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之是以流傳2500多年而曆久彌新，是因為其中所蘊藏的高超智慧、深邃思想跨越了時代的局限，其思維的哲學意涵已經超越了軍事範疇，在戰争之外的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廣為運用。《孫子兵法》所蘊含的“不戰”“全勝”思想和人道主義精神，曆經千年融會于中華兵學的精神血脈之中，展現了人類終極關懷的情懷。
惠民“中國孫子兵法城”。記者 李海濤 攝
兩千多年曆久彌燦戰争因政治而“生”，戰争是政治鬥争最激烈的表現形式，也是政治鬥争最後的手段。1832年，在遙遠的亞歐大陸西側，西方近代軍事理論鼻祖——克勞塞維茨的《戰争論》誕生了，它被譽為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經典之作，書中揭示了戰争從屬于政治的根本性質，認為戰争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不謀而合的是，早于《戰争論》2300年前，東方的孫子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隻不過沒有使用“政治”這一現代術語。
孫子提出的“道”即現代概念的政治。對于戰争勝負，孫子不是單純從“攻戰”的角度尋求，而是從國家政治這個大的視野中探求其規律。
孫子認為戰争是為了“安國保民”“安國全軍”，是“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可以說，安國全軍之道是戰略指導原則，而安國保民則是其軍事戰略的目的。戰略制勝的多種因素中，以“道”為首要因素，孫子看到了政治對戰略目的的決定性作用。他深刻認識到戰争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系，戰争從屬于政治，其目的不是為了攻伐，而是為實作安國保民的最終目的。是以，它必須服從于國家整體戰略。
克勞塞維茨說過：“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戰争。”兩千多年來，風雲變幻，戰争形态從冷兵器、火器到機械化時代；如今，武器的智能化、無人化、精确化程度越來越高；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資訊戰和心理戰也成為現代戰争的重要組成部分，技術的發展對戰争産生了深刻影響，折射出制勝機理的新變化。站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古老的理論是否過時了？
梁娟娟認為：“兩千多年來，曆久彌燦。《孫子兵法》的生命力在于超越了戰争具象形态本身，提出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性總結，這些規律有一些适合于冷兵器時代，有一些則超越了時代，比如他的全勝戰略、慎戰思想。雖然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但戰争的威脅仍然存在，如何應對這種局面？孫子認為通過伐謀伐交，以智克力是一個非常好的手段、非常高的目标。不戰屈人之兵，令人屈服的是實力，是以孫子重視智慧更重實力，不但講謀略還要講實力建設，是以他提出一個先勝思想，先為不可勝。如何在複雜局面中立于不敗之地呢？隻有強大了才能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才能勝于易勝，所有戰争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由易勝到全勝，易勝的極緻就是全勝。”此外，《孫子兵法》之是以價值恒遠，還因為其中的戰略、戰術思想超越時代、超越戰争領域，被廣泛應用到外交、企業管理、商業等領域。
“慎戰”也要敢于亮劍孫子久經沙場，但是并不好戰，他在戰争問題上保持着非常冷靜和理智的态度。《孫子兵法》雖是講戰争之道，但其中沒有一絲一毫逞強鬥勇的氣息。基于戰争極大的破壞性與風險性，時時處處都不忘記兵兇戰危，孫子反複提醒，對待戰争手段，要慎之又慎。
梁娟娟認為：“孫子的戰争觀在《孫子兵法》首篇《計篇》中就開宗明義：‘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争關系着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而且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攻城野戰帶來的巨大傷害，‘凡興師十萬，出征千裡，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是以孫子反對輕易用兵。他特别強調君主将領對戰争要慎重從事，多次提醒明主和良将要‘慮之’‘修之’‘慎之’‘警之’。并指出：‘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将不可以愠而緻戰。’應切實做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他警告戰争指導者不可感情用事，輕率決定戰争行動，而是到了國家生死存亡關頭，不得已而戰。這就是後世所謂‘自古知兵非好戰’的思想。”“不過，慎戰不是怯戰，更不是不戰，而是以善戰為保證，關鍵時刻更要敢于‘亮劍’。”她說。
“兵者詭道”，孫子的“權變”思想注重靈活、變通的戰争政策。他認為“兵無常形”，戰争的特點是變化多端，隻有認識了戰争的多變性，才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戰術，以變制變。
如何實施“詭道”這一原則，《孫子兵法》将其表述為十二種方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通過真真假假隐蔽企圖，奇奇正正變幻莫測，迷惑敵人不知我方底細，以實作軍事行動的突然性，達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戰争效果。
有人把“詭道”片面了解成詭計顯然是偏頗的，在孫子看來，戰争形勢千變萬化，一切都處于變化之中，具有強烈的不确定性。一切都要根據實際敵情或條件，确定自己靈活的對策。
知彼知己兵貴神速“知勝”思想也是孫子兵學的核心命題之一，是指未戰先勝的科學決策方法，“知勝”的智慧在于通過周密籌劃對戰争進行前瞻性的決斷和準備。
