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文化遺産——武當山古建築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遇真宮遺址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文化和藝術價值。同時，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中最重要的文物保護項目之一，其文物保護的意義十分重大，必須確定丹江口水庫水位提升對遇真宮遺址造成的影響降至最低程度。是以，科學的考古發掘是認識遇真宮遺址價值及保護遇真宮遺址的重要前提。通過對遇真宮遺址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基本明确了遇真宮遺址的整體範圍、年代、布局及建築特點，為制訂遇真宮遺址文物保護工作方案提供了科學依據，豐富了遇真宮遺址的曆史文化内涵，填補了武當山明清古建築基址研究和保護工作的不足。
遇真宮建築基址的分期
遇真宮建築基址規模宏大，主要由西宮、東宮、中宮及宮外附屬建築設施構成。發掘顯示，遇真宮内諸建築基址建築方式存在一定的差異，反映出明顯的曆史特點。遇真宮西宮建築基址的修建年代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F1～F9、F12、水井及院一和院二、院六和院七為明永樂年間修建；F11為明永樂年間修建遇真宮之後至嘉靖年間大修遇真宮之前修建；F10與院三和院四、院五及西宮主甬路為明嘉靖年間修建；F14和院八、院九為明嘉靖年間之後至明末修建。
遇真宮東宮建築基址的修建年代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F1～F4、院一、院二、院四、水井為明永樂年間修建；F4以北的青石甬路為明嘉靖年間修建；F5、F6與院三與為明崇祯年以後修建。可見，考古揭示的遇真宮建築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經曆了修建—維修—擴建—損毀—廢棄的漫長過程。這種漫長過程并不是一個建築機關的孤立現象，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王朝與宗教的興衰、社會的變遷。
綜合文獻資料與考古揭示的現象，我們将遇真宮建築基址的建築沿革整體分為修建、擴建、修繕及廢棄四個時期，其間的局部維修與改建不做單獨表述。
01
修建時期（明永樂年間）
據《敕建大嶽太和山志》記載：“（張三豐）洪武初來入武當，……命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岩，劉古泉、楊善澄住紫霄，……黃土城蔔地立草庵曰會仙館。”後明永樂皇帝尋張三豐不見，在此欽建遇真宮。遇真宮西宮之F1～F9、F12、水井、院一和院二、院六和院七，東宮之 F1～F4、院一、院二、院四及中宮、宮牆、神道等皆修建于此時，奠定了遇真宮建築群的基本格局。其修建嚴格按照明代官式建築要求進行，整個建築群基本上按照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建造，以取正型的布局方法将宮内整體建築布局定下來，以南北和東西兩個方向為主軸線，整體建築布局合理，規模宏大，結構嚴謹，用料講究。
02
擴建時期（明永樂後至明末）
明永樂後至明末，明代曆任皇帝都多曾下旨對包括遇真宮在内的武當山建築群的維修與擴建進行詢問，在此期間維修、擴建的建築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原永樂年間的建築，至嘉靖年間，将宮内最初97間建築擴建至396間。遇真宮西宮之F11、F10、F14、院三、院四、院五、院八、院九、主甬路，東宮之F4以北的青石甬路等皆為此時擴建。雖然此時的維修與改擴建在技術、建築風格及材料上随時代和技術的發展有所變化，但宮内建築群較大地保持了明代早期的建築樣式及布局，整個遇真宮建築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和發展性。
需要指出的是，明末遇真宮内部分地面建築可能已經損毀甚至廢棄。如西宮F14内Z1所出土的5件文物儲存完整，其中編号西Z1∶1的銅錢為“崇祯通寶”，編号西Z1∶2的碗内底有“崇祯三年”的年款，這說明Z1的廢棄年代為崇祯三年以後。竈是人們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從Z1内出土器物的儲存完整性推測，Z1是在短時間内徹底廢棄，且日後并無再重新使用。這種與人們每日生活密切相關的建築的徹底廢棄絕非突然的損毀，似與當時存在的大型急速災難有關，并且日後無力再修葺。考慮到遇真宮所處地理位置和Z1的損毀年代，我們推測，山洪或明末戰亂可能是導緻遇真宮部分地面建築損毀甚至廢棄的主要原因。
03
修繕時期（清早中期）
《武當山志》載清康熙、乾隆兩代一些地方官吏和道士曾對遇真宮進行過募化及修繕。此時的遇真宮雖部分建築損毀，但大部分建築尚存。因修繕者多為地方官吏和道士，其修繕的建築已不再具有明代官式建築的風格，建築布局也出現較大的随意性。如中宮現存建築龍虎殿上多處為清代中期改建的風格，東宮内院三和F6在院二的基礎上擴建而成。此時的建築材料也多簡化和随意，如東宮F6的台基為磚石混合台明，其部分材料（如青磚）則利用了明代廢棄建築的原材料。
