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遠（1897—1943年），吉林公主嶺人，曾留學日本，是著名愛國實業家。他曾在奉天（今沈陽）創辦大陸第一家機器制陶工廠——肇新窯業公司；創辦《新生》周刊，旗幟鮮明地宣傳抗日救國；出任新疆學院（新疆大學前身）院長，緻力于把新疆建設成抗日根據地，一生在瓷業改革、新聞出版、教育等領域建樹頗多，為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實業救國，積極抗日
1916年，杜重遠從奉天省立兩級師範附屬中學畢業後，回家鄉任教。這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這一震驚全國的事件，深深刺痛了年僅19歲的杜重遠的愛國之心。他認為中國之弱，主要在于實業不振，于是決心盡自己所能為國家作出貢獻。
1917年，杜重遠東渡日本，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專攻窯業。1923年，杜重遠畢業回國。他抱着“實業救國”的思想，傾全力發展大陸的瓷業，在奉天創辦肇新窯業公司。杜重遠決定第一步先辦磚瓦廠，第二步再辦瓷器廠。1924年，他興建了一座燒紅磚的新式輪窯，進而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對磚瓦業的壟斷局面。1927年，杜重遠開始按瓷器生産要求擴建廠房和購置裝置，整個工程于1928年春竣工。1928年8月正式投産，1929年出品300餘萬件，1930年出品600餘萬件。“取原有之日貨而代之，每年所挽回的利款可達一百萬元以上”。杜重遠的報國之志有了實際效果，他興奮異常：我們就是要“為國家貯蓄實事，以實力來禦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将杜重遠視作“抗日巨頭”，他的瓷器産業毀于日本人的炮火。杜重遠被迫攜全家人流亡上海，但仍舊沒有放棄實業救國理想。後應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邀請，他于1934年來到江西，振興日漸式微的景德鎮陶瓷産業。此後，杜重遠經常奔波于上海和江西之間，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他創辦九江光大瓷廠，并出任江西省陶業管理局局長，繼續從事陶瓷業的興建。其間，他主動接濟東北家鄉流亡關内的學生，并多次籌措資金資助抗日救國事業。
以筆為劍，宣傳抗日
在上海期間，盡管實業救國舉步維艱，杜重遠仍舊通過撰文、辦刊等方式，積極投身到宣傳抗日救亡的大潮流中。他一邊擔任“中華國貨産銷合作協會”總幹事，積極推進“發展國貨工業，作經濟上的實際抗日”，一邊為鄒韬奮主辦的《生活》周刊撰寫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
為廣泛宣傳抗日救國，杜重遠從1931年到1932年行經八省，遍訪十餘城市，作過近百次講演。當他聽到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戰，決心“打到最後一人和最後一彈”時，心情激動不已，遂提筆寫下《民族異彩》的通訊報道，高度贊揚“一·二八”抗戰精神，并号召對日作戰“須全國共同起來作積極的奮鬥”。鄒韬奮高度稱贊杜重遠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為着抗日救國主張，四方奔走呼号……正因為他有實踐的經驗，不是為做文章而做文章，是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别的深，使讀者得到益處特别的厚”。
1933年12月，《生活》周刊不幸遭到國民黨反動派查封無法複刊。為了延續和擴大抗日宣傳，杜重遠通過自己實業家的社會關系和特殊身份，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登記備案創辦《新生》周刊，自己擔任總編輯和發行人。1934年2月，《新生》周刊創刊，明确把“為救民生存而奮鬥”作為辦刊宗旨，主張抗日、反對妥協。當時的文化名人胡愈之、鄒韬奮、柳湜、畢雲程等都是該刊主要撰稿人，杜重遠本人則經常在“老實話”欄目撰文，揭露日軍暴行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賣國罪行，文章通俗生動、深刻沉痛，激發了廣大群衆的抗日熱情。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了并無惡意的《閑話皇帝》一文，日本帝國主義卻借機提出“有辱天皇”“有礙邦交”的無理指責。迫于日本方面的壓力，1935年6月，國民黨政府查封《新生》周刊，杜重遠也是以入獄。《新生》周刊盡管存續時間不長，但其最高發行量曾達10萬多份，為抗日救亡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宣傳作用。
把新疆學院辦成“第二個抗大”
入獄期間，杜重遠受到周恩來等人的關懷，并與中共地下黨員有了較多聯系，開始閱讀一些馬列著作，逐漸懂得一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道理，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産黨才能上司中國人民真正抗日，高度認同中國共産黨“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主張。1936年9月，杜重遠刑滿釋放，随即趕往西安與張學良等共商大計，對張學良轉變思想并促成西安事變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7年10月，杜重遠到新疆首次考察。回到武漢後，他向周恩來彙報了新疆之行，并提出想再次去新疆，把新疆建設成抗日根據地，培養幹部，作持久戰準備的建議。在周恩來同意和支援下，1939年1月，杜重遠抱着“為祖國奠定最後抗戰基地”的願望到新疆安家。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委任杜重遠為新疆學院院長。
為了解決師資不足問題，杜重遠聘請沈雁冰、薩空了等人來校任教；請來趙丹、于村等人發展新疆文化事業。當時新疆書籍匮乏，他給鄒韬奮寫信說：“新疆學院，除一座舊營房外，别無長物，不要說實體化學，生物衛生種種裝置，連教課的書籍也不完全，真是一座沙漠荒地……”在朋友幫助下，杜重遠購買了三卡車書籍帶到新疆學院。杜重遠對學院的教學内容也作了調整，增加了聯共（布）黨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課程，并強調教學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他自己身體力行，在講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課程時，痛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蠻行徑，揭露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呼籲新疆各族人民團結一緻，抗戰到底。
杜重遠在新疆學院辦學期間，是新疆學院充滿生機、興旺發達的時期。他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科學文化知識，始終堅持抗日鬥争，培養出了一批具有進步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的各族愛國青年，因而受到新疆各族人民和各族青年的敬重。當時内地的人們稱新疆學院為“第二個抗大”。
杜重遠一心撲在新疆教育事業上，宣傳愛國進步思想，赢得了當地人的愛戴，卻引起了反動軍閥盛世才的嫉恨。1940年，杜重遠被軟禁。其間，周恩來、宋慶齡等人曾設法營救，但是盛世才一意孤行，最終于1943年9月将杜重遠秘密殺害。
1949年12月，《中國人民救國會結束宣言》指出：鄒韬奮、陶行知、李公樸、杜重遠先生等“為了人民的事業而遭受犧牲，他們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自我犧牲，為人民盡忠的永久典範。他們和一切為救國運動獻身的人民英雄們将永垂不朽！”1983年，在杜重遠被害40周年時，鄧小平題詞：“杜重遠烈士永垂不朽”，鄧穎超題詞：“革命左派先驅，愛國擁黨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