梁娟娟告訴記者：“《孫子兵法·計篇》中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廟算’屬于戰略層面，充分展現了孫子的軍事預測思想。這一思想的具體内容就是‘五事七計’，通過敵我雙方政治、天時、地利、将領、法度五個方面的綜合比較，來探讨戰争勝負的情形。‘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分析比較‘五事’和‘七計’，就是通過戰略比較，探索戰争勝負的規律情勢，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動态評估，進行戰略預測。”既要精算敵我兵力對比、戰力強弱、物資補給等戰争硬實力，也要衡量敵我戰争道義、天時地利、将帥素質等戰争軟實力。
山東航空學院孫子研究院副院長、山東孫子研究會常務理事梁娟娟。
梁娟娟認為，“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屬于戰術層面。《孫子兵法·謀攻篇》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深知資訊的重要性，他強調通過使用間諜刺探對方的“五事七計”，“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門者、舍人之姓名”等等。同時，還要充分了解自己的情況，更好地避實擊虛。孫子所言戰争中的“知”是一個全面的資訊體系，不僅包括敵我雙方的情況，還包括天地、主客等諸多内容。是以有：“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兵貴速，不貴久’的速勝思想也是孫武的核心戰略思想之一。戰争消耗的人力、财力、物力數量驚人。對國計民生來說，是極其沉重的負擔，戰争一旦曠日持久，各種問題會紛至沓來，使國家和群眾陷于被動。‘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也就是說，長時間的戰争會使軍隊戰鬥力下降，消耗大量國力。更有甚者，可能會出現‘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的嚴重後果。為避免出現這一不可挽回的局面，孫子認為縮短戰争程序、進攻速勝至關重要。”梁娟娟說。
為了圓滿實作速戰速決這一戰略意圖，孫子主張在采取軍事行動時，一是要做到突然性，使敵人處于猝不及防的被動狀态，達到“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的最佳效果。二是要做到運動性，“緻人而不緻于人”，調動敵人，使自己始終保持主動地位，行動自如，“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就是說，軍隊快速行動時如飓風，舒緩行進如森林般井然有序，攻擊如烈火，防守如山嶽巋然不動，隐蔽如陰雲遮蓋，行動如雷霆萬鈞。三是要做到隐蔽性，使敵人無從窺知我方的真實作戰意圖，進而確定我方速戰速決。孫子認為，隻要在軍事行動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然、機動，就能夠速戰速決，出奇制勝。
不戰而屈人之兵雖然人們追求和平，但世界并不安甯，戰争的陰霾不時籠罩着人類。
“孫子指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認為‘百戰百勝’并非用兵的上乘境界，戰争畢竟是一種暴力行為，隻要有交戰就會有損傷。戰争的最高境界是以非暴力手段達成戰略目的，以求兵不血刃取得勝利，即‘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是達到‘全勝’的兩大手段。”梁娟娟說。
她認為，所謂“伐謀”就是“伐其始謀”，在對方剛有用兵企圖的時候，就将其用兵想法扼殺在萌芽中，如墨子止楚攻宋；所謂“伐交”，就是伐其盟國，也引申為用外交等多種懷柔的手段“化幹戈為玉帛”，達到迫使對方放棄用兵計劃的目的，如範昭使齊。“伐謀”“伐交”是充分運用全方位手段争取不訴諸兵刃而達成戰略目的，是上等的用兵方略。當然，這是戰争的理想境界，孫子并不是隻追求理想，隻講“全勝”不講“戰勝”。迫不得已就要交戰，就要“伐兵”、“攻城”。在不得已而用兵作戰的情況下，他也強調考慮戰争成本，盡可能減少損失，用最小代價赢得大的勝利，實作“破中求全”。
實際上，古今中外“不戰”莫不以“能戰”為基礎。孫子追求“不戰”的和平理念，與“善戰”的謀略，在他身上得到了辯證統一。是以主張盡可能減輕戰争的消耗與損傷，不戰而勝，正是孫子偉大品格的展現。
梁娟娟說：“戰争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為了制止戰争，就像祖先給孫武取的名字一樣，止戈為武，即能夠停止戰争才是真正的‘武’。孫武是真正偉大的軍事家，他認為，戰争的目的不是戰争的過程，而是為了鞏固戰果，為了鑄劍為犁，締造和平之盾。戰争是不得已的事情，《孫子兵法》是為了克敵制勝，盡可能減輕戰争的消耗與損傷，比如速勝、因糧于敵、全勝等思想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對戰争的思考超出了戰争本身，帶着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
在戰争觀上，儒家主張仁義安天下，墨家主張“非攻”。先秦諸子的智慧影響了中國傳統兵學，使它具有了深沉的人道情懷，這種精神從2500多年前就貫穿于其基因之中。《孫子兵法》所遵循的“仁義”“厚德”“愛民”等觀念是“内聖外王”“天人合一”精神的展現，它将戰争納入“禮、義”的軌道，其蘊含的崇尚王道、仁義愛民的思想與儒學思想正相符合，可謂文武之道，相得益彰，成為齊魯大地上兩顆相映生輝的明珠。
1772年，在法王路易十五的國務大臣伯林授意下，法國神父、漢學家阿米奧特的法文譯本《中國軍事藝術叢書》在巴黎出版，1782年再版，巴黎一度盛行“孫子熱”。據說，拿破侖讀到《孫子兵法》，驚歎中國人高超的智慧，由此了解中國。1817年夏季的一天，曾經訪華的英國外交官阿美士德來到大西洋中的聖赫勒拿島，與被流放在此的拿破侖讨論對華戰争的問題。“中國是一頭沉睡的東方雄師，一旦醒來，必将會震驚世界！”拿破侖·波拿巴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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