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墳三年不立碑”，網傳很多，說法和理由也多種多樣。歸納起來如下：
（1）新墳三年不立碑，是出于對逝者靈魂的一種尊重和敬畏，避免打擾逝者安息。
（2）新墳三年不立碑，是給逝者一個安靜的環境，入土為安是基本要求。
（3）新墳三年不立碑，是在等墓地環境穩定，達到自然狀态後再立碑。
（4）新墳三年不立碑，是因為要守孝三年。守孝期滿後再立碑。
這是民間好事者附會亂傳的，規範禮儀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我們以禮儀典籍文本為依據，讨論一下這個問題，供大家參酌與評述。
1、禮儀典籍《儀禮》和《禮記》沒有立碑的說法，就是說禮儀源典沒有将立碑作為喪禮事項，但司馬光的《書儀》和朱熹的《家禮》明确規定，立碑是喪葬事項
北宋司馬光，南宋朱熹，大儒也。基于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狀況，重新诠釋儒家禮儀經典，以《儀禮》和《禮記》為範本，結合民間習俗，創制出新的禮儀文本，指導實際生活中的禮儀活動。
司馬光作《書儀》，即《司馬氏書儀》，在“喪儀篇”下葬環節的“碑志”事項中有：“----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
朱熹作《家禮》，即《朱子家禮》，在“喪禮篇”的下葬事項中有；“----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
很明顯，按司馬光和朱熹的禮儀設定，立碑就是在做墳時實施的，是喪禮的下葬事項。
朱元璋建立明朝，認朱熹為本家，是以，有明一朝，禮儀上的規章制度，如《大明會典》等禮儀規定，全部采信《朱子家禮》。清朝在禮儀上承繼大明。
我們現在殘留在民間的禮儀操作，大體上講，都是明清兩朝順延下來的。
2、立碑有兩大基本功能：一是旌表頌揚，二是标志辨別。傳統文化條件下，立碑旌表是朝廷和官府的管制事項。違規越禮立碑的，叫僭越，是要治罪的
（1）關于旌表碑
古法社會條件下，立碑旌表是公共事項，立碑的材質、形狀、規格、圖案等，都是有制度規定的。比如牌坊，比如頌聖碑，比如陵墓神道上的文官武将、石羊石馬等，都屬于碑制，都必須按規定來做，不能亂搞的。
有特定身份和特定貢獻的人，對教化群眾有積極意義，經朝廷或官府核準，才能立碑旌表。立碑是官府出錢，即财政撥款，也有以朝廷或官府的名義個人出錢或特定組出錢立碑的。是以，一般居民家庭或特定個人，是沒有資格立碑的。未經核準擅自立碑，叫僭越，依律是要懲處的。
（2）關于辨別碑
由于石頭的特定材質，經年不壞，是以，實際生活中，常被作為辨別特定事項使用，如指路碑、地名碑、分界碑等。墓碑就是辨別碑的一種。
墳前立碑，就是辨別墓主人是誰誰誰。由于墳地屬于家庭家族産權，墳前立碑屬于家庭家族事項，不涉及公共影響，是以不算違禮。大體上講，立碑興起與隋唐時期，明清時期較盛。
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古代墓碑，基本上都是明清時期或近代以來的後人補立的，再早的很少見。比如，曲阜的孔子墓碑，是明正統八年（1443年）由孔子五十九代孫孔彥缙立的。比如杭州西湖的嶽飛墓碑，是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官府重建時立的。比如鹹陽衛青和霍去病的墓碑，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陝西巡撫畢沅題立的。等等。
為啥會這樣呢。因為宋元之前，是沒有墳前立碑一說的。就是說，古代陵墓，墳前有石制禮儀，但沒有立碑辨別墓主人的禮儀要求。一句話，立碑不屬于喪禮事項。後人為了緬懷先祖先烈，立碑辨別，激勵後人，但當時下葬時是沒有的。
回到原題，歸結一下。
墳前立碑是宋元之後的喪禮要求。司馬光《書儀》和朱熹的《家禮》都明确要求在下葬做墳時立碑。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我們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特别是喪禮文化。新中國建立後，喪事更是被視為封建迷信。是以傳承斷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酸臭人士，似懂非懂，半知不知，亂解附會，渲染出“新墳三年不立碑”“立碑不出三代人”等等說教。沒有的事，不必采信。
一定要清楚：墳前立碑，從來沒有時間限制，你心裡有父母祖宗，想什麼時候立碑都行。下葬時行，圓墳時行，忌日時行，清明時行。具體的禮儀操作上可以選個日子，但沒有必要那麼拘泥和嚴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