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對《水浒傳》中所展現出來的“忠義”大加贊賞，但是也有人對此表示懷疑，認為《水浒傳》畢竟寫的是一群山匪聚衆造反的故事，是不忠，領袖宋江率領衆弟兄接受朝廷的招安，最終落得悲劇下場，是不義，怎麼能稱得上“忠義”呢？是以，了解和認識《水浒傳》裡的“忠義”，是讀懂這本書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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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忠義
需要說明的是，《水浒傳》的“忠義說”并非肇始于李贽，盡管李贽的評點讓讀者開始意識到“忠義”的存在。實際上自水浒故事流傳之初，“忠義”就是其故事核心。龔開在《宋江三十六贊》自序中說：
于是即三十六人，人為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将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餘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稱俨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為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于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迹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龔開在序言中點出了宋江與亂世賊子之間的差別。首先，宋江雖為反賊，但立号“不僭侈”，他反的不是皇帝而是貪官。其次，龔開将宋江與“盜賊之聖”盜跖相提并論，認為他做盜有義。盡管龔開未直言“忠義”，但宋江一行人完全可以擔得起這倆字，難怪錢锺書認為龔開為“後世李贽等對《忠義水浒傳》的看法開了先路”（《宋詩選注》）。
到了《大宋宣和遺事》中，“忠義”的主題正式被确定了下來。宋江在九天玄女廟中窺探天書時，上面赫然寫着“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将，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這裡特别強調了宋江等人的所作所為是符合“忠義”原則的，他們的對立面是奸邪，這樣宋江等人就搖身一變，成為正義的化身，他們造反叛亂也隻是為了消滅奸邪。宋江得天書旨意後傳回梁山尋找晁蓋，無奈晁蓋此時已死，吳用向宋江傳達晁蓋遺言：“他從政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晁天王在臨終之際仍囑托吳用要“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可見梁山上兩位首領的目标是一緻的，那便是忠義。
晁蓋中箭
選自陳緣督繪《水浒傳》連環畫之《大名府》。晁蓋原是東溪村保正，綽号“托塔天王”。他的中箭身亡，對于梁山來說，是一次大的權力變更，此後宋江便權居主位。
盡管《大宋宣和遺事》借宋江與晁蓋之口點出了忠義的主題，但在具體情節設計上仍有不少沖突之處。如話本一開始就對宋徽宗進行了批判，指責宋徽宗“無日不歌歡作樂”，沉迷飲酒作樂，“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寵信奸臣，敗壞綱紀。如果說晁蓋、宋江等人的造反肇始于蔡京的生辰綱，那麼楊志等人因失陷“花石綱”造反則完全是因為宋徽宗個人的荒淫。宋徽宗号稱“道君皇帝”，因道教崇尚山石，宋徽宗便認為身處怪石之中可以幫助自己得道升天，是以派“花石綱”（運送奇花異石以滿足皇帝喜好的船隊）在全國搜羅怪石，竟然“流毒州郡者二十年”。宋江窺探到天書上的“廣行忠義，殄滅奸邪”，“奸邪”之中不隻是貪官污吏，宋徽宗應當也在“殄滅”之列。後來晁蓋托吳用傳達遺言——“衛護國家”，宋江等人又是怎麼做的呢？《大宋宣和遺事》說他們“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還是一副強盜做派。
宋江等人的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忠義”的，那麼為什麼《大宋宣和遺事》中會出現這種“言行不一”的設定呢？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其作者身上。錢锺書在《宋詩選注》中說：
在民族沖突問題上，他們可以有愛國的立場；在階級沖突問題上，他們可以反對苛政，憐憫窮民，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不過，假如人民受不了統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槍地對抗起來，文人學士們又覺得大勢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
是以，我們在《大宋宣和遺事》中讀到的沖突，其實是話本小說作者所代表的普通文人内心的沖突。正如錢锺書所言，《大宋宣和遺事》的作者也好，龔開也好，這些文人學士能夠親身體會到底層群衆所面臨的真切問題，也明白南宋宗室統治下朝廷的症結所在，因而能夠在書中将矛頭指向“奸邪”。但是身份所限，決定了他們在宋江造反的問題上必須将思想的傾向轉為“忠義”，因而宋江一行人的指導思想就變成了反貪官不反皇帝。最終，這種思想傾向讓《水浒傳》的“忠義”至今仍有争議，但好處是讓《水浒傳》沒有徹底變成一本造反之書，反而讓平民百姓和士大夫階層都很滿意，流傳至今成為經典。
《宣和遺事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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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忠義”主旨與造反題材的沖突
