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把握與運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五種配置設定方式
學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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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實推動共同富裕，要全面系統地發揮配置設定的功能和作用。在大陸現階段國民收入配置設定體系中，廣義的基本配置設定方式主要包括：起決定作用的“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起輔助作用的“國家法策”方式、起調節作用的“物價變動”方式、起脹縮作用的“資本市場”方式以及起微補作用的“捐贈窮弱”方式。這五種配置設定方式的内涵包括通常所說的“三次配置設定”，但更加完整客觀。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應以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精神，全方位地認識和闡述配置設定的各種方式，紮實地整體推進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要發揮配置設定的功能和作用”。在大陸現階段國民收入配置設定體系中，廣義的基本配置設定方式(通常說的配置設定原則也是配置設定方式)主要包括五種：起決定作用的“勞主多輔”(以按勞配置設定為主體，多種配置設定方式并存)配置設定方式、起輔助作用的“國家法策”方式、起調節作用的“物價變動”方式、起脹縮作用的“資本市場”方式以及起微補作用的“捐贈窮弱”方式。這五種配置設定方式的内涵包括一般所說的“三次配置設定”，但更加完整客觀。其中，除了“國家法策”純屬國家調節和配置設定方式之外，其他四種配置設定方式主要屬于市場行為和市場調節，但也包含政府不同程度地參與和治理的行為。這種政府調節行為屬于政府調節手段，總體上均屬于政府參與的國民收入配置設定體系中的配置設定方式。是以，全面系統地發揮配置設定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的功能和作用，有必要系統闡釋五種配置設定方式發揮作用的内在機理，并探索運用好五種配置設定方式來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要義。壹 起決定作用的“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按勞配置設定為主體、多種配置設定方式并存的配置設定制度“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有利于實作效率和公平有機統一”。從國民收入配置設定層次看，在企業進行的“第一次配置設定”體系中，按勞配置設定為主、多種配置設定方式為輔(簡稱“勞主多輔”)是大陸現階段生産經營機關内部層次的基本配置設定方式，在國民收入配置設定體系中起決定性作用。其中，占主體地位的按勞配置設定制度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處于主方式的地位。（一）按勞配置設定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主方式作用在大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勞配置設定制度在配置設定領域的主體地位對于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具有直接決定性意義。首先，按勞配置設定原則是消除不勞而獲和直接推動勞動緻富的配置設定機制，進而能夠直接推動共同富裕。在國家及時科學調控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下，勞動緻富主要通過在公有制經濟機關貫徹按勞配置設定原則來實作。馬克思提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産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每一個生産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确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機率計算來确定”。在大陸現階段各類公有制經濟的配置設定中，在進行各項必要扣除後，按勞配置設定原則将每個勞動者在生産中的實際勞動貢獻(即勞動的數量和品質)作為配置設定勞動産品的基本依據，消除了勞動産品配置設定的剝削性質，進而在初次配置設定層面直接展現了勞動者之間的平等關系。是以，按勞配置設定原則既能消除平均主義，充分促進勞動緻富，又能有效防止因生産資料的占有差異導緻的貧富分化，進而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配置設定制度基礎。其次，按勞配置設定原則的主體地位能夠通過推進勞動緻富與縮小收入差距而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配置設定發揮輻射引導作用。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配置設定，都不過是生産條件本身配置設定的結果”。大陸現階段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是占比較大的産權形式，按資本配置設定是這些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配置設定形式。在按資本配置設定原則下，私人資本所有者按照出資額或投入股份擷取的剩餘價值在生産經營機關内部初次配置設定中占據相當份額，勞動者報酬所占份額相對縮小，進而主要有利于資本緻富而非勞動緻富。不過，按勞配置設定原則的主體地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矯正和調節按私人資本配置設定原則導緻的貧富分化傾向。其基本事實和邏輯在于：一是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處于主體地位的按勞配置設定原則能夠發揮示範作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與收入配置設定相關的立法提供标準與參照，進而間接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的配置設定，促進企業出資人産權利益與勞動者勞動報酬、勞動福利之間的平衡與協調。