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日，毛澤東和錢學森在宴會上親切交談
“你比五個師的力量大得多”
一
1956 年2 月1 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招待參加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的部分委員。會後用餐時，前來參會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手持請柬走到自己所在的第37桌，卻發現桌上沒有擺放寫有自己名字的桌簽。從業人員上前解釋，說此前毛澤東看過名單，看到錢學森被安排在第37桌，特意親筆把他的名字勾到第1 桌，與自己坐在一起，位置就在毛澤東的右手邊。就在這時，毛澤東在全場的掌聲中來到宴會廳，熱情招呼錢學森：“學森同志，請坐這裡！”錢學森驚喜不已。一落座，毛澤東就與他熱情交談起來。毛澤東高興地對錢學森說：“聽說美國人把你當成五個師呢！我看，對我們來說，你比五個師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論，用來指揮大陸的經濟建設。”這時，攝影師抓住兩人微笑的瞬間，按動了相機快門。
錢學森先後至少六次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這背後的故事還要從頭說起。
錢學森1911 年出生于上海，1934 年在當時的國立交通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深造，之後在這兩所大學任教，長期從事空氣動力學、固體力學和火箭、飛彈等領域研究，是知名的空氣動力學、航空工程專家。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錢學森十分振奮，認為報效祖國的時候到了。當時，美國麥卡錫主義泛濫，他被關押起來，多年來積累的大量筆記、資料也被沒收。錢學森在美國受到迫害的消息傳回國内，國内科學家積極組織聲援。毛澤東、周恩來得知後，也通過外交途徑千方百計創造條件争取錢學森等留美科學家盡快回國。幾經波折，直到1955 年9 月，錢學森才得以偕妻子和一雙兒女踏上歸國的客輪。可以說，正是錢學森的拳拳報國之心支撐着他舍棄在美國的優厚待遇，克服重重艱難險阻，毅然回到祖國的懷抱。
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久經沙場、指揮過大兵團作戰的将領并不缺，但像錢學森這樣站在本領域制高點的頂級科學家，則是鳳毛麟角。錢學森的歸來，不僅對大陸航空航天事業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大意義，而且對吸引更多留學人才科技報國具有示範作用。出于對科學家、愛國者的由衷敬佩，毛澤東每次見到錢學森等科學家都要抽空與他們深入交談，傾聽他們對科技工作的意見和建議，詢問他們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難，并再三叮囑和勉勵他們多為祖國培育科技人才，特别是年輕科技人才。
1956 年1 月25 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主要讨論《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錢學森等科學家也受邀參加。由于要讨論的内容較多，會議拖到了晚上，大家臨時決定稍事休息，吃些東西後繼續開會。錢學森在休息室休息時，毛澤東來到他面前與他親切握手，詢問了他的近況。閑聊中，毛澤東還就“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等問題詢問錢學森，并表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由于當時觀測水準和研究水準的限制，國際學術界就這一問題還沒有作出定論，錢學森既不好肯定，也不好表示否定。但後來實體學的發展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推進了一步。錢學森曾表示：“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
剛剛歸國幾個月，就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錢學森無疑是欣慰且激動的。此後，1956 年、1958年，毛澤東又先後兩次與錢學森深入交談，不僅談工作、談生活，而且就大陸科技發展的宏觀戰略問題作過深入探讨。曆史證明，毛澤東對錢學森等科學家是無比信任和充滿敬意的。
1964年10月16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接見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的全體人員
二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随着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中遠端飛彈的迅速發展，雙方都開始着手研究如何有效防禦對方的飛彈對自己本土發動襲擊的問題。美國相繼部署了“奈基-宙斯”“哨兵”“衛兵”等飛彈攔截系統，蘇聯則部署了能攜帶核彈頭的“橡皮套鞋”反導攔截系統。為了打破美蘇的核威脅，在積極發展“兩彈”的同時，毛澤東等上司人也提出要研究開發大陸自己的反導防禦戰略和裝備。
1964 年2 月6 日，毛澤東邀請竺可桢、李四光、錢學森到中南海談科學工作。在與錢學森談到國防科技領域的尖端技術時，毛澤東表示，美蘇等國都将反導技術作為本國在戰略上赢得主動的關鍵一招，反導武器及其相關的戰略戰術是高度複雜的，要有專門的人員來研究，“總要搞防禦的，有矛必有盾。搞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的”。對此，錢學森表示贊同，并結合自己的專長提出了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一個多月後，在毛澤東的支援下，錢學森主持召開彈道飛彈防禦技術讨論會。這次會議上，中國的反導技術研發工程被定名為“640 工程”，其下還有多項子工程。盡管後來由于工程超出當時國内技術水準和受“文化大革命”的幹擾而未能取得全勝，1982 年工程最終宣布下馬，但這項工程在實施過程中還是攻克了許多關鍵技術難題，為後續的航空航天科技和國防工業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的技術和經驗。今天，大陸的彈道飛彈技術、反導技術、反衛星技術、先進火炮、先進雷達和各種配套的測控技術能夠取得這樣大的成就，與這項工程的實施有着直接的關系。