《水浒傳》在成書的過程中，對《大宋宣和遺事》的諸多設定進行了修改，更加強調宋江等人“忠義”的言行舉止。例如《忠義水浒傳》的書名中即包含有“忠義”二字，或者幹脆以《忠義傳》命名。從現存資料來看，《京本忠義傳》《李卓吾評忠義水浒傳》《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浒傳》《文杏堂批評忠義水浒全傳》等多個版本都在題名中強調了“忠義”二字。“忠義”一詞在《水浒傳》中也頻繁出現，無論是在正文中，還是回前詩中，都能看到“忠義”的影子。尤其是“宋公明神聚蓼兒窪，徽宗帝夢遊梁山泊”一回，“忠義”出現了十二次之多。此外，《水浒傳》還删除了大量直接抨擊宋徽宗的文字，對關鍵性情節進行了完善。如宋江受天書一節，《水浒傳》将《大宋宣和遺事》中宋江翻閱天書和晁蓋做夢結合，設計了宋江夢中得天書與九天玄女傳谕法旨的情節，要求宋江“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并且“去邪歸正”，去掉心中邪念，回歸正道。這些改動可以說都加強了《水浒傳》的“忠義”思想。
容與堂本《水浒傳》第一百回卷尾
李贽（号卓吾）最後評道：“施、羅二公真是妙手，臨了以夢結局，極有深意。見得從前種種都是說夢，不然，天下那有強盜生封侯而死廟食之理？隻是借此以發洩不平耳。讀者認真，便是癡人說夢。”由此可見他認為《水浒傳》不過是作者的洩憤之作。
《水浒傳》對“忠義”的凸顯，主要與其綠林好漢的題材有關。在古代社會，《水浒傳》的題材是敏感且危險的。試想一本俗文學作品，内容是寫一群綠林好漢如何違反朝廷禁令，如何逃避懲罰，如何與朝廷對抗，對于統治者而言極有可能成為鼓動百姓造反的“教科書”，因而袁中道也坦言“《水浒》崇之則誨盜”。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這種觀點自然也不陌生，因為我們今天仍然能看到許多人在探讨《水浒傳》的暴力與反抗書寫是否應該教授給學生。對此，汪道昆（天都外臣）在其為《水浒傳》撰寫的序言中說道：
或曰：子叙此書，近于誨盜矣。餘曰：息庵居士叙《豔異編》，豈為誨淫乎？《莊子·盜跖》，憤俗之情；仲尼删《詩》，偏存《鄭》《衛》。有世思者，固以正訓，亦以權教。
在汪道昆看來，《水浒傳》本身并非在宣揚那些暴力、造反等有争議的内容，而是如同孔子删《詩》卻留下了“鄭衛之聲”一樣，用以警示後人。是以，《水浒傳》并非是在教唆造反、宣揚暴力，而是在宣揚忠義的同時，樹立一些反面案例，同樣是可以說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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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歎對《水浒傳》“忠義”的批判
《水浒傳》的“忠義說”提出之後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金聖歎的批判。在為《水浒傳》所寫的序言《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浒傳·序二》中，金聖歎就李卓吾等人以“忠義”冠名《水浒傳》進行了重點批判，認為其“名實”不副。金聖歎給出的原因有二：一是“水浒”之名即不可稱為忠義。“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浒，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浒》，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宋江等人盤踞梁山之上，本就是遠離王土的“兇物”“惡物”，怎麼能稱得上“忠義”呢？二是宋江一行人的言行舉止也都稱不上忠義。“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樸劓刖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倘若稱這些人為忠義，那麼會導緻“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相當于變相鼓勵百姓犯罪。是以金聖歎由衷發出慨歎：“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将為戒者而反将為勸耶！”
金聖歎否定《水浒傳》的“忠義”之名，并不意味着《水浒傳》就是一部“誨盜”之作，恰恰相反，金聖歎極力否定“誨盜”一說，并提出《水浒傳》旨在“暴露”。在金聖歎看來，《水浒傳》對于宋江等人造反的書寫，應當是“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是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即讓前人明白成為“盜”的後果，繼而斷絕為“盜”的心思。因而從教化意義上看，金聖歎對《水浒傳》也是充分肯定的，隻不過與其他人的切入點不同，他更關注的是作品本身的藝術創作價值。
《水浒傳》（四大名著 名家點評），施耐庵、羅貫中 著 金聖歎、李卓吾 點評
其實“忠義”的内涵本身十分複雜，它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基礎，但也融合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遊民在内的廣大百姓的願望和意志。它不是蒙在《水浒傳》外面的一層道德正義的保護色，而是能讓小說被當時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小說歌頌英雄，歌頌智慧，歌頌真誠。這種忠與義，假如不隻是為封建皇帝與等級制度服務，那在本質上也是人類的一種美德，任何社會都期待着人們對國家、對民族、對事業能忠，對社稷蒼生、對這片故土能忠，對家人朋友有情有義。這是《水浒傳》之是以能得到百姓歡迎的重要原由。
《水浒傳》究竟是在歌頌一種至死不悔的“忠”，還是在隐喻對專制朝廷“不可忠”？這正是《水浒傳》留給讀者思考的題目。是以明代李卓吾就特别提到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是“忠義之烈也”！“故有國者（即當政者）不可以不讀”《水浒傳》。金聖歎亦将《水浒傳》列為“六才子書之首”，稱“不讀《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選自吳兆路、高紅豪著《〈水浒傳〉通識》第二章《〈水浒傳〉為什麼又叫〈忠義水浒傳〉》，中華書局2024年4月版）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