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朝陽 來源：《方志四川》
我的兩個爸爸葉飛和阮英平
阮朝陽
1999年4月18日清晨6點，小楠姐姐告訴我：爸爸沒血壓了。我急匆匆趕到301醫院。隻見爸爸靜靜地躺在病床上，心髒監測儀顯示，他的心髒還在頑強地跳動。望着爸爸那安詳的面容，我心頭竟升起一種奇異的希望：爸爸一生中幾次大難不死，這一次，他還會闖過來……
葉飛生日時的家人合影，右為阮朝陽
可是，中午12點整，爸爸的心髒停止了跳動。我的頭腦一片空白，似乎聽見姐姐和妹妹的哭聲，但又感覺，爸爸隻是睡熟了。
中央軍委有位首長第一個來到病房，他盯着爸爸看了約10秒鐘，然後，默默地向爸爸深深地鞠了三個躬。就在這一刹那，我知道親愛的爸爸真的去了，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我用雙手捂住臉，任淚水恣意流淌。
多少往事湧上我的心頭啊！我不是葉家的親骨肉，但是，37年前，當我第一次走進葉家的大門，我就成了他們家中的一員，成了葉飛爸爸和王于畊媽媽的一個兒子。
我的父親阮英平是閩東人，葉飛爸爸是閩南人，他們相識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時期。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全國蘇區損失了99%。我的兩位父親，在同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帶領當地同志堅持遊擊戰争，很快又打出了一個閩東蘇區。當時，大家都叫葉飛爸爸“一班首長”，叫我父親“二班首長”。
1937年12月，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閩東部隊被編為三支隊六團。1938年2月14日，我的兩位父親葉飛團長、阮英平副團長，率全團1300餘人下山，開始了抗日的征程。
1947年4月，為迎接大部隊南下，我的父親阮英平（時任一縱一師政委）被單獨派回福建，任閩浙贛邊省委常委、軍事部長兼閩東特委書記。在閩東，他很快組織起隊伍，一連打下七八個鄉公所，引起了敵人的注意，遭到民團“圍剿”。1948年3月，他到福州彙報工作，途中被民團打散，連警衛員也與他走失。他隻身一人在一戶人家過夜，不料第二天竟慘遭毒手。
關于我的兩位爸爸的故事，我是從史料中、從叔叔阿姨們的交談中、從爸爸媽媽的零星話語中逐漸了解到的。1962年1月，當我的親生母親告訴我葉飛爸爸要接我去福州讀書，并第一次告訴我、我的生父叫阮英平時，我曾整整一夜沒有入眠。
我到福州後，和葉家的孩子一樣，在福州一中上學。進了學校我才知道，一中是全省最好的紅旗學校。
王于畊媽媽時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為普及義務教育，提高教學能力和水準，不斷為國家輸送優秀人才，她想方設法解除教師的後顧之憂，改善辦學條件，為工作操碎了心。每到夏季，她總有一兩次被人用擔架擡回家——她是為操勞全省聯考累病的呀。
媽媽的努力結出了豐碩的成果。當時，福建省的教育水準聞名全國，聯考成績列全國各省（區、市）榜首。而我們這代人，恰是那時的受益者。
開國上将葉飛
葉飛爸爸在家裡不太說笑，大多數時間都是開會、工作、找人談話，或下去搞調查研究，稍有空隙就手不釋卷。偶爾在院子裡散步，也總是思緒萬千，我們這些孩子都有些“怕”他。
家裡有一個奶奶，爸爸5歲從菲律賓回國後，由奶奶撫養長大。新中國成立後，奶奶就一直跟爸爸一起生活。奶奶總穿着一身黑衣褲，屋裡長年挂一頂蚊帳，看上去黑咕隆咚的。我每天放學回家，總看見她坐在門邊，嘴裡自言自語，講着我一點兒都聽不懂的話。
但爸爸非常孝敬奶奶。下班回家，總要和奶奶說好一陣子閩南語，才回去休息。爸爸隻要出差，奶奶就望着太陽坐在門口，一邊掰着手指頭一邊口中喃喃絮語，大概是祈禱他的兒子平安吧。
1963年，奶奶病重住院，一直不見好轉，不幸去世了。記得那天吃晚飯時，全家人圍坐在大桌邊，孩子們吃着吃着就議論開奶奶去世了要不要戴黑紗。有的說戴黑紗太難看就别戴啦。大家有說有笑誰也沒當回事。
