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創時期的世界書局總發行所
民國十三年（1924）世界書局石印出版的《繪圖紅樓夢》
世界書局在《大公報》上刊登的廣告
在出版史上，我們應該記住沈知方這個人，不僅因為他創辦了世界書局這個近現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書局，出書5000餘種，對中國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還因為他的發行才幹和商業禀賦，把更激烈的競争帶入了出版界，對提高整個書業的經營水準産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紹興人，祖上是藏書世家，不過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僅有薄田數畝，靠擺書攤為生。沈年少時，就被父親送到紹興奎照樓書坊當學徒，1899年進上海廣益書局，1900年入商務印書館。學徒生涯，四處趕考賣書，讓他熟悉了各地的書業行情，培養了濃厚的商業意識，積攢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他在商務供職，雖未見重用，卻深得老闆夏瑞芳賞識，着意籠絡。據說，沈在商務經常不按時上班，同僚既有閑言，股東亦有碎語，夏瑞芳時為他袒護，說他“才氣宏闊”，一旦讓其離去，日後必将成為商務之患。夏的預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務的勁敵中華書局創辦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華挖了牆角，委之以中華書局副局長的重要職務。在中華書局1913年4月20日股東會議上，局長陸費逵所作的報告中，有專門一段對他的評價：“沈芝芳（知方）君于營業頗有經驗，既出商務印書館，由本局延充副局長，到局已兩月餘，極稱得力。”沈的“得力”，主要歸之于他别出心裁地促成了各地有影響、有号召力的鄉紳，與中華書局合資開設了衆多分局，解決了中華書局草創伊始資金、人力不足，而要與商務競争，開分局又勢在必行的難題。這個辦法，投資少，收效快，競争能力強，確定了中華書局初始幾年迅猛發展的需要，也奠定了中華與商務分庭抗禮的出版地位。
當1922年脫離了中華書局的沈知方，在其自行創辦的世界書局，開始大張旗鼓地籌措中國小教科書出版時，此次如臨大敵的，就不光隻是商務印書館了，同時緊張的還有中華書局。昔日的這兩大冤家，此時由對手而聯手，共同合資創辦了國民書局，以低至成本以下的價格傾銷教科書，試圖擠掉世界書局，然而還是敗下陣來。論品質，三家其實在仲伯之間，沈出奇制勝的招數，在于他另尋了一條銷售教科書的新路子。商務、中華的教科書發行模式，是把分支機構開在全國大、中城市，而世界書局走得更遠，把教科書銷售網絡的終端，延伸到商務、中華鞭長莫及的縣城，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其辦法不是設分支機構，而是在全國各地設立特約經銷處，外地書店在預先向世界書局交納部分保證金後，便有權挂起“世界書局某地特約經銷處”，甚至是“世界書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着某一特定區域内該社所有圖書的營業獨占，這樣便極大調動了各地書店推銷世界版教科圖書的積極性。而對世界書局來說，完全不用總部派幹部，不必花錢租賃房屋和裝修，隻需将一定數量書賒銷給經銷處，簡便而易行。這是于社店雙方均為有利的好辦法，因而很快取得成功。
沈知方是發行教科書的奇才，更是出版暢銷書的高手。他熟悉一般市民讀者的閱讀趣味，在捕捉暢銷書題材方面，有着良好的嗅覺和過人的膽識。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鴛鴦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當口，世界書局或是将舊小說加以整理，用新式标點排印後廉價發售；或是許以高額稿酬，将張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等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作品“買斷”，很是出版了一些影響面大、行銷範圍廣的通俗性暢銷書。另外，沈知方采用書刊互動的出版政策，在出書的同時又出版相關雜志。李涵秋和張雲石主編的《快活》，嚴獨鶴和施濟群主編的《紅雜志》，嚴獨鶴和趙苕狂主編的《紅玫瑰》，江紅蕉主編的《家庭雜志》，施濟群、程小青主編的《偵探世界》，均在世界書局的強大宣傳攻勢下，一時風行海内外。世界書局也是以成為當時最為主要的鴛鴦蝴蝶派出版陣地，獲得了不少經濟利益。