在“文革”十年中，毛澤東對錢學森等科學家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始終十分惦念，多次訓示要給予保護和關照。1970 年，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中，錢學森作為觀禮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再一次與他進行了親切交談，并勉勵他“走到群衆當中去，同群衆結合”。1975 年，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之際，毛澤東專門叮囑周恩來查查代表名單中有沒有錢學森和侯寶林兩人，如果沒有，一定要補上。
毛澤東逝世後，錢學森悲痛不已。1976 年9 月16 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終身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一文，回憶自己六次受到毛澤東接見的情形，寄托哀思。這篇文章的首段寫道：
在極為悲痛的時刻，回憶往事，曆曆在目。二十一年前，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關懷下，經過艱苦鬥争和美國朋友的支援，我終于回到了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回國以後，偉大領袖毛主席多次親自教誨我，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是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産黨給的。
可以說，毛澤東與錢學森的交往，是那一代黨和國家上司人尊重科學、尊重人才，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殚精竭慮的真實寫照。
“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了！”
一
1964 年10 月16 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上司人來到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接見參加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創作和演出的全體人員，并合影留念。合影後，周恩來向在場的演職人員宣布了一個好消息——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這張照片由此成為新中國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曆史見證。每當看到它，人們就仿佛回到那無比激動人心的時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從東西兩大陣營的對抗逐漸演變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核軍備競賽，乃至對周邊國家的核訛詐。20 世紀50 年代，在北韓戰争及兩次台海危機中，美國多次叫嚣要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55 年1 月15 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科學家李四光、錢三強和地質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劉傑受邀參加會議，彙報了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和鈾礦資源情況。毛澤東聽後說：“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隻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隻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這次會議作出中國要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
蘇聯是當時唯一擁有核彈和飛彈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發展核彈和飛彈，希望得到蘇聯的技術援助。經過商談，兩國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和飛彈的多項協定。然而1959 年6 月20 日，蘇共中央緻電中共中央，借口蘇聯與美國正在日内瓦談判關于禁止核試驗的協定，打算中斷向中國提供有關原子彈研制的一切技術資料。1960 年8月，在核工業部系統工作的蘇聯專家全部撤回國，并把重要的圖紙資料全部帶走，停止了原料、裝置的供應。當時中國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西方輿論幸災樂禍，說中國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果斷決定，自力更生，自己動手搞原子彈。廣大科研工作者沒有灰心喪氣，而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熱火朝天地繼續忙碌着。正是由于1959 年6 月那封電報，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工程有了一個代号“596”，以示不忘“國恥”。
到了1961年下半年，原子彈研制到了關鍵技術的攻關階段，投入越來越大，而國家的經濟困難也更為嚴重。這時出現了“上馬”與“下馬”的激烈争論。
這年7 月，中央軍委在北戴河召開國防工業會議。會上有人說，蘇聯公開宣布停止援助，搞尖端武器我們不僅技術上有很多困難，而且現有的工業基礎太過薄弱，不足以保證原材料的供應。國家整個經濟形勢困難重重，各方面都要錢，而尖端武器花錢太多，如果硬搞，不僅影響正常武器的研制生産，而且會拖累國民經濟的發展。最好的辦法是暫時下馬，等國家經濟好轉後再上。另外一部分人則是從國防戰略上看問題，認為值得為長遠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暫停隻會使已經建立的基礎廢棄，隊伍解散，再上馬等于從頭再來，這并非解決問題的辦法。兩種意見形成尖銳對立。