04
廢棄時期（清中晚期）
從疊壓遇真宮東宮與西宮建築基址的廢棄堆積層所見遺物分析，西宮内出土的瓷器多屬明中晚期至明末，而東宮内出土的瓷器具有明晚期至清康熙、乾隆時期瓷器特征，可知遇真宮西宮廢棄時間略早，東宮廢棄時間略晚。此時，遇真宮整體的宗教寺廟功能已經衰敗，隻是遇真宮中宮可能還發揮部分功能。這種狀況與武當山作為明皇室最大道場的曆史地位喪失是相一緻的，也是武當山道教衰落的真實寫照。推測自清乾隆開始至清末、民國期間，東西宮内原明代興建的建築群體就已經陸續徹底廢棄，而在廢棄的建築堆積上，又開始修建新的建築，如東宮内西南角尚存的建築就為民國建築。
遇真宮建築基址的布局
遇真宮平面布局呈曲尺形，由西宮、東宮、中宮三部分組成，四周為宮牆所環繞。考古揭示的遇真宮建築基址含明永樂年間至清代早中期建築基址，其規模龐大，基本結構比較完整、清楚。可知遇真宮建築群的修建經曆了比較長的曆史過程，其建築基址在技術、建築風格及材料上随時代和技術發展有所變化，但整個建築群基本布局、風格為明永樂年間奠定，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和延續。
01
遇真宮明永樂年間建築布局
遇真宮在明永樂年間按照官式建築規制修建，其建築布局有迹可循，以取正型的布局方法将宮内整體建築布局定下來，以南北和東西兩個方向為主軸線，将各宮及宮内主體建築群對稱排列。
第一條南北向主中軸線：以中宮山門—龍虎殿—真仙殿軸線為主軸線，既将中宮内建築對稱分布，又将東西兩宮不規則對稱分布。
第二條東西向中軸線：由西向東以西宮F3—西宮F1—西宮門—東宮門—東宮F1—東宮F3為中軸線。在其前殿與主殿之間兩側置對稱的配殿，構成東西宮内的兩個主體四合院。
各宮内又在總軸線的基礎上有本宮内的中軸線。
西宮位于中宮以西，經中宮前院宮門處進入，平面布局呈長方形，四面有宮牆環繞，東宮牆處設宮門，西宮建築群為一兩進四合院。宮内中軸線有兩條。第一條為東西向中軸線：以西宮門—F1（前殿）—F3（正殿）為中軸線，前殿與正殿之間南北兩側置配殿，四隅兩房交接處設抄手廊連接配接成一個近似正方形的四合院院一，院内滿鋪青石地墁，院内設影壁1；第二條為南北向軸線：以F2（偏殿）—F4（偏殿）—F5（廊房）—F6（院二前殿）—F9（院二正殿）—F12（廊房）—水井（J1）為中軸線，院二前殿F6、正殿F9東西兩側設配殿F7、F8，四隅兩房交接處有抄手廊連接配接成一個近似正方形的四合院院二，院内滿鋪青石地墁，未設影壁。J1由廊房F12與F9相連接配接。除院落、房屋外，還存有青石甬路、水溝等相關遺迹機關。
東宮位于中宮以東，經中宮前院宮門處進入，平面近正方形，四周為宮牆環繞。東宮建築群體主次分明，以一個大型四合院為主體，沿四合院建築軸線對稱分布有跨院、房屋等建築。中軸線有兩條。第一條為東西向中軸線：以東宮門—F1（前殿）—F3（正殿）為中軸線，前殿與正殿之間南北兩側置配殿F2、F4，四隅兩房交接處設抄手廊連接配接成一個近似正方形的四合院院一，庭院内設有一條東西向青石甬路，甬路上修建有影壁1，甬路兩側滿鋪青石地墁；第二條為南北向軸線：以F2（偏殿）—F4（偏殿）為軸線。宮内還存有青石甬路、水溝等相關遺迹機關。
中宮同現有地面建築布局基本相同，僅部分建築改建和擴建，其中軸線與第一主中軸線共用。
02
永樂年間後擴建的建築
永樂年間後的建築按照年代大緻可分為明永樂後至明末、明末至清早中期，這兩個時期的建築一為在原建築布局基礎上進行系統的擴建，一為在原建築布局基礎上無規律的修繕擴建。其中，永樂後至明末的建築還有一定章法，明末至清早中期的建築則徹底雜亂無章，無法掌握其規律。
永樂後至明末的建築主要以明嘉靖年間擴建建築為主，這時期的建築在遵循明永樂年間的建築布局和軸線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的建築布局和特色。此時的遇真宮在原永樂年間的兩條主中軸線基礎上，擴建出許多新的建築。
西宮内的建築在原南北向主中軸線的基礎上以F5為軸線，對稱修建了院和院四。以新修建的甬路第三段（南北向）為軸線，與F8對稱修建了F10，并為擡高F11的規格，修建了院五。
東宮内的建築此時并未發生大的變化，僅修建了一條與西宮沿第一主中軸線對稱分布的青石甬路。而這條道路除了交通功能外，在其後也衍變出其他功能。根據從東宮出土的明萬曆年間碑刻東T3③∶49記載“就敕建琳宮便道之所，造立碑文光揚”來看，當時敕建的便道應為這條甬路。立碑人在甬路處立碑也不可能是心血來潮，在宮内随意建立，隻有遵循遇真宮宮内的制度和前人立碑慣例才能順利立碑，是以推測當時東宮主甬路為遇真宮專門立碑之處。而根據東宮内發現的碑刻數量，推測當年這條甬路已成為遇真宮的碑林。
中宮宮内建築也未發生大的變化，僅在後院修建兩座偏門，推測在後院建築與院牆之間空地也建有連接配接東西兩宮的青石甬路。據當地老人描述，曾見過中宮後院至中宮宮牆鋪設有石闆道路，後因修房、種地将之破壞殆盡。
本文由孫莉、王光明摘編自 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移民局、南水北調中線水源有限責任公司 編著 《武當山遇真宮遺址》第六章“結語”。内容略有删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