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的寒冷冬夜，莫斯科的紅場旁，雪花輕盈地飄落在無數過往的曆史痕迹上。但在這個被嚴寒包裹的夜晚，蘇聯的心髒地帶沸騰着前所未有的政治熱浪。正當世界的目光被東歐劇變所吸引時，蘇聯内部的動蕩卻悄然累積，正逼近一個曆史的轉折點。這不僅是一場政治的變革，更是一個帝國解體前夕的序曲。
在這一年的某個夜晚，戈爾巴喬夫面對着其政府高官，提出了一個震驚整個政治體系的提案——結束蘇聯共産黨的一黨專政，引入多黨制。這一決策，表面上看似為了政治多樣性和民主化鋪路，實則在蘇聯褴褛的政治帷幕後激起了波瀾壯闊的變革浪潮。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曆史時刻，誰能預見即将到來的破曉，又有誰能揭開隐藏在權力與陰謀背後的真相？
官僚系統的遺傳性
在蘇聯時期，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司的1970年代，官僚體系的世襲特征變得日益明顯。政府高層官員通過官員終身制不僅能穩固自己的職位，更能為自己的子女鋪平進入政府系統的道路。這種官僚世襲現象普遍存在，幾乎成為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則。
随着時間的推移，這種現象導緻特權階層迅速擴大。到了1970年代中期，這些擁有政府職位的官員及其直系親屬人數估計在60萬至70萬人之間。如果再加上他們的擴充家庭成員，這個數字會達到300多萬人，占到了當時蘇聯全國人口的1.5％。這一龐大的群體不僅在數量上顯著，更在社會和政治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在這個體系中，政府職位從一個家族代代相傳成為常态。父親如果是部長或局長，兒子或女兒就可能直接接棒，或者在相近的部門獲得進階職位。這種安排雖然有助于維護政治穩定和政策的連續性，但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不滿和批評。
例如，一個地區的黨委書記可能會将其子女安排進入地方政府的要職，甚至是中央政府的部門。這種職位的繼承不是公開選拔的結果，而是基于家族關系和個人網絡的私下決定。這種做法在政府各個層級中普遍存在，從聯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從經濟到文化部門，無不如此。
随着這種做法的普及，蘇聯的政治結構逐漸呈現出封建色彩，政府職能的正常運作和效率開始受到影響。由于職位的配置設定往往基于家族背景而非個人能力或業績，導緻許多重要職務由不夠合格或經驗不足的人擔任，這直接影響了政府部門的執行效率和決策品質。
這種官僚世襲現象還帶來了另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腐敗。由于政府職位可以由父傳子，很多官員開始利用職權為個人或家族謀取私利。例如，某些官員可能通過操控政府合同、資源配置設定等手段，為自己或親友謀取不正當利益。
特權階層的生活方式
在蘇聯的特權階層中，進階官員的生活方式與普通群眾形成了鮮明對比。政治上的優勢使這些官員在社會資源的配置設定上占據了絕對的上風，進而獲得了遠超一般蘇聯家庭的生活條件。
這些高層官員通常居住在由國家建造和配置設定的私人别墅中。這些别墅位于首都莫斯科以及其他主要城市的高檔區域，如庫裡亞特等地，周圍環境優雅，遠離市中心的喧嚣與污染。這些住宅區通常被高牆圍繞，嚴格的安保措施確定了居住者的隐私與安全。
官員們的生活設施齊全，别墅内部裝潢豪華，配備了最先進的家電和設施。除了豪華的室内裝潢，這些住所還配備了私人遊泳池、三溫暖室和電影院等娛樂設施，以滿足官員們的生活需求和休閑娛樂。官員們還能享用到由國家專門供應的高品質食品和進口商品，這些通常不為普通市民所能享受。
除了豪華的住宅，這些官員還擁有國家配置設定的高檔車輛。這些豪車通常是進口的西方品牌，如梅賽德斯-奔馳和寶馬，展現了其地位的象征。盡管官員們不擁有這些車輛的所有權，但他們可以随意使用，享受着與普通市民截然不同的出行體驗。
這種奢侈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争議。名義上，蘇聯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平等的國家，政府宣揚的是物資平等配置設定和消除階級差異的理念。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政治和經濟資源在社會中的配置設定極為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表現在物質生活上，還展現在教育、醫療和社會機會等各個方面。
普通蘇聯公民的生活與這些高官形成對照。一般市民居住在條件相對簡陋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中，面臨着供暖、供水和日用品短缺的問題。他們的日常生活常常受到基本生活物資匮乏的困擾，如長時間的面包和肉類供應不足。普通市民使用的是國産的低檔車輛，或者更多地依賴于公共交通工具。
這種明顯的社會分層和資源配置設定的不公正性，逐漸在群眾中積聚了不滿情緒。它不僅揭示了蘇聯社會主義體制内部的深層次沖突，還凸顯了政府與普通群眾之間日益增大的鴻溝。這種狀況對蘇聯的政治穩定構成了隐患，也為未來的社會動蕩埋下了種子。
官職買賣與腐敗現象
到了1970年代末期，蘇聯的政治腐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在一些偏遠地區，官職買賣成為了公開的秘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職位如同商品一樣被交易，正區長、副區長等職位都有了具體的價格标簽，成為了權力和金錢交易的象征。
這種官職交易通常由地方黨委或政府高層的幹部操縱，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尋求政府職位的商人或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提供“服務”。例如，一個正區長的職位可能标價為20萬盧布，而副區長的職位則為10萬盧布。這些職位被視為投資，購買者期望通過控制這些職位來擷取更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這種公開的官職買賣不僅在法律上是非法的，更在道德上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因為它破壞了政治系統的基本公正性，職位不再是基于能力和資曆來配置設定，而是變成了金錢和權力的交易工具。這導緻許多有能力但缺乏經濟資源的個人無法進入政府系統，加劇了社會的階級分化和不公。
