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一個年輕人為了革命理想，孤身潛伏進入敵人内部，冒着生命危險為黨傳遞重要情報。他在國民黨軍統内一路高升，官階遠高于毛人鳳，成為了黨在敵營的＂眼線＂。然而命運多舛，他幾經牢獄之災，最終在一次被捕後用一塊木闆逃出生天。這個人就是範紀曼，他究竟經曆了怎樣驚心動魄的故事？黨為他做了何種安排？讓我們一探究竟。
平凡家庭中的不平凡之子
1906年，範紀曼出生于四川梁山一個書香世家。他的父親曾是晚清時期的秀才，家中重視子女教育。7歲那年，範紀曼就被送入當地學校讀書。然而，軍閥混戰的年代讓他隻能辍學回家。
19歲時，範紀曼北上求學，先後考入武昌漢陽兵工廠專門學校和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這一時期，正值革命的烽火燃遍華東，範紀曼接觸到了共産主義思想，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1926年北伐戰争爆發，範紀曼加入葉挺獨立團，出色表現令他很快升任排長。可惜次年＂四一二＂事變後，大革命失利，範紀曼在一次戰鬥中負傷，隻得回鄉療傷。
回到老家後，範紀曼在黨組織訓示下成立了梁山特别支部，任縣委書記。他紮根梁山，宣傳革命思想，發展群衆力量，短短一年就發展了20多名黨員。受井岡山精神影響，範紀曼決定在梁山發動武裝起義。
然而，當地一個叫蕭毅的軍閥注意到了梁山農民武裝的壯大，與地主們聯合起來對範紀曼的力量展開了圍剿。為了保護範紀曼，黨組織将他調往上海任交通聯絡員，梁山農民武裝也被調往漢中。
在梁山發動武裝起義
1927年，大革命失利後，範紀曼在黨組織的訓示下，辭去了軍統的軍職，懷着對革命事業的赤誠之心，回到了四川老家梁山。
到家後，範紀曼沒有閑着，而是在當地黨組織的幫助下，成立了梁山特别支部，任縣委書記。那時的四川可謂是軍閥混戰的重災區，加之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讓廣大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範紀曼沒有氣餒，而是紮根梁山，發展群衆力量，積極開展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工作。他創辦了＂一六劇社＂，将革命思想融入戲劇改編，在縣城及周邊地區巡回演出，宣傳革命理念。
短短一年多，範紀曼就在梁山發展了20多名黨員，共産主義思想在這片熱土上逐漸紮根開花。受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鼓舞，範紀曼決定在梁山發動武裝起義。
當地被壓迫剝削的農民，在接觸到共産主義思想後，紛紛加入革命的行列。範紀曼建立了工農政權，以馬家場、沙垭場為據點，發展農民武裝，帶領群衆奪回了被地主階級霸占的土地。
然而，好景不長。梁山縣周圍活動着一股反動武裝，由一名叫蕭毅的軍閥率領，實力達3000餘人。蕭毅與當地地主結成同盟，注意到了梁山農民武裝的壯大，決定予以剿滅。
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派遣部隊前來增援。面對強大的敵人，範紀曼的農民武裝力量還未成熟，一旦強攻必将付出慘重代價。為了儲存革命力量，黨組織決定将範紀曼調往上海，擔任交通聯絡員，而梁山農民武裝也被調往漢中。
卧底軍統傳遞重要情報
1927年，大革命失利後，範紀曼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了軍統，回到了四川老家梁山。在那裡，他成立了梁山特别支部，任縣委書記，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然而不久，當地一股反動武裝注意到了梁山農民武裝的壯大，決定予以剿滅。為了保護範紀曼，黨組織将他調往上海，擔任交通聯絡員。
1930年，範紀曼在上海執行任務時不慎被捕，雖然最終獲釋，但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他前往北平尋找黨的線人，并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深造。在校期間，範紀曼加入了學校黨組織，積極參與各種抗日救國活動，曾一度被選為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主席。
1932年，範紀曼接到黨組織的訓示，需要營救一名重要黨員曹策。為此，他找到了黃埔軍校老同學陳恭澍相助，謊稱自己是曹策的表親。在翻譯一些美國公使館材料的過程中，範紀曼發現了國民黨與日軍的重要軍事情報，立即将情報傳遞給了黨的地下工作站。
陳恭澍對範紀曼的才能贊賞有加，不斷拉攏他加入國民黨情報站，也就是後來的軍統前身。憑借過人的語言天賦和社交能力，範紀曼很快在軍統一路高升，到1935年已做到北平站代站長，手下甚至有大名鼎鼎的毛人鳳為屬員。
