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夏朝堯、舜、禹在位時都是實行的禅讓制，到了禹傳位啟的時候，變成了世襲制。這也是由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轉變，這一轉變有着重要意義。
由于夏王朝時間較早，當時還保留着一些原始社會的痕迹，那在這樣的背景下，王權意識在百姓中是怎樣形成的？百姓們對待君王的“忠”又是怎樣實作的？
夏王朝的建立與世襲制的産生
要研究夏代的曆史，首先要明晰夏代的起止時間。學界的傳統觀點一般認為夏代從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由于曆史久遠，加上文獻和考古證明之有限，關于夏王朝的起止時間還隻是一個估算，甚至夏王朝的世系也存在很大争議。
本文由于不是對夏代曆史的專題研究，是以對于這些問題不展開論述。但對于夏代的創立者，也就是誰是夏代第一位君主的問題，還是非常有必要予以探研，這對研判忠觀念的萌芽至關重要。
一般認為，夏代的第一位君主是禹。依據是禹之後繼位者是他的兒子啟，所謂禹傳子啟，開啟了“天下為家”的君主世襲制，此後，“大人世及以為禮”，這種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世襲制度從此确立起來了。是以，作為大陸曆史上第一個階級國家的夏王朝，其第一任君王是禹，之後才是啟，人們也習慣稱呼禹為夏禹。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禹實際上并沒有傳位給兒子啟，而是禅讓給益，所謂“益幹啟位，啟殺之”（《晉書·束皙傳》）。
啟
這種觀點古已有之，如屈原曾曰：“啟代益作後。”（屈原《天問》）《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亦曰：“古者禹死，将傳天下于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關于這種說法，司馬遷的《史記·夏本紀》可以佐證。由于史料缺乏，以及傳世文獻記載的沖突和抵牾，如果沒有新的出土文獻和考古發掘來證明，僅憑說法不一的現存傳世文獻是難以證明禹到底是傳位給子啟還是禅讓給益了。但毫無疑問，禹是處于由原始社會的禅讓制向階級社會世襲制過渡的重要人物。
一方面，從形式上而言，禹應該是遵循傳統禅讓習俗指定了繼承人益，但他并沒有像堯對舜、舜對禹那樣履行真正的禅讓程式——執中授中，也就是說禹在生前隻是明确了益為繼承人，但自己并沒有像堯、舜那樣提前禅位，将代表“天命”和最高首領的權杖“中”，通過正式儀式授予益，更沒有進行禅讓訓誡，如“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等。另一方面，禹則扶植或預設兒子啟壯大自己的部落氏族力量，導緻其死後，啟殺益而成為天子。
禹
不管是啟直接繼承了禹的位子，還是啟通過暴力手段擊敗益而成為最高上司者，總之，啟建立夏政權後始終是家族世襲的。這種世襲方式有時是父死子繼，有時是兄終弟及，但都沒有脫離夏後氏的帝胄血脈（雖然中間有過太康失國，後羿和寒浞相繼篡位的短暫插曲）。傳統觀點一般認為，夏代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是中國世襲君主制的開端。盡管夏代已經建立了世襲君主制，但由于剛剛從原始社會脫胎出來，其君主制與後世君主制還是有所不同的，它保留了很多樸野的特性。
夏代忠觀念的樸忠特質
對待鬼神，夏人恭敬有加、祭祀不斷，但又敬而遠之；對于人，則強調“近人而忠焉”。也就是說，夏代沒有抛棄原始的祭祀鬼神文化，對鬼神是充滿敬畏的，但夏代統治者的關注點是“人”，而且“近人而忠焉”。
《禮記正義》中對這句話的解釋是“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内是近人也；以忠恕養于民，是忠焉也”。夏代的政治文化是“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禮記·表記》），《尚書·甘誓》所謂的“用命，賞于社；不用命，戮于祖”就是夏人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的展現。宋元時期的理學家陳澔在《禮記集說》中将這種政治文化解釋成忠厚特質，其曰：
“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是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忠君之意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
此皆儒者以後世之忠德觀念來忖度夏代之忠。陳澔在《禮記集說》中提到的忠不是忠君之意，這是對的，但他隻說對了一半，即仍堅持忠是“忠厚感人之意”，這與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所謂的“忠恕養于民”一樣，都是将忠視為忠厚、忠恕來看的。
但是，孔子所說的這句話前半部分是對統治階級而言的，談的是施政方略，即：
其後半句話：
則說的是被統治階級，談的是民風民俗。所謂“近人而忠焉”是指統治階級重視人民，統治階級之是以重視人民是由于天命在此，即“天生烝民”，天道和天命都把民作為重點和中心，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是以，夏代的尊命文化必然要踐行天道愛民的理念，這裡的“近人而忠焉”的“忠”實際上表達的是“上思利民”之“忠”。在《左傳·桓公六年》中，随國季梁說：“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因為“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緻力于神”，是以“忠于民”在為政次序上要優于“信于神”，且對人的忠和對神的信合而為一即是道。
