祿山，089号程晟撰《譚峻墓志》詳述馬嵬事變後肅宗西奔事實，096号佚名撰《司馬志誠墓志》、106号趙某撰《許耀卿墓志》所載代、德間重要史事，123号歐陽纁撰《杜公亮墓志》所載會昌伐澤潞間河東史事，都很重要，在此恕不一一展開。
三年前，李浩教授研究以榆陽館藏石刻為主的論文，結集為《摩石錄》一書，在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囑我作序，我曾寫到：“李浩教授本人是陝北靖邊人，在古都西安學習工作超過四十年，于漢唐文化與文學用力甚勤，根底亦好。他在本書所據墓志，完全來源于老友齊志先生主持的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與他書已經發表者幾無互見。我于近年以洛陽、西安已發表墓志浏覽近于周遍，對此感覺很清晰。榆林在陝西最北端，在唐代屬于銀、綏、夏諸州，接近邊地，是民族混居之地。本書中的民族墓志，即與此有關。李浩教授與齊志先生的合作已接近十年，今年初我曾到西安參加以該館石刻為研究課題的專題讨論會，了解有關收藏之豐富與研究之深入。該館全部藏石将另刊布，值得期待。”今次館藏石刻終于得以整理完成，結集問世，我且得緣先期讀完全書，欽佩無已。一是收藏家齊志先生長期堅持，斥資收藏出土石刻，避免了這些珍貴文物的流失損壞，化私為公，亟布于世，崇宣文化，裨益學術，是一件無量功德之大事，值得弘揚緻敬。二是榆陽區地方政府對地方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将學術文化工作放在顯要位置，提升城市品位，給中國學術注入新的活力。三是李浩教授在唐詩美學、園林文化以及唐代作家研究已經取得卓越成就以後，最近十多年轉以唐代石刻研究為自己的研究中心，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取得特出的研究成就。從前年起，他擔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并主編學會刊物《唐代文學研究》，學會工作和他所上司的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都有新的氣象和創獲。四是擔任本書文本校錄工作的中青年學人，由李浩教授領銜，每人承擔幾篇十幾篇不等，據拓本反複校錄寫定的同時，分别撰寫專題研究論文。我曾參與這一專題為主的研讨會，感到參與者工作态度之莊重和認真。有關的論文不少已經發表，今後也當會有完整結集的機會。我受命作序，僅憑直感閱讀，寫下一些粗淺的體會。未盡之處，仍望齊志先生、李浩教授及各位鴻識有以賜教。
謹序。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于複旦大學光華樓
（本文系《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志》序言，标題為編輯所拟）
百餘品隋唐墓志首次公布，圖版、釋文相配，
集資料性、文學性、藝術性于一書。
《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志》
李浩 主編
978-7-101-16416-9
8開 布面精裝
980.00元
内容簡介
《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志》收錄北魏至明代墓志167方，以中古隋唐墓志為主，絕大多數為首次公布。地域上主要集中于關中和陝北地區，内容上大緻可分為兩組：一為士人墓志，如李百藥、高崇文、高承恭等墓志，其中不乏重大史事的新記錄，可補史傳之阙、考察隋唐士族變遷等，具有極高的文史價值；一為西域少數民族及入華異族人墓志、塔銘，如唐吐谷渾公主墓志、回纥貴族墓志，以及甚為罕見的粟特人雙語塔銘，均可藉以考訂“異族之史、殊方之文”，由此展開中西交通、民族學、唐代絲綢之路等多視角的研究。
墓志中頗多精品，其中不乏李陽冰、皇甫閱、董景仁、張楚昭等衆多名家手筆，兼具書法藝術史的價值。
此次彙編出版，公布了全部拓本圖版，并對每方墓志、志蓋作了釋文、标點，以便讀者參考利用。
作者簡介
李浩，陝西靖邊人，文學博士。現為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唐代文學研究》主編等。著有《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唐代三大地域文學氏族研究》《唐詩的文本闡釋》《摩石錄》等學術著作。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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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