二是在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中，按勞配置設定原則在企業的經營和配置設定中能夠得到較為充分的貫徹與實施，進而在相當程度上矯正與緩解按資本配置設定原則形成的貧富差距過大問題。（二）發揮“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在實作共同富裕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大陸新發展階段，發揮“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在實作共同富裕中的決定性作用，核心在于堅持與鞏固按勞配置設定原則的主體地位，推進建設展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配置設定體系。首先，發揮“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在實作共同富裕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堅持和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一是公有制經濟通過貫徹按勞配置設定原則，消除了由生産資料的占有差異引起的剝削，進而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的産權制度保證。在大陸現階段，公有制經濟的基本配置設定原則是主要展現共同富裕方向的按勞配置設定原則。根據大陸憲法，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配置設定的原則。在性質方面，大陸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通過實作各盡所能、按勞配置設定的原則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本質的根本展現。在數量比例方面，公有制經濟機關一般主動通過貫徹按勞配置設定原則和合理确定積累與消費的适當比例，使得勞動報酬能夠在初次配置設定中保持較為合理的比重，促進勞動報酬随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實作同步增長，進而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保證。據統計，國有企業平均工資一直高于私有企業平均工資。例如，2020年大陸國有機關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108132元，不僅高于城鎮集體機關就業人員平均工資(68590元)，更是遠高于城鎮私營機關就業人員平均工資(57727元)。二是公有制經濟通過較高的整體經濟績效，進而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在大陸經濟發展實踐中，公有制經濟的兩種主要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均表現出較高的經濟績效。在宏觀績效層面，大陸公有制經濟是國家适應社會化大生産發展要求進行經濟調節的微觀基礎與重要手段，進而在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在企業績效層面，大陸國有企業既具有較高的整體經濟績效，又具有較高的微觀經濟績效。例如，2020年中央企業淨利潤同比增長2.1%，進而為大陸率先控制疫情、率先複工複産、率先實作經濟增長由負轉正，以及決戰脫貧攻堅和決勝全面小康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正确論斷，即“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以，發揮“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在實作共同富裕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國有制經濟層面，需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推動國有企業成長為具有全球競争力和影響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在混合所有制經濟層面，需要重點推動和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農村經濟方面，需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積極探索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其次，發揮“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在實作共同富裕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正确處理積累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使得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在總體上處于相對合理的狀态，進而促進勞動報酬随着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實作相對同步的增長，以達到和保持勞動者報酬在生産機關内部配置設定中相對較高的比重。撇開上繳稅款不算，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總收益主要由國家财産收益(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的上繳利潤)、積累、勞動者報酬(即消費)等三部分構成;獨資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總收益主要由積累與消費(可分為勞動者報酬和勞動者股份收益)兩部分構成;公私資本混合企業的總收益主要由股份收益(可分為公有股份收益和私有股份收益)、積累和勞動者報酬(即消費)三部分構成。