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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種可能與一百萬個悲劇

作者:蓋茨基金會

今天的世界與過去相比,是更好了,還是更糟了?我們感受到科技的進步、生活的便捷,但也面對着技術的異化、價值的分裂;越來越高比例的人不用再擔心溫飽問題(但是全球仍有十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可獲得幸福和快樂似乎更難了。

我們可以就這個問題争議下去,直到我們開始考慮“有多少孩子活不過15歲”——這個人類社會面對的最大悲劇之一。今天的世界比過去好了太多:直到19世紀末,全球都還有一半的孩子會在成年前死去。而在今天,這個數字是4.4%。這意味着,在過去一百年裡,有無數的家庭不必再承擔這人世間最心痛的失去,他們的孩子不必過早夭折,能夠體驗和創造世界的美好。

一百萬種可能與一百萬個悲劇

這個堪稱是“奇迹”的挽救生命的成就,一大半需要歸功于一個不起眼的“小物件”——疫苗的研發與普及。

根除一種疾病,有且僅有一次

以曆史上殺死了最多人的傳染病之一天花為例,僅20世紀,全球就有大約3億人死于天花。他們可能是任何人的孩子、朋友,盡管被周圍人所愛,但活在痛苦之中:渾身長滿了皮疹,感到困惑和恐懼,不了解為什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也不知道能做些什麼。在疫苗誕生之前,沒有什麼能為他們做的:人類還不夠強大,沒有足夠的知識對一個看不見的“怪物”進行反擊。從伯羅奔尼撒戰争到美國的南北戰争,天花病毒存在的時間殺死的士兵和平民數量,比任何武器和軍隊都多。

人類反擊天花的号角從1796年開始吹響。愛德華·詹納醫生發明了将正在出牛痘的女孩皮膚上的水泡中的液體,接種到一個8歲男孩身上——曆史上第一支疫苗誕生了。随後,在科學家、醫生、政客、社會工作者的持續努力之下,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人類消滅了天花病毒,這是我們第一次徹底根除了一種傳染病。這個曾讓全球5億人喪命的疾病,通過人類跨國際的長時間努力,成為了曆史。

然而,從天花疫苗誕生,到天花被徹底根除,我們用了近200年的時間。這期間,每天還是有成千上萬人因為天花死去。

這一“延遲”并不是特例。

因為想要消除其他那些威脅兒童生命安全的傳染病,挑戰都是類似的。研發出疫苗隻是挽救生命的萬裡長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是疫苗的普及,即大規模接種。隻有當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打上疫苗之後,大多數人才是安全的。而要想形成這種群體免疫,疫苗接種率至少需要達到一個最低限度,不同的疾病各有分别,但一般不會低于70%。

也就是說,根除天花,或其他類似的傳染病的真正困難之處在于:如何在全球範圍内克服距離、醫療條件、貧富差距、沖突動蕩、資金匮乏的種種限制,讓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及時接種疫苗。

這往往高度依賴各國政府推行免費、強制的兒童免疫規劃。可對于經濟實力、交通與醫療基礎設施都高度匮乏的欠發達國家來說,這個任務太艱巨了。

天花能被消滅,即使用了200年,也依然是值得我們稱道的。畢竟迄今為止,我們再也沒有消除過第二種人類傳染病了。針對B肝、麻疹、百白破、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等病毒的疫苗早已誕生,可這些疾病仍然在幾十年後每年造成數以萬計的孩子死亡。

轉機發生在世紀之交。那時,全球的疫苗配置設定不公平問題達到了頂峰,大約有3000萬兒童無法獲得挽救生命的疫苗。

從需求端來看,他們生活在80多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這些政府不僅缺乏采購疫苗的财政資金,更無法提供運輸疫苗所需要的冷鍊,也無法訓練出疫苗注射所需要的專業護士和防疫人員。在一個連基本的飲水和用電都無法保障的國度,想要找到所有的孩子、為他們打上疫苗(甚至需要打幾次),簡直不可想象。

從供給端來看,因為低收入國家群體沒有能力支付,疫苗企業就沒有動力擴大産能,導緻疫苗供給數量不足;有時候,企業也會因為無利可圖,不會投資去研發那些在這些最不發達國家廣泛流行的疾病的疫苗。如此,對于企業來說,唯一合理的商業模式便是低産能、高價格,這使得真正需要被廣泛普及的疫苗的價格反而高居不下。

聚焦公平的創新,逆轉不可能

這一困局刺痛了剛剛開始思考如何做慈善的世界首富蓋茨。2000年,他在基金會成立之初捐贈了7.5億美金,聯合了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世界銀行,成立了一家全新的非營利組織——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Gavi的使命很簡單:讓全世界所有人,無論他出生或居住在哪裡,都能平等地接種守護生命的疫苗。

一百萬種可能與一百萬個悲劇

自二十多年前向“疫苗配置設定不公平”問題宣戰以來,Gavi已經在數十個國家推動了疫苗免疫規劃的實施,幫助超過10億欠發達國家的兒童獲得正常免疫接種,避免了1730萬兒童的死亡,創造了超過2200億美元的社會經濟價值。

