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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年前,“五一口号”從阜平城南莊發出

作者:依依然拜讀曆史1

沿着曆史的長河逆流而上,76年前,在阜平縣城南莊的一個小院兒内,一束紅色的電波發往全國各地,中國共産黨提出的“五一口号”,使飽受創傷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1948年上半年,解放戰争已轉入戰略進攻階段,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泾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獨裁、專制統治将被推翻。共産黨曆來倡導和緻力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同願望和自覺選擇。

1948年3月,在陝西米脂縣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決定,為盡快奪取全國勝利,中共中央由陝北遷往河北,以利于指揮全國解放戰争。1948年4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的中央前委,經山西到達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

76年前,“五一口号”從阜平城南莊發出

“五一口号”緣起

按照慣例,每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都會通過新華社對外釋出有關紀念“五一”的專門決定,或舉行集會、遊行,或刊發文章、社論。

在194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正率領新華社駐紮在涉縣的西戌鎮,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廖承志,向城南莊打電報詢問中央在“五一節”有沒有動作。廖承志的這封請示電報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上司人的高度重視。中共中央綜合考慮國際國内、黨内黨外、政治軍事等各種因素,認為目前條件具備、時機成熟,是到了公開提出中國共産黨政治主張的時候了!于是決定在“五一節”以紀念口号的形式向全國釋出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主張。于是,“五一口号”在城南莊這片熱土上應運而生。

起草修改

“五一 口号”初稿送到毛澤東的案頭,他将目光停留在第5條“勞工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上司者,解放區的勞工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作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争的上司者,中國共産黨萬歲”,毛澤東此時不免思緒萬千。中國共産黨是一個以救民于水火、追求人民民主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曆來反對一黨一派的專制獨裁統治,主張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政府。今天,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将誕生,這也是中國共産黨人實踐自己理想的時候了。毛澤東拿起筆來,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讨論并實作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将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将第24條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樣,修改後的“五一口号”一共23條。

“五一口号”第5條的修改和提出,表現了共産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誠意和決心,預示着一種全新的政黨制度的誕生,奏響了協商建國的華美樂章,标志着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即将進入嶄新的時代。

“五一口号”釋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城南莊召開擴大會議,史稱“城南莊會議”。這是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中共五大書記首次聚首召開的正式中央會議,研究的都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會議開了8天,至5月7日結束。出席會議的除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書記外,還有彭真、李先念、聶榮臻、陳毅、粟裕、黃敬、羅瑞卿等。會議讨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後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号》,讨論中,周恩來指出:提出召開新政協的名稱,從形式和内容上看是恢複1946年1月政協的名稱,但性質和内容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動口号,不是宣傳口号,這是今天形勢發展的趨勢,全國人民的要求。劉少奇在讨論中指出:召開新政協的國際國内形勢已經成熟,我們先提政協這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國共産黨在全國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擁護是沒有問題的,其它任何政黨都沒有我們這個地位。經過充分讨論,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釋出《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号》。

對于即将對外公布的“五一口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十分重視而且慎重。據鄧拓回憶:主席親自把手稿交給他,讓他去列印。4月30日深夜,毛澤東親自審閱了報紙的清樣後,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五一口号”就在《晉察冀日報》的頭版頭條發表。由于當時《晉察冀日報》的編輯部、通訊部就在距城南莊一公裡的新房村,是以近水樓台成為釋出“五一口号”的第一家報紙。5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全文發表。各大報紙也陸續刊登了“五一口号”。

76年前,“五一口号”從阜平城南莊發出

響應“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釋出後,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他們發表宣言、通電和談話,并接受邀請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産黨共商建國大計。1948年5月2日,李濟深、沈鈞儒與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對“五一口号”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讨論。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叙倫、王紹鏊,中國緻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黨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锴,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和無黨派人士郭沫若,聯名緻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口号”,擁護召開新政協。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号召告台灣同胞書》。當時在上海處于地下狀态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也于5月23日秘密召開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響應中共“五一口号”。各民主黨派在廣泛開展響應“五一口号”,讨論新政協的活動中,逐漸接受了新民主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承認中國共産黨的上司地位。

“五一口号”第一次具體描繪了新中國的藍圖,成為新中國成立的動員令。它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一曆史事件,在民主黨派發展史上、在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在大陸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它标志着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自覺地選擇了中國共産黨的上司,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揭開了大陸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新篇章。

文章來自公衆号38軍子弟,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