積累的增長為實作勞動者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奠定了基礎，而消費的增長則是社會主義生産的最終目的。是以，按勞配置設定原則的機制完善與規則細化，需要正确處理積累與消費之間的關系，既滿足擴大再生産的積累需要，又保證勞動者消費水準日益增長的需要，自覺實作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産率的同步提高，在初次配置設定層面切實促進共同富裕。再次，發揮“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在實作共同富裕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科學區分勞動的數量差别和品質差别，進而在初次配置設定中展現和保障科研勞動者、管理勞動者和高技能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處于相對合理的水準。在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按勞配置設定原則主要表現為市場型按勞配置設定，即公有制生産機關的配置設定主要采用貨币形式，進而勞動者報酬也相應地表現為貨币工資形式。由于勞動者及其家庭承擔的教育和培養費用仍然占較大比重，市場型按勞配置設定仍需要承認與區分勞動的數量差别和品質差别，充分考慮勞動複雜程度對價值創造的影響，進而充分展現科研勞動、管理勞動和高技能勞動在價值創造、财富創造中的突出貢獻。是以，公有制經濟要通過具體收入配置設定機制的完善來降低勞動者之間報酬差距的不合理性，促進初次配置設定領域的相對平等(即共同富裕)。簡言之，在配置設定層面，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充分發揮“勞主多輔”配置設定方式在實作共同富裕中的決定性作用，紮實推進按勞配置設定原則的科學化與合理化，以實作配置設定中公平與效率的和諧統一。那種回避在企業内部進行的“第一次配置設定”主要取決于與市場競争有關的生産要素産權關系，而認為主要取決于供求等市場機制的觀點，是片面的。貳 起輔助作用的“國家法策”配置設定方式國家關于财富與收入配置設定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簡稱“國家法策”)是以國家為主體、貫穿初次配置設定和再配置設定的配置設定方式，包括法律法規、稅收、轉移支付、公共産品和服務等核心子系統。“國家法策”方式是國家的财富與收入調節借以實作的機制，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的輔助性作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通過“國家法策”方式發揮國家調節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重要導向性作用。（一）發揮法律法規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國家關于财富與收入配置設定的相關法律法規為規範和調節财富與收入配置設定，進而引導财富與收入配置設定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發展提供了法治保障。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充分發揮法律法規在規範調節财富與收入配置設定中的重要導向作用。在初次配置設定環節，國家勞動立法可以為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和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具體需要推動勞動法、最低工資标準等收入調節相關法律法規與社會生産力發展水準相适應，進而推進實作企業内部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産率的同步提高。大陸國家勞動立法能夠在法制層面展現與維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如規定勞動合同的簽訂、維護法定勞動時間、限制加班時間、支付節假日和加班勞動的報酬、企業工資的集體談判、懲罰拖欠職工工資、職工保險和福利等行為，進而推進勞動緻富，引導初次配置設定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發展。在勞動報酬方面，國家勞動立法為勞動者依法擷取合理的勞動報酬提供了法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将勞動報酬列為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規定了工資配置設定與工資增長原則，為促進共同富裕奠定法制基礎。其中，工資配置設定的按勞配置設定原則和同工同酬原則保障了勞動者之間的配置設定公平;而工資水準“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漸提高”的原則保障了勞動者能夠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勞動法》中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條款規定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标準。《最低工資規定》進一步細化了最低工資标準的實施規則。關于最低工資标準的法律法規為最低工資标準的不斷提高奠定了法制基礎，直接保障了勞動者的收入底線，進而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底線保障。在勞動者權益方面，國家勞動立法為勞動者在依法休息和休假的條件下正常擷取勞動報酬提供了法制依據。《勞動法》規定“以貨币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的工資支付方式和“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的工資支付原則，并強調勞動者依法休假和參加社會活動期間享受工資待遇。在此基礎上，《工資支付暫行規定》通過細化規則進一步規範用人機關的工資支付行為。《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通過細化農民工工資支付的規則來規範農民工工資支付行為，進而為保障農民工按時足額獲得工資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礎。