中央政治局會議讨論這個問題時仍然是意見相左，争執不下。會議最後決定先派人下去調查，摸清實際情況。根據會議要求，張愛萍、劉西堯等對西部一些工廠、礦山、研究所進行紮實調研，同核工程專家和技術人員充分交流，很快将一份《關于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上報中央。《報告》分析認為，這項重大工程，看起來盤子很大，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蘊含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之中。是以說，關鍵不在投入多少，而在于挖掘各部門潛力。
最後，毛澤東一錘定音，決定“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
二
1962 年，原子彈的研制工作進入最緊張的階段。10月30日，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遞交了一份報告，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而實作這一目标，必須取得全國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建議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以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上司。毛澤東于11 月3 日作出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就在毛澤東批示的當天，中央專門委員會成立。從此，原子彈不再由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牽頭，而成為全國性的大戰略。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26個相關部委，900 多家工廠、高校和研究機構，為了原子彈研制緊密協調，形成通力合作的良好局面。
1964 年，就在大陸的原子彈技術剛剛過關之時，美國霸權主義者揚言，中國若要進行核爆炸，他們就要摧毀中國的核設施。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做了充分的準備後毅然決定，有風險也要立即進行核試驗。毛澤東說：原子彈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響。
1964 年10 月16 日15 時，大陸在羅布泊試驗場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當周恩來将這一喜訊報告毛澤東時，毛澤東十分冷靜地訓示說：“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毛澤東非常清楚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分量，他再次訓示：“還要繼續觀察，要讓外國人相信！”經過認真核實，羅布泊核試驗基地再一次彙報：“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确确實實爆炸了！”
當天17 時左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上司人來到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接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3000多名演職人員。
大廳裡，人們激動地鼓掌。這使毛澤東的喜悅之情更加高漲。根據他的訓示，核試驗的對外公布時間已由原定的18 時推遲到23 時，而試驗結果的文字報告要19 時以後才能報來，但他等不及了，他很想讓眼前這些能歌善舞的青年早點分享勝利的歡樂。坐下來準備合影的時候，毛澤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那個好消息告訴他們呀？”
周恩來笑了笑說：“告訴他們，一個個都要高興得蹦起來！”
照完相，黨和國家上司人在掌聲、歡呼聲中揮手離去後，現場主持人大聲宣布：“請大家原地休息，隊伍不要亂，待會兒周總理要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20 分鐘後，周恩來再次走進宴會廳，揮動雙臂示意大家安靜，然後激動地說：“告訴大家兩個好消息：第一個，赫魯曉夫下台了；第二個，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了！”
整個大廳頓時沸騰起來。
周恩來風趣地提醒大家：“同志們，你們小心，别把地闆蹦塌了！”
曆史竟然如此巧合。當初，赫魯曉夫毀約停援。現在蘇聯專家撤走僅僅4 年，中國人就把原子彈搞出來了。而恰恰在這個時候，赫魯曉夫被趕下了台。後來，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曆史時這樣說：“我們搞飛彈、原子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曉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着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發給他一個一噸重的勳章！”
原子彈的沖擊波尚未平息，1967年6 月17 日，中國第一枚氫彈的空中爆炸試驗又獲得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1970年4 月24 日，“東方紅一号”衛星由“長征一号”運載火箭發射升空，中國衛星上天的夢想終于實作了。
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國内外非常嚴峻的形勢下，果斷地決策發展原子彈、氫彈、洲際飛彈等戰略核武器和人造衛星，并取得了重大成功。這是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它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壟斷，對于維護大陸國家安全、提高大陸國際地位具有十分重要和深遠的意義。正如1988年10 月鄧小平所說：“如果60 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标志。”
來源：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