突然，“砰”的一聲，爸爸狠狠地一拍桌子，一桌的碗筷盤盞跳得老高，把我們吓一大跳。隻聽爸爸吼道：“你們懂什麼！國民黨就是罵我們共産黨不要祖宗！”媽媽急忙勸爸爸息怒，爸爸一甩手，憤憤地說：“全都給我戴上黑紗！”
随着時間推移，我漸漸長大成人，對爸爸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爸爸那嚴肅的外表下，其實深藏着一顆非常富于感情的心啊。他是那樣愛祖國，夫妻民，愛軍隊，他怎麼會不深深地愛自己的母親呢？
王于畊媽媽不但工作繁忙，還要操持家務，她的擔子最重。多年來，她對我總是關愛有加，處處流露着母親對兒子的殷切期望。
有一次，爸爸的生死之交，福建省軍區副司令員陳挺伯伯請我們幾個孩子去他家吃飯。席間，伯伯讓我們用半兩的大酒杯喝酒。他把我的酒杯斟得滿滿的，非要和我幹杯。我從未喝過酒，不知深淺，拿起杯子一飲而盡。伯伯開心極了，說：“好小子！像你爸爸！”又給我斟一杯。我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又一飲而盡。伯伯一高興，要我再喝一杯。
三杯酒下肚，我隻覺得頭昏腦脹滿臉發燒，趕緊去上廁所，結果坐在馬桶上昏睡過去。
等我醒來時，已經渾身散了架一般躺在家裡。媽媽打了盆熱水，親自給我洗臉、洗手，又幫我脫衣服，脫鞋子，洗腳，最後給我蓋好被子才關上門悄然離去。我不記得那一次自己睡了多久，但媽媽的慈愛卻一直留在我的心間，現在想起來，心裡還熱乎乎的。
有一陣，我們幾個男孩對跳遠發生了興趣，就在屋外挖了坑，從山下（家住山上）挑來沙子填在坑裡，建成一個簡易沙坑練跳遠。跳着跳着突發奇想：我們還可以練習撐竿跳高嘛！就真的自制了一個跳高架，又找來一根毛竹竿，練起撐杆跳高來。媽媽下班回來，就坐在石凳上，用欣賞的目光看我們表演。媽媽還支援我們打乒乓球、打排球。我偶爾做錯了事、媽媽總是耐心和藹地教導我，從未說過一句稍重一點的話。
1965年夏天，我高三畢業了。緊張的聯考後，爸爸媽媽特意把我在北京的姐姐招來，讓葛叔叔帶我們回了一趟閩東老家，算是認祖歸宗。
我的生父阮英平烈士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家鄉。回到老家我才知道，我的生父阮英平在家鄉一帶威信很高，我們的村子已更名為“英平村”，當地專門為父親建了一座“英平樓”。當我們到達時，全村男女老少都迎出來，将我們裡三層外三層團團圍住，久久不肯散去。許多人都認識父親，都懷念艱苦的戰争年代，一位老奶奶流着淚撫摸着我的臉說：“像啊，真像你爸爸。”
第一次來到父親出生和革命的地方，第一次看見埋葬着父親忠骨的山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為了新中國的誕生，無數先烈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對父親說：“爸爸，葉飛爸爸安排我和姐姐看您來了！新中國已經誕生，并且正在一日千裡地前進。我在葉飛爸爸家裡生活、學習都很好。姐姐已經上大學了，我剛剛考完大學，我會更加發奮學習，告慰您的英靈。”
離開老家來到廈門，我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給王于畊媽媽打電話，詢問我的聯考成績。媽媽在電話裡非常高興地說：“朝陽，祝賀你！考得不錯，是你自己努力的結果。”我又急問我到底考上了哪個學校，媽媽笑道：“就是你想去的哈軍工嘛！”我一聽，高興得蹦起來。
讀哈軍工後的第一個寒假，我一身東北戎裝——棉軍衣褲、皮軍帽、大頭鞋回到福州。一進門，沒顧上擦擦滿頭的汗，就給爸爸媽媽立正，恭恭敬敬行了一個軍禮。爸爸媽媽見狀，笑得嘴都合不攏，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他們為我高興，為我的親生父母高興，也為他們的心血沒有白費而由衷地欣慰啊！
1966年夏，急風暴雨般的“文革”10年内亂突然降臨了。