《拖欠農民工工資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管理暫行辦法》則為懲戒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進而確定農民工按時獲得工資提供法制手段。在勞動者組織方面，國家勞動立法為發揮工會在企業工資的集體談判、交涉拖欠職工工資、職工保險和福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奠定了法制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明确列舉了工會應當代表職工與企業、事業機關、社會組織進行交涉的侵犯職工勞動權益情形(包括克扣、拖欠職工工資，随意延長勞動時間等多種情形)，并強調了工會協助用人機關辦好職工集體福利事業的職能。在再配置設定環節，國家再配置設定立法可以發揮國家在财富與收入的調節等方面的導向作用，進而為實作共同富裕奠定了法制基礎。國家通過政府利率、價格、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财富與收入的宏觀調控政策，取締非法收入，以及發展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均需以國家再配置設定方面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為規範稅收征收和繳納行為尤其是查處偷逃稅、“陰陽合同”“天價片酬”等行為提供了法律法規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為規範社會保險關系進而促進公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提供了法律法規保障。可見，在法治層面，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發揮國家法制法規在保護勞動者正當權益、維護勞資雙方平等地位、防止财富和收入差距過大等方面的權威保障作用。（二）發揮國家再配置設定政策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在再配置設定環節，國家對财富與收入的調節政策能夠矯正初次配置設定造成的貧富差距過大的狀況，對促進共同富裕發揮托底保障作用。發揮國家再配置設定政策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需要不斷完善再配置設定調節機制，綜合運用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調節手段，推動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首先，在财富與收入的直接調節層面，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國家需要綜合運用稅收、轉移支付等調節手段進行财富與收入配置設定的系統性調節，進而縮小貧富差距，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目前，大陸在已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之後，需要重視并逐漸解決相對貧困。在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稅收體系能夠調節高收入群體過高的财富和收入。以大陸稅收體系為例，與個人可支配收入直接相聯系的稅種是個人所得稅。1993年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以來，大陸個人所得稅的起征水準逐漸提升；中低收入群體适用的個人所得稅率逐漸降低，以及個人所得稅率的級距設計越來越發揮對收入的科學的結構性調節作用。可見，大陸個人所得稅制度體系在實踐中有效發揮了對收入的科學調節作用。從稅收的階級屬性看，稅法規則的制定與完善能夠越來越充分貫徹以人民為中心(尤其是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原則。是以，國家稅收體系的完善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尤其是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原則，随着生産力發展水準的提高，科學調節高收入群體過高的财富和收入，而逐漸減輕收入相對較低群體的稅收負擔。國家轉移支付體系不僅能夠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且為發展相對滞後的地區和部門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服務水準等社會事業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援，進而促進人民群衆共享發展成果。例如，困難群衆救助補助資金能夠直接為困難群衆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能夠通過财力協調推進區域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養老金轉移支付能夠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運轉提供補助性資金支援。老少邊窮地區轉移支付能夠為老少邊窮地區的民生改善和保障提供補助性資金支援。可見，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充分發揮國家轉移支付體系在促進人民群衆共享發展成果中的底線保障作用。其次，在财富與收入的間接調節層面，國家需要發展和完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之充分發揮為經濟發展托底的功能，進而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供底線保障。在基礎設施領域，國家要依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系統規劃與科學布局基礎設施領域的投入，為縮小與消除地區差别和城鄉差别、從整體上提高國民經濟效能和居民生活品質提供硬體保障。