此外，這種官職買賣的現象還進一步加深了普通群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當地區長或副區長被知曉是通過金錢購買其職位時，群眾對這些官員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産生懷疑。這種懷疑不僅限于購買職位的個人，還擴充到整個政府機構，因為這表明政府内部的廣泛腐敗和道德淪喪。
這種腐敗現象的普遍性和公開性也使得政府在執行公共政策時效率低下，因為許多官員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職位為個人謀取利益，而非服務于公衆。這種行為模式導緻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經濟發展以及提供基本服務方面的能力大打折扣。
與此同時，官職買賣的普遍存在導緻了社會對法治的信心嚴重缺失。公衆普遍認為法律不再是社會行為的限制，而是可以被有權有勢的個人随意操縱的工具。這種觀念的普及不僅削弱了法律的權威，還助長了更多的非法行為和腐敗現象。
政治改革與社會觀念的轉變
随着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深層社會與政治變革，蘇聯内部對于社會主義的認同感顯著下降。經曆了數十年的政治腐敗、官僚世襲與社會不公，群眾對于蘇聯政府推崇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越來越持懷疑态度。這種懷疑在1980年代末期達到了高潮，随着更多的資訊和外部影響滲透蘇聯，西方的資本主義模式開始被一些蘇聯人視為更為可行的社會與經濟體制。
到了1991年，蘇聯社會内部的意識形态已發生顯著變化。大量的民調和研究表明，大部分蘇聯公民已不再支援共産主義或社會主義。這一轉變不僅僅是精英或知識分子的觀點變化，普通群眾也開始對持續數十年的政府政策表示失望。資本主義的吸引力在于其提倡的市場經濟和個人自由，與蘇聯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和政治集中制相對立。
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在政策制定者中尤為顯著。許多政府官員和黨内高層開始公開質疑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有效性，他們認為蘇聯經濟的停滞和技術落後與其封閉和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密切相關。這些觀點在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和公開演講中找到了呼應。
特别是在1990年，戈爾巴喬夫在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演講中，明确提出了對蘇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性批判。他宣稱，蘇聯要實作經濟現代化和全面發展，必須放棄嚴格的公有制，轉向引入私有制的混合經濟模式。戈爾巴喬夫強調，隻有通過激活市場機制和鼓勵私人企業的參與，蘇聯經濟才能獲得必要的活力和創新能力。
政治多元化與蘇聯解體
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政治曆史上采取了重大而具有轉折性的步驟，正式宣布放棄蘇聯共産黨的一黨專政制度，轉而實施多黨制。這一決策不僅是對蘇聯政治體制的一次深刻改革，也是對冷戰後全球政治格局變化的一種适應。戈爾巴喬夫的這一決定，盡管旨在引入更多的政治多樣性和民主機制，卻也标志着蘇聯傳統政治結構的開始崩解。
戈爾巴喬夫的政策轉變包括他個人角色的重大轉變——從蘇聯共産黨的總書記轉為蘇聯的總統。這一職務變更不僅僅是名義上的改變，更象征着蘇聯政府權力結構的根本變動。總統制的引入旨在減少單一黨派對國家機器的控制，增加政府的責任和透明度，以及通過引入競争機制來增強政府的效率和公正性。
然而，這些改革并非沒有挑戰。放棄一黨專政後，蘇聯多黨制的實施面臨諸多困難，尤其是在如何平衡舊有權力結構與新興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上。多黨制的引入使得多種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态得以在蘇聯政治舞台上表達，但同時也暴露了國内深刻的社會經濟沖突和地區差異。
與此同時，蘇聯政府解除了對資訊的嚴格控制，允許西方媒體如BBC和美國之音在蘇聯境内廣播。這一政策的變化，雖然提高了資訊的多樣性和公衆接觸不同觀點的機會，也使得蘇聯公民能夠更廣泛地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然而，這也為反共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提供了管道，自由派人士開始利用新的輿論空間，在電視和廣播中公開批評共産主義和蘇聯的政策失敗。
這種新的媒體自由和多元化的政治環境，加速了公衆對蘇聯共産黨權威的質疑。人們開始公開讨論和評價長期以來被視為禁忌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此外，随着更多的政治黨派群組織的湧現，蘇聯的政治生态變得更加複雜和不穩定。
政治多樣性的引入和資訊開放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公衆參與度，卻也使得蘇聯共産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黨内的分裂和權力鬥争加劇，政治穩定性受到威脅。這些内部和外部的壓力最終導緻了蘇聯體系的解體。
高放.從十個要點看蘇聯興亡[J].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2(5):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