秋天，我回到福州，看到爸爸媽媽已被說成是“走資派”“黑線人物”，怎麼也想不通。一天晚上，爸爸被迫去參加一個幾千人的批鬥會。那時的批鬥會還沒有發展到後來的“挂黑牌子”“坐噴氣式”，但我們這些孩子在會場外已急得不得了。我正好穿着學校的軍裝，情急之下，就以一個軍人身份沖進會場，擠到爸爸身邊。
會場上一片混亂。“打倒”的口号聲不斷，發言的人也不斷。我緊挨着爸爸坐下。很快，有不少人寫條子遞到我手上。我一看，上面寫着：“葉書記，我們信任您”“葉書記是好幹部”……我心中暗喜，忙将條子遞到爸爸手中。爸爸接到條子，這才回過頭來發現了我。他盯着我看了幾秒鐘。那是信任的目光，寬慰的目光啊！我們之間什麼也不能說，可一切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那時，王于畊媽媽也三天兩頭被拉去開“批鬥會”。媽媽再三叮咛我們不要去批鬥會場，不要惹事。可我忍不住，每次總是打聽到地點後悄悄溜進去，鑽到第一排看媽媽。“造反派”抓住媽媽的頭發往後拽，抓住她的胳膊用力要她跪下。可媽媽就是不跪，幾次都穩穩地站住了。我為媽媽的尊嚴感動！為一個共産黨人的堅強自豪！造反派惱羞成怒，又從後面踢媽媽的腿，媽媽的腿就這樣被踢壞了。我真想沖上台去救下我可憐的媽媽！可是，我卻不能……
1967年“一月風暴”前後，我和兩個同學騎自行車回閩東老家串聯。就在快回到福州時，我突然看到一張大字報，竟是爸爸媽媽被押在車上遊鬥的照片！我急懵了，騎上車就飛速趕路，我要趕快到家，找到他們！下坡時，我竟忘了刹車，隻聽得耳邊風聲呼呼，突然，前面一個急轉彎，車倒了！我整個人飛了出去，手臉在地上重重拖過，臉上嘴上全是血，昏沉沉坐在地上起不來了。待後面的同學趕到，為我簡單包紮後，一行人才慢慢下山。在城郊，我們找到一個醫院，在那裡，我縫了四針，頭上手上都用紗布包起來。
回到省委宿舍大院，家已被抄。造反派正在搞什麼“抄家展覽”。我到處尋找，終于在一個角落的小平房裡找到了媽媽。
媽媽躺着，她已經站不起來了。看到我頭上手上纏滿紗布，忙坐起來問我怎麼回事？我久久地凝視着媽媽，淚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掉，好不容易講清了原委，媽媽急切地說：“這地方，你一天也不能待。你趕緊走！趕快離開福州！”我不想離開，就說傷口還要四五天才能拆線，媽媽想了想，讓我到羅維道叔叔家住幾天，拆了線就走。
外面下起了小雨，我找來一輛三輪車，在細雨霏霏中離開了媽媽。
我把媽媽一人留在了那裡。媽媽，但願你能平安地堅持下去！
離開福州，我回到了哈軍工。一天，突然接到小毛姐姐的電話，要我趕緊到北京去。我一陣緊張，問她有什麼事。她說是好事，來了就知道了。
我匆匆趕到北京。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京西飯店見到了爸爸！原來是周總理和陳老總安排，将爸爸安全接到北京了！我們圍坐在爸爸身邊，真是百感交集！爸爸向我們簡述了在福建的經曆，告訴我們是皮定均叔叔用汽車帶着他，一路上轉來轉去，不知轉了多久，才脫離了造反派的視線，将他送上飛機的。
一家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悅中，也更加思念仍在福建受難的媽媽。
幾個月後，我再次傳回福州。此時，省委宿舍大院已人去樓空。我們家已被搬到一處破爛不堪的小平房裡。家裡隻有小宇、小奇兄弟倆，媽媽到閩北幹校去了。
我挂念媽媽，無論如何要看看她。我問清了位址，坐上火車，又乘汽車到了建陽一個山溝裡。
這就是媽媽所在的幹校。遠遠望去，有一排簡易平房，門口有士兵站崗。我好說歹說，士兵總算放我進去了。
我終于在一個樓梯肚子裡找到了媽媽！我怎麼也想不到，兩年不見，媽媽竟蒼老得這樣厲害！腰也彎了，腿也不好使喚了，頭發也白了許多。媽媽其實還不到50歲呢！冷不丁見到我，她又驚又喜壓低嗓門問：“你怎麼來的？家裡怎麼樣？”看見媽媽住在一個小得站不直的地方，睡在鋪了一點稻草的水泥地上，我難受極了。媽媽苦澀地搖搖頭，告訴我，她每天的工作是打掃飯堂、燒開水。她說她這就要去幹活了。我不想讓她幹活。可她掙紮着出門去。我隻好找來一把掃帚，扶着她來到飯堂。她拿個小掃帚，我拿個大掃帚，三下五除二把地掃完了。我們又到外面燒鍋爐，我扶媽媽坐下，自己找來幾根木頭往鍋爐裡一塞，點上火，居然就燒着了。