在民生領域，國家要着眼于民生領域的短闆，依據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與社會生産力發展水準适應，持續、系統地加大對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投入，進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基礎設施領域的硬體建設和民生領域的軟體建設，都是從整體上提高國民經濟效能和居民生活品質，進而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國家調節和配置設定方式。二者的投入規模和投入結構，需要在充分科學論證的基礎上根據大陸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狀況統籌确定和實施。是以，發揮國家配置設定政策在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既要在直接調節層面發揮國家對财富與收入的配置設定效應、對初次配置設定環節貧富過度分化趨勢的矯正功能，又要通過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和民生領域持續的系統性投入，從整體上提高國民經濟效能、公共服務設施共享和居民生活品質。叁 起調節作用的“物價變動”配置設定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關鍵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㉑在計劃經濟中，物價變動主要是由政府來調節的。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消費品和服務的物價變動對财富和收入配置設定的調節，是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重要方面。物價相對穩定尤其是房地産等大額商品的價格适中與價格穩定，對于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以往政治經濟學隻用“名義收入”與“實際收入”來描述物價變動和通貨膨脹的現象，現在從學術創新的精神來深入分析，由于“物價變動”的客觀配置設定效應在市場經濟中具有特殊的形成機制，因而有必要将“物價變動”這一重要因素作為單獨的配置設定方式來考察論證。（一）物價變動對财富和收入配置設定的調節機制認識和把握物價變動對财富和收入配置設定的調節機制是發揮“物價變動”方式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調節作用的基礎。首先，單個商品的價格變動引起市場主體之間的收入配置設定效應。一是單個消費資料價格變動直接引起消費者和生産者之間的收入配置設定效應。消費資料價格的上漲導緻消費者的一部分收入通過商品交換轉移到生産者手中。同時，再生産勞動力必需的消費資料價格上漲将導緻勞動力價值的提高，在工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将使工資低于勞動力價值。二是單個生産資料價格變動通過産業鍊和價值鍊引起市場主體之間的一系列收入配置設定效應。一方面，單個生産資料價格變動引起上下遊生産者之間的收入配置設定效應。例如，生産資料價格的上漲導緻下遊生産者的部分收入轉移至上遊生産者手中。另一方面，單個生産資料價格變動通過産業鍊和價值鍊引起相關消費資料價格的變動，進而導緻消費者和生産者之間的收入配置設定效應。由于固定資本的價值逐漸轉移到新産品的資本周轉特點，原料的價格變動對消費資料價格變動産生更大的影響。其次，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引發的普遍物價變動将導緻宏觀層面的收入配置設定效應。通貨膨脹引發的物價普遍持續上漲将導緻固定收入者和收入增加慢于物價上漲的群體的收入購買力下降，債權人的部分收入轉移至債務人手中，群眾的稅收負擔加重。通貨緊縮引發的物價普遍持續下降将導緻企業生産的普遍萎縮甚至破産，進而引發較大規模的失業。相應地，是以而失業的勞動者将失去工資收入。再次，壟斷價格的形成使得非壟斷組織的部分利潤和最終消費者的部分收入被壟斷組織所攫取。一方面，壟斷組織憑借在原料産地、市場佔有率、技術專利等方面的支配性地位以壟斷低價購買自身需要的生産資料，而以壟斷高價銷售自己的産品，進而攫取了上下遊産業鍊中的非壟斷組織的部分利潤。馬克思指出：“某些商品的壟斷價格，不過是把其他商品生産者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具有壟斷價格的商品上。”另一方面，壟斷組織以壟斷高價銷售自身生産的消費資料，進而攫取最終消費者的部分收入。而壟斷高價制定的界限在于消費者的消費願望和購買能力。馬克思指出，“壟斷價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産價格決定，也不是由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由購買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決定”。（二）運用好“物價變動”方式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調節作用運用好“物價變動”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調節作用，就是要依據物價變動對财富和收入配置設定的調節機制，通過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在物價變動中的有機結合，規範和引導“物價變動”方式，使之促進财富和收入配置設定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發展。首先，發揮國家調節對市場物價變動的規範和引導作用，促進物價的合理确定和基本穩定。一是國家自覺運用物價變動的客觀規律，根據各類商品價格變動的實際運作狀況和發展态勢，預先制定商品生産和産業發展的總體性規劃，進而推動實作國民經濟各産業内部與産業之間産品供給與需求的綜合平衡，以避免由供需沖突激化引發物價的大起大落。二是國家及時跟蹤、監控和研判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價格變動，自覺運用包括經濟、法律、行政、勸導等手段在内的國家物價監控與調節體系，規範和引導物價處于合理區間并保持基本穩定。其次，國家依法治理壟斷，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既發揮大企業在社會化大生産中的規模優勢，又反對大企業憑借自身的規模優勢實行壟斷價格而攫取壟斷利潤。