在軍統任職期間，範紀曼時刻為黨工作，他會銷毀涉及地下黨員的重要情報，隻留無關緊要的線索，而國民黨和日軍的軍事機密則盡數記錄，轉交給地下黨工作站點。直到1936年，範紀曼因叛徒出賣身份而第二次入獄，幸得三十二軍處長保釋。
幾經牢獄之災命運多舛
1930年，範紀曼在上海執行任務時不慎被捕，雖然最終獲釋，但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為了重新尋找黨的線人，他前往北平，并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深造。
在校期間，範紀曼加入了學校黨組織，積極參與各種抗日救國活動，一度被選為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主席。1932年，他接到黨組織的訓示，需要營救一名重要黨員曹策。
為此，範紀曼找到了黃埔軍校老同學陳恭澍相助，謊稱自己是曹策的表親。在翻譯一些美國公使館材料的過程中，範紀曼發現了國民黨與日軍的重要軍事情報，立即将情報傳遞給了地下黨工作站。
憑借過人的語言天賦和社交能力，範紀曼很快加入國民黨情報站，後來的軍統。在那裡，他一路高升，到1935年已做到北平站代站長，手下甚至有大名鼎鼎的毛人鳳為屬員。
然而，1936年，叛徒出賣了範紀曼的身份，他第二次入獄。幸運的是，此前結交的三十二軍處長出面保釋了他。雖然獲釋，但範紀曼的處境卻愈加艱難。
1937年，他在南京一處聯絡點被捕，這是範紀曼第三次入獄。這一次，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刑拷打，甚至被關進了著名的＂狗籠子＂。
盡管身心俱疲，範紀曼依舊堅持革命信念，對敵人的審問三緘其口。在獄中，他用一塊木闆挖道地，終于在1939年逃出生天，前往香港與黨取得聯系。
逃脫後的範紀曼一度在香港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為了生存，他曾在一家報社做過臨時工。1941年，範紀曼終于與黨組織重新取得聯系，被派往莫斯科學習。
黨組織妥善安排最終重返祖國
1949年3月，範紀曼在上海與地下工作者聯絡時，不慎被軍統特務逮捕。這是他第四次入獄，這一次的審訊異常殘酷，範紀曼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刑拷打，甚至被關進了惡名昭彰的＂狗籠子＂。
盡管證據确鑿，範紀曼仍然矢口否認，對敵人的審問三緘其口。最終，他被判處極刑。然而範紀曼并未就此放棄生存的希望。他利用軍統換崗的空隙，偷到一塊木闆，在行刑前夕趁夜色逃出了獄牆，成功越獄。
越獄後的範紀曼隐姓埋名，生活頗為艱難。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範紀曼終于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在黨的妥善安排下，他前往香港，與地下黨工作站取得聯系。
1950年，範紀曼奉命前往莫斯科，在列甯全蘇共産黨（布）中央黨校深造。在那裡，他系統學習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為日後的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1955年，範紀曼重返祖國，被配置設定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工作。憑借紮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很快成為總政治部的骨幹力量。1958年，範紀曼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
在總政治部任職期間，範紀曼為革命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主持編寫了多部軍事理論著作，為部隊思想政治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他還參與了多項重大軍事決策的制定。
1966年，範紀曼調任中央黨校，擔任教員一職。在那裡，他将自己多年來的革命經曆和理論知識傳授給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員。直到1976年，範紀曼退休離開工作崗位。
雖然已年過古稀，但範紀曼對革命事業的熱忱并未減弱。退休後，他仍然堅持為黨的理論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著有多部回憶錄和理論文集。直到1990年，範紀曼與世長辭，一個傳奇般的革命生涯就此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