能在如此困難的大問題上作出如此卓著的影響力,Gavi的成功背後是一系列極具想象力和開創性的創新。在Gavi看來,全球疫苗配置設定不公的悲劇的核心是疫苗市場的失靈、供需錯配。慈善,可以通過革新市場機制來催化大的改變。

既然80個國家各自的支付能力都很弱,那麼第一步,可以由Gavi出面整合最貧困國家的疫苗需求,形成規模效應,進而給企業提供了一個可預測的、較大的疫苗需求量來激勵疫苗研發與供給。換句話說,企業不再需要面對不确定的、單一市場的弱需求,而可以隻面向Gavi一家采購量極大、且具有信譽的買方談判,攤薄成本,接受“高産能、低價格”的模式。

除了擴大産能,Gavi所配套推出的預先市場承諾(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機制,也可以在研發階段就為企業提供一個具有限制力的購買合同,激勵企業加速研發過程,減少他們的創新風險。肺炎鍊球菌疫苗、埃博拉疫苗等對低收入國家兒童生命尤為關鍵的疫苗的快速研發都受益于這個機制。人類曆史上研發與配置設定速度最快的疫苗——新冠疫苗——背後的功臣也是預先市場承諾方案。

在大大激勵了企業之後,Gavi并沒有聽之任之,向“資本”投降。

由于Gavi代表了幾十個國家統一采購疫苗,使其成為了議價能力極強的買方,這意味着它可以大大壓低疫苗價格。這種價格降幅有時是極其驚人的:在Gavi那裡,7種正常免疫疫苗的采購總價從1000美金左右降到了27美金左右。這大大緩解了欠發達國家極其緊張的公共衛生預算壓力。

不僅如此,通過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溝通,Gavi設立了設立“畢業”機制,提出當受助國連續三年超過世界銀行低收入國家水準開始,Gavi會逐年減少對援助疫苗支付的百分比(約15%),直到這個國家從Gavi資助中“畢業”,轉型成為能夠完全自行支付疫苗的采購費用的國家。這樣的機制設定,可以在早期減輕受助國的醫療負擔,并在後期扭轉欠發達國家普遍存在過度依賴國際援助的預期。

更重要的是,善意有時也會循環起來:2010年,中國從GaviB肝的疫苗援助項目“畢業”,2015年正式成為Gavi的捐助國。迄今為止中國已捐贈2500萬美元用于支援Gavi為世界各地的兒童提供挽救生命的疫苗。随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未來會有更多Gavi的“受助國”轉為“捐贈國”,為全球健康公平事業源源不斷地注入力量。

在市場問題之外,Gavi也會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孵化各種技術創新,幫助受助國解決疫苗的遞送與傳遞難題。從不插電就能冷藏疫苗一個月之久的冰箱,到能翻山越嶺快速運送疫苗的無人機,在挽救生命的決心與熱情面前,人類社會的智慧是無與倫比的——隻要我們仍然能關注到那些最被忽略的人群的龐大需求,改變就依然是可能的。

一百萬種可能與一百萬個悲劇

守護,每一個生命都同等重要

即使到今天,全球兒童死亡率已經下降到4.4%,這依然意味着:每年仍有上百萬的兒童死于疫苗可預防的疾病,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法接種疫苗的、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弱勢兒童。

世界向來是不公平的——全球目前兒童死亡率最高的國家是西非的尼日爾,約有14%的兒童會過早死亡。而在全球兒童死亡率最低的區域,歐盟,這一比例則是0.47%。

這一巨大的鴻溝向我們揭示:今天世界與過去相比是更好了,但它仍然遠非完美;如果像疫苗這樣關鍵的挽救生命的手段能被更公平地研發、生産與配置設定,每年仍有上百萬本應當活下去的孩子可以真的活下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在Gavi模式的成功故事裡,我們不僅能看到為什麼“公平”與上百萬人的生命息息相關,更能深切地感受:

“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而一百萬人的死亡(絕不是一個數字),是一百萬個悲劇。”

一百萬種可能與一百萬個悲劇

在這樣一個充滿着不安與失落的時代,意識到每個痛心悲劇的大數字背後都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并以此為志,追求更有影響力、覆寫更多人的互惠創新與利他努力,我們都還可以做更多。

參考資料:

1.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how-many-lives-do-vaccines-save

2. https://futureoflife.org/future-of-life-award-2020/

3.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manela/files/pox-chinese.pdf

4. https://ourworldindata.org/much-better-awful-can-be-better

5. https://blog.jaibot.com/500-million-but-not-a-single-one-more/

6. https://www.gavi.org/investing-gavi/funding/donor-profiles/china

7. https://www.gavi.org/our-impact/evaluation-studies/gavi-government-china-hepatitis-b

作者:李治霖

益盒CharityBox聯合創始人 & CEO,帶領團隊尋找中國最佳的捐贈機會,探索公益與行善背後的科學與哲學。他畢業于香港大學政治學與經濟學專業,是獨立搖滾的忠實樂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