如前所述，中與忠通，蒙文通又将道、中、命三者通釋，因而，足見對鬼神敬而遠之、對人親近而忠的“尊命”之“夏道”，實際就是季梁所說的“道”，是“忠于民而信于神”的，《禮記·表記》中的夏道之忠并非孔穎達的“忠恕”，也非陳澔的“忠厚”，而無疑是“上思利民”之忠
關于夏代的民風，《禮記·表記》概括為“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其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意思是說夏代民風淳樸，不尚文飾，注重實用，其人民蠢而愚，喬而野。所謂“蠢而愚”說的是蒙昧，“喬而野”說的是野蠻，表明夏代才剛從蒙昧和野蠻邁入文明社會的門檻，是以，仍不同程度保留了蒙昧野蠻的原始民風。
其“親而不尊”的特點實際上是血緣氏族組織的特點，故而古人認為“蠢愚、驕傲、鄙野、質樸之敝，皆忠之末流也”。這種認識是漢代所謂“夏尚忠”的共識，如“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漢書·董仲舒傳》）。《白虎通》更是進一步分析了三代文化的特點，曰：
《禮記·表記》中的“蠢而愚”“喬而野”就是《白虎通》所謂“悃誠”之“野忠”。是以，夏代民間道德文化的特質概括起來就是一種質樸、直率、真誠以及野蠻與蒙昧并存的忠。
直、質、樸構成了夏代民間忠觀念的基本元素。後世忠德衍生出樸忠、忠直等意涵，實際上其源頭就在于夏代的民風和道德風俗。其實這種忠直風格早在鲧的時期就已經形成。屈原在《離騷》中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在《九章·惜誦》中，屈原亦雲：“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
這兩篇楚辭都提到了夏人的祖先鲧，而且都概括了鲧的性格是“婞直”。值得注意的是，在屈原歌頌鲧之“婞直”以自況的《九章·惜誦》中，他多次提到了忠德，如“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餘心之所志”等。
有學者指出：屈原将鲧看作是“履行忠直，終不回曲”的先驅，他歌頌鲧的“婞直”，其主要目的是“舉以自比”；也就是說，屈原認為自己與鲧一樣，都是堅守“忠”道的。屈原頌揚鲧“行婞直”，其實是歌頌“忠”的道德境界。
盡管這一分析不無道理，但屈原畢竟是戰國人，他大量使用忠字，并嘉許鲧之“婞直”，僅代表戰國時人們的觀念，還不能作為夏代乃至更早的五帝時代存在忠德的直接證據。但忠直、樸野的風格在鲧身上非常明顯，這種忠直、樸野特性也許就是釀成鲧人生悲劇的根源。因為這種性格，鲧在受命治理洪水時采取了野蠻殘暴的堵塞和破壞自然五行之法，即“鲧堙洪水，汩陳其五行”。
這種破壞自然的治水方法必然遭到大自然的報複，也就是所謂“帝乃震怒”，乃至于“不畀‘洪範’九疇，彜倫攸”（《尚書·洪範》）。如前所說，洪範的一個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皇級，也即建中。天帝沒有賦予鲧以洪範九疇，實際上就是堵死了鲧成為立中緻民的部落聯盟首長的路徑。
但不管怎麼說，屈原對鲧的“婞直”個性的歌頌，恐非憑空臆測，而應是建立在時人對夏代民風忠樸的追憶和傳承基礎上。總的看，“夏尚忠”的忠是具有多重文化意味的。第一重意味是從夏代“尊命”文化的特點看，命即天命。夏代立國之時，剛從原始社會中脫胎出來，因而對神秘力量還心存戒懼和崇拜，故而夏代政治信仰還主要是尊奉原始社會“尚中”的天命。
第二重意味是在天命佑民的理念之下衍生出的“忠于民”的“上思利民”之忠，也就是《禮記·表記》所謂“近人而忠焉”。第三重意味則集中表現了“蠢而愚”“喬而野”的樸忠、忠直。客觀地講，作為大陸史上建立的首個階級社會性質的國家，夏朝的典章制度屬初創，其社會道德體系也不如周代那麼完備和健全，是否産生了忠德還不好說，但或許已經産生了忠觀念。
上述三重意味中之“夏道尊命”的尚中天命觀，“忠于民”的統治觀念，以及樸野、率真的民間習俗，雖然不敢說都已經出現，但應該至少有部分展現。這也是符合夏代處于原始社會習俗和道德意識向道德觀念演進和過渡的特點，符合先秦兩漢以及曆代學者對夏代文化所做出的“夏王教人以忠”“夏政尚忠”“夏上忠”“夏尚忠”等基本判斷。
此外，道德的産生還需要有社會物質和生産關系作基礎。隻要是進入了階級社會，就必然是等級社會，等級社會就必然要求下對上效忠。雖然從傳世文獻中看不到夏代是否存在類似忠君的觀念，但等級制的一些特點在夏代已經越來越突出，等級制和王權意識已然出現。《史記·封禅書》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九鼎曆來是王權和等級制的象征，如果《史記》的記載确實的話，就說明禹的時期王權意識已經相當突出。
地下考古發掘也一再證明夏代等級制開始萌芽。在代表夏代文化遺存的二裡頭遺址，相繼發掘出土了300多件玉器，而且有相當一部分是禮器，比如玉琮、玉圭、玉璋、玉璧等，以及象征王權的玉钺，乃至玉璜、玉墜等裝飾物，甚至還出土大量作為鑲嵌飾物的綠松石片。這一時期較高規格的墓葬中還發現了不同材質的爵、盉等組合形式，這都說明在禮器的使用上，尊卑貴賤之分的等級制度已經形成。
盡管基于原始宗教信仰的夏禮還在草創階段，但它參與了當時的王權意識形态創造，為君王掌握集體權力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形式。總之，“夏代王朝有金屬、玉器和其他藝術性的禮器，還有實踐性的社會組織和有效的宗教文化意義，它們的總和構成一種文化力量，依據這些文化形式和文化力量，夏代的王權控制着這個國家的各個方面”。
有學者通過對傳世文獻的分析也印證了考古發現中的夏文化所包含的王權意識和強權專制這一特點，即“（夏代）通過代天行命，使原始時代的‘尊天之命’，轉換為國家出現之後的‘尊君之命’，讓專制王權也能具有自然法則那類不可抗拒的支配力量”。既然出現了王權意識形态，也産生了等級制，那麼，等級制下對最高首長的忠觀念就有了生長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