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殘守缺，形容固守陳舊殘缺的東西不放，形容思想保守，不肯接受新事物。成語出自東漢班固的《漢書·劉歆傳》，“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劉歆，字子駿，後改名劉秀，出身西漢宗室的他，乃楚元王劉交五世孫，西漢宗室大臣、經學家、文學家、大陸目錄學鼻祖劉向之子。在父親的影響下，劉歆少年時便開始學習《詩經》《尚書》，後又研習《易經》和《谷梁春秋》等。
劉歆雖然出身宗室，又博學多才，但仕途并不順利。他曾在大臣們的推薦下，得到漢成帝的召見，漢成帝對于他的才能十分欣賞，本想任命他為中常侍。然而，彼時王氏外戚崛起，大将軍王鳳掌權，王鳳對于宗室大臣極為敏感，以破格提拔有違朝廷法度為由反對，漢成帝無奈，隻好先将劉歆任命為了黃門郎。
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劉歆随父親進入天祿閣，負責整理校訂皇家收藏的書籍，這讓劉歆有機會接觸到了各種罕見之書，為他日後的學習和創作打下了基礎。
劉歆在校勘典籍過程中，閱讀了大量秘藏古籍，從其中發現了用篆文傳抄的《春秋左氏傳》（即《左傳》），劉歆對于其中的内容十分喜歡。于是，他一邊向研究《左傳》有師承的丞相翟方進和尹成學習，請教書中的問題和義理；另一方面則與父親一起讨論、辨析《左傳》。
當時，由于《左傳》大多是古字古言，學者們對它的研究，更多是解釋字義，而很少對其内容進行深入研究。直到劉歆研究《左傳》時，才開始針對其經義内容進行深入研究，引用經典互相引證，進而推陳出新。
劉歆将《左傳》與當時已經被納入官學的《春秋公羊傳》和《春秋谷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故《左傳》的價值，遠在《公羊》和《谷梁》之上。
漢成帝駕崩後，漢哀帝即位，大司馬王莽執掌朝政。當初，劉歆擔任黃門郎時，便與同為黃門郎的王莽交好，王莽知道劉歆頗有才學，于是向朝廷予以推薦，劉歆是以被任命為侍中大夫，先後曆任騎都尉、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受到重用之後，劉歆建議為《左傳》等古籍設立學官，讓博士們公開講授。漢哀帝遂命劉歆與五經博士，一起讨論研究《左傳》等古書的内容和寓意。然而，那些博士們既不同意為《左傳》設立學官，也不肯與其深入讨論，這讓劉歆十分氣憤，便給主管博士的太常寫了一封《移書讓太常博士》，對博士們的行事作風提出了尖銳批評。
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中，劉歆回顧了從春秋到漢朝以來，儒家經典的發展曆程。他認為，自孔子發揚儒家學說，撰寫儒家經典，到戰國時期人們重視兵法而輕儒學，儒家的真義開始逐漸喪失，到秦朝時又經曆“焚書坑儒”和“挾書令”，導緻大量經典被毀或遺失。
直到漢惠帝時期，朝廷才廢除“挾書令”，後從孝文帝開始，一些被收藏的儒家經典才重新現世，但由于時隔太久，很多都已經腐朽、散亂、殘缺，已經無法完整得知其内容。他認為，要真正研究儒家經典，就應該将各個版本的拿來互相引證、查漏補缺。
在劉歆看來，這些博士明知研究的經典殘缺，“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随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意思是說，這些博士仍然抱殘守缺，因害怕别人識破自己學問不足的私心，失去了探尋真理的公心，或是心懷妒嫉，不考慮實情，隻顧追随雷同觀點，不顧是非隻顧随聲附和，抑制《古文尚書》《逸禮》《左傳》三門學問，固執的認為如今的《尚書》是完備的，無需《古文尚書》作為補充，認為不應當傳播左氏《春秋》，這豈不悲哀！
由于劉歆言辭太過激烈，建議非但沒有被采納，反而遭到了博士和儒家官員的集體抵觸，大司空師丹亦上奏彈劾劉歆诽謗先帝所立之學。劉歆因得罪了執政大臣，又被衆儒排擠，隻好請求到地方任職，并在數年後因病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