在現代全球化市場競争中，具有規模優勢的大企業是市場競争的主體。這種大企業具有規模壟斷或自然壟斷性質，集中展現了規模經濟，具有推動技術進步的功能，并能夠降低各類成本，進而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産的發展要求相适應。是以，國家依法治理壟斷的核心并不在于反對企業的較大規模，而在于反對與懲戒壟斷企業為确定和維持壟斷價格進而攫取壟斷利潤采取的各種不正當競争行為，例如壟斷協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以及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争等。國家依法處罰與限制不正當競争行為，能夠有效防止和限制壟斷價格的形成，進而有利于防止貧富兩極分化。可見，運用好“物價變動”的客觀方式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調節作用，既要充分發揮物價變動在資源配置中的調節作用，又要加強對物價變動的規範與引導，使之促進财富和收入配置設定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發展。肆 起脹縮作用的“資本市場”配置設定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健全資本市場功能、發揮現代資本市場積極作用”。資本市場上證券、債券等金融産品的價格變動，能夠引發資本市場參與者的家庭财富與收入的相應膨脹或收縮。資本市場穩定對于避免居民财産性收入的劇烈震蕩和大幅縮水，進而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但以往政治經濟學配置設定理論對此沒有加以探讨。現在從學術創新的精神來深入分析，由于“資本市場”的配置設定效應在市場經濟中具有特殊的形成機制，因而有必要将“資本市場”方式作為單獨的配置設定方式考察論證。（一）資本市場産品價格變動的本質與規律認識和把握資本市場産品價格變動的本質與規律，是發揮“資本市場”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積極作用的基礎。首先，資本市場産品價格需要以實體經濟發展為基礎。以股票為例，股票本身沒有價值，其實質是借以索取剩餘價值的所有權憑證。與此相對應，股票持有者獲得的股息紅利，實質是其股票代表的實體經濟現實資本雇傭的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股票持有者所獲股票收益的多少取決于股份公司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量。如果股票所代表的現實資本處于虧損狀态，持有股票并不一定能獲得股票收益。從這個角度看，股票持有者通過擷取股份收益來緻富，就必須依賴實體經濟中勞動者的勞動。可見，金融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中勞動者的勞動，而且并不能確定股票持有者通過持有股票而緻富。其次，資本市場金融産品的價格變動受到多種預期因素的影響，進而具有一定的投機性質。以股票為例，在股票交易中，股票價格處于不斷波動之中，而并不必然持續地上漲。實際上，任何影響股票預期收益的事件都可能導緻股票價格下跌。股票交易的投機性質，很難直接使相關市場參與者同時獲益，反而使股票持有者感覺富有程度降低。對具體交易個體而言，股票市場的巨大波動可能不僅沒有是以緻富，反而被洗劫一空。可見，資本市場産品價格變動以實體經濟發展為基礎，并受到多種預期因素的影響，進而引發市場參與者之間社會财富價值的轉移與配置設定。（二）運用好“資本市場”方式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脹縮作用運用好“資本市場”方式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脹縮作用，需要依據金融産品價格波動的本質與規律，規範和引導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有效監管治理資本市場的劇烈震蕩，進而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使之促進與推動共同富裕。首先，金融發展要充分貫徹服務實體經濟的宗旨，不斷提升服務能力與服務水準，進而科學、精準、系統地為實體經濟勞動者的财富創造和價值創造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援。在服務方向上，金融産品體系的設計與發展要緻力于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對金融的需求，尤其是滿足實體經濟中重點産業和關鍵領域的研發創新對金融的需求，進而促進與推動實體經濟勞動者(尤其是從事複雜勞動的勞動者)的财富創造和價值創造。在服務結構上，金融産品體系的結構要适應與反映實體經濟的結構及其變化，充分發揮各類金融産品服務實體經濟的獨特優勢，同時避免與防控每個金融産品服務實體經濟的内在風險，進而為實體經濟各部門、各産業和各領域的勞動者财富創造和價值創造提供有利條件。其次，國家要通過金融監管體系有效監管治理防止資本市場的劇烈震蕩，避免引發市場參與者财富與收入的巨幅脹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要堅決打擊内幕交易、操縱股市、财務造假等擷取非法收入行為。有效監管治理資本市場的劇烈震蕩，需要充分發揮金融監管體系的作用。在金融機構股權結構的監管方面，要有效防止外國金融資本通過對大陸金融機構的實質性控股而形成對中國的金融壟斷，進而既能夠避免大量金融壟斷利潤的形成并流往國外，又能夠避免大陸經濟自主權的喪失和國家安全屏障的失效。防止外國資本在大陸的金融壟斷，需要通過金融法律法規嚴格限定外國金融資本參股大陸商業金融機構的條件與股權比例，以及外國金融資本在華分支機構的設立條件與經營範圍。在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與發展方面，要系統推進建設與金融市場各類可能性風險相适應的動态全過程的高品質監管體系，以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一方面，大陸全國人大等金融立法部門要系統推動金融市場監管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建設與大陸金融市場發展實踐相适應，使對金融市場活動全過程、全領域(尤其是新興金融領域)的金融監管能夠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金融監管部門要從人員素質、技術手段、監管機制等方面全方位系統提升金融監管的水準和能力，緊跟金融市場發展動态，力争做到實時跟蹤、及時預判、科學評估、迅疾反應。