媽媽一句話不說，苦笑着看我做完這一切。第二天，有個軍代表看到我幫媽媽幹活，非要我趕快離開。媽媽無奈，囑咐了幾句讓我離開幹校。我多想再陪媽媽幾天啊。可是，我隻能離去。誰知這一别就是好幾年。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時局有了變化，我總算和家裡聯系上了。1973年春天，我來到北京，終于見到了闊别四五年的媽媽。看到媽媽的身體被折磨得十分虛弱，我難過極了。但想到媽媽總算平安地活着，又暗暗慶幸。我們互相叙述着别後的許多事情，真是恍若隔世啊。
一天，媽媽問我：“朝陽，你有朋友了嗎？”我說沒有，媽媽聽後，把小楠、小毛、小宇召集在一起，說：“來，我們給朝陽想想辦法，看找哪一個合适。”媽媽問：“淩奔阿姨家的妹妹怎麼樣？”他們幾個議論了一番，說：“妹妹好。就讓妹妹跟朝陽。”媽媽聽了，拿出淩奔阿姨和鐘小妹的照片，指着鐘小妹問我有什麼意見。我點點頭。媽媽笑了，開始籌劃我和鐘小妹見面。
我和鐘小妹認識不久，爸爸也解除“監護”和家人團聚了。見到我，沒聊幾句就問我的“個人問題”，媽媽忙告訴他我正在和鐘小妹交往，爸爸聽了，滿意地點點頭，并專門把我一個人叫到屋子裡，很嚴肅地同我談了一次話。
在爸爸媽媽關懷下，我和鐘小妹結婚了。幾年後，我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爸爸媽媽非常喜歡孩子，總讓我帶孩子回家。
我在海軍機關待過一段，對爸爸在海軍的工作有一些親身感受。
爸爸任海軍司令員的短短幾年間，跑遍了海軍3個艦隊和大部分基地。他研究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特點，大膽提出建設海上機動編隊的設想。提出加強海軍裝備、成立海軍第二司令部，專門籌劃海軍武器裝備建設。在深入了解海軍的曆史和現狀後，他又提出改革海軍指揮體系和供應保障體系的思路，認為海軍可由海軍、艦隊、基地、部隊四級體制，改為海軍、艦隊、部隊三級體制；而海軍的供應體制，則可由原來的四級體制改為海軍、基地、部隊三級。
那時的爸爸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海軍建設上，以至于在外地視察部隊時突發嚴重心髒病，幸而搶救及時，才挽救了生命。
由于客觀環境限制，爸爸的上述改革思路未能在任期内實作，但卻為後來的海軍改革奠定了基礎。一直到晚年退居二線，爸爸每次見到我，總要問海軍建設情況，而且總是興緻很高地一聽就是一個小時。後來，我調到總裝備部工作，爸爸看到我，總要我多下部隊，了解第一手材料，他還總喜歡問裝備情況。他對外國先進裝備很感興趣，聽到我們自己的先進武器裝備更是非常高興。他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朝陽，你最近又到哪裡去啦！”直到他1999年春節最後一次在301住院，手術前我去看他，他還問：“你到哪裡去啦！”
……夜深了。回首往事，爸爸媽媽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的眼前。記得1993年，媽媽在病榻上曾對我說，等病好了，她還要寫阮英平，寫王必成，寫葉飛。但媽媽的病沒能治好，不久就離開了我們。現在，爸爸又去了，想到爸爸媽媽多年來對我的養育和教誨，禁不住淚如泉湧。多少次，我和妻子一起回憶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多少次，我對兩個兒子講述他們的爺爺奶奶輝煌而艱難的戰鬥曆程，要他們記住他們的親爺爺是為了新中國而犧牲的，要他們記住他們的葉飛爺爺和王于畊奶奶為祖國的獨立、自由和富強奮鬥了一生。
中國長城學會老兵方陣紀念郵簡平台為開國上将葉飛專門制作的紀念郵簡
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安息吧，你們的品格和功績，将永駐我和孩子們心間！
【作者：阮朝陽 來源：《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