五四運動之後，提倡白話文學習一時釀成社會風氣，沈知方迎合時代潮流，出版了許多文白對照的作文、尺牍等書，供人學習模仿，受到學生界的極大歡迎。而到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間，沈知方揣摩時局走勢，特叮囑世界書局位于革命大學營的廣州分局，就近搜集《全民政治問答》、《農民協會問答》等革命宣傳小冊子，分批寄到上海編輯加工，然後以廣州世界書局、廣州共和書局等名義出版發行。當北伐戰争在南方各省風起雲湧，世界書局棋先一着大膽出版的這些革命小冊子，也跟着在商業上飽嘗到了勝利的果實。
上世紀20年代末，經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國人，已深感科學知識于現實人生的重要性。正當商務印書館瞅準時機，忙着編印各種學科普及小叢書時，沈知方也看到了這種現實閱讀需要，特約徐渭南主編了一套ABC叢書，前後共150餘種，于1928年6月陸續出版。這套叢書早于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一年時間出版，以其學科範圍綜合、内容通俗淺顯、作者陣容強大、适合讀者需要，獲得巨大商業成功。與此同時，世界書局也一改過去在讀者心目中專出鴛鴦蝴蝶派書刊的低級書局形象。這正是上世紀20年代中期跻身于教科書領域的世界書局所希望得到的結果。它後來出版的許多學術文化性書刊，均是其有意調整出版政策，提升自己出版形象的結果。那些通俗性小說之類，世界書局雖還在繼續印制，但已悄然改用副牌——廣文書局、普益書局等名稱出版。世界書局隻是名義上居于經銷地位，以向社會表明自己是出版教科書的正派書商。
沈知方還是募集資金的能手。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說沈“有一種口吐蓮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金城銀行經理吳蘊齋、華僑領袖陳嘉庚等，都是世界書局早期的董事，商界、司法界中的不少要人，成為世界書局的大股東。沈知方還常拉作者入股，用書局股票向作者付酬。作者成為股東，年終有望分紅，往往樂意接受；而對書局來說，既可省下一筆現金稿費支出，還可緊密與作者的關系，可謂兩得其所。1930年左右，沈知芳發起組織成立世界商業儲蓄銀行，吸收社會遊資，在用于書局需要之餘，還以多出的存款，購置房地産，期望必要時，可以出售獲利，或供押款周轉。然而世事難料，後因時局動蕩，房地産呆滞跌價，不賺反虧，連帶地影響了世界書局的發展。對于失敗，沈知方并不氣餒，每到年終，世界書局同人與他這個總經理談話時，總是聽到他簡潔而有力地說道：“明年從頭再做起！”充分展現出他開疆拓土的出版家氣魄。
在出版史上，我們應該記住沈知方這個人，不僅因為他創辦了世界書局這個近現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書局，出書5000餘種，對中國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還因為他的發行才幹和商業禀賦，把更激烈的競争帶入了出版界，對提高整個書業的經營水準産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沈知方書業的一生，表現出淋漓的商人特性。他為了商業利潤，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如，曾和常州人許指嚴合謀，出版了許僞造的《石達開日記》，銷路很好，手段卻殊不足道。他也恃才傲物，不太瞧得起同行。但他與那些無行商人有着本質的差別，在國難來臨的時候，他表現出了一個愛國出版人的可敬氣節。1937年8月日軍占領上海後，強占上海世界書局設在虹口大連灣路的總廠為軍營，并威脅世界書局與他們合作。遭沈知方反對後，日僞于1938年11月在世界書局發行所制造了定時炸彈爆炸事件，導緻書局職員一死一傷。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時立下遺囑：“近遭國難，不為利誘，不為威脅”，命其後人不得與日僞妥協。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吳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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