在金融對外開放方面，要統籌發展與安全，謹慎對待并充分論證資本項目的對外開放問題。資本項目管制能夠有效防止外國金融投機資本對國内金融市場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嚴重沖擊。資本項目開放需要在充分論證可行性和科學評估風險的基礎上謹慎推進，以避免超過國内資本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和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能力而貿然開放形成巨幅的金融市場震蕩。可見，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運用好“資本市場”的脹縮作用，依據金融産品價格波動的本質與規律，規範和引導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有效監管治理資本市場的劇烈震蕩，使之促進财富和收入配置設定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發展。伍 起微補作用的“捐贈窮弱”配置設定方式任何對弱勢群體的捐贈，其中包括先富起來的個人和機關對弱勢群體的捐贈，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弱勢群體渡過暫時的困難，進而對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品質和促進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彌補作用。首先，捐贈弱勢群體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能滿足困難群體的緊急生活需要，是對國家社會救助體系與底線保障功能的有益補充。近年來，大陸慈善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在災害救助、貧困救濟、醫療救助、扶老助殘等多個公益事業領域廣泛開展慈善幫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2017—2021年間，全國社會組織捐贈收入分别為729.2億元、919.7億元、873.2億元、1059.1億元和1192.5億元; 2020年中華慈善總會和《中華慈善年鑒(2020)》收錄的101家慈善會接收慈善款物總額為344.02億元，支出333.27億元，救助數千萬人(次)。其次，捐贈弱勢群體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勞動力素質和就業技能，促進其就業創業的能力，進而在使其擷取較高勞動報酬等方面發揮有益作用。先富起來的個人和機關對弱勢群體在接受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訓練等方面的捐贈與幫扶，能夠為弱勢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因勞動能力不足導緻的窮弱根源。針對弱勢群體的助學捐贈和教育類的慈善信托都能夠發揮重要的扶智作用。據統計，截至2021年底，全國備案慈善信托580單，慈善信托合同規模34.7億元。2021年，全國範圍内單筆規模最高的慈善信托“中信信托·2021芳梅教育慈善信托”備案規模達2.0001億元。再次，捐贈相對落後地區和困難地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改善相對落後地區和困難地區弱勢群體的生活品質，進而促進區域之間的平衡發展與共同富裕。先富地區對困難地區的應急性支援和幫扶，能夠較為直接迅速地幫助當地群衆擺脫困境。而先富地區對相對落後地區在民生領域的持續性系統性支援和幫扶，能夠在不同程度上改善當地的發展條件，進而不斷提高當地群衆的生活品質。例如，省市對口支援在貧困地區脫貧摘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6年以來(截至2020年)，東西部扶貧協作落地援藏項目達313個，到位援藏資金達195億元。其中，僅北京财政就投入近13億元，助力當雄等4縣區在2018年底前實作脫貧摘帽。紮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發揮“捐贈窮弱”配置設定方式的微補作用，通過制度建設和文化感召來鼓勵已經相對富裕的個人和機關根據自身經濟條件向貧者、弱者、遭災難者等困難群體适當捐贈。一方面，要通過公益慈善事業的制度體系建設來規範和鼓勵收入相對較高的群體和企業根據自身實際為公益慈善事業做出一定的貢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加強公益慈善事業規範管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另一方面，要通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扶危濟困”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倡導“先富者”富而思源、富而感恩、回饋社會、回報人民，積極擔負社會責任，向“後富”地區投資生産、轉移财富、支援公益、做好慈善等，踐行先富帶動後富，較富帶動較窮。總而言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應以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精神，全方位地認識和實踐配置設定的各種方式，紮實地整體推進共同富裕。
【作者程恩富和高建昆，程恩富系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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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星月；初審：程子茜、陳佳妮；複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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