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轉自浙大社科學報，特此緻謝。
壁帖：一種文本性與物質性交織的文獻傳統
李成晴
北京大學
作者簡介
李成晴，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唐宋文學與文獻研究。
摘 要
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五《壁帖》一卷存留了三畏齋寫帖、臨川郡齋石刻墨拓的某些文本形态。尹焞《壁帖》系“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間有一己之心得體悟，其文本形态與文獻生成過程既可與《師說》三卷互證，也展現了文本性與物質性在稿抄史料中的交織。壁帖的做法遠紹上古箴銘文化暨《論語》所載子張“書諸紳”之範型，同時因應了宋代“帖紙于壁”的文化風氣，可以看作儒門修身的“圖示化”空間呈現方法。就文本功能來看，壁帖的内在理路在于目擊道存、朝夕相見、時時觀省。就生成方式來看，壁帖有自撰、抄錄、雜錄等不同的生成方式，可結合宋代儒家自修、教人等具體的曆史情境作具體分析。随着壁帖的制度化，壁帖文本也發生了文本空間和物質性載體層面的遷移，有了走向書院與文集的兩重去向。從文本形态進入集部文獻的研究，有關其物質性載體的“紙上考古”是具有豐富可能性的研究路徑。
關鍵詞：壁帖；尹焞；文本形态；物質性；文獻傳統
本文載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4年第3期
參考注釋請見原文
宋代是一個集部文獻狀貌由多元向齊整過渡的時代。随着文獻載體在宋代的“抄印轉換”，各類集部文獻的文本形态乃至書寫習慣，也從手墨書寫的原生态漸漸被版刻墨印規範化，進而凝定為标準化的文本形态。反過來，被版刻墨印規範化後的文本形态又會對士人的稿抄書寫産生影響，于是便形成了諸多約定俗成的格式、體制或義例層面的共識。由于處在文本形态凝定的原初階段，宋代文獻仍存留了寫卷、手抄模式下的諸多個性化要素。是以，研讀宋代史料，無論是各體史著還是士人别集，皆有必要關注傳世古籍所承載的多樣文本形态乃至這類文本在曆史原境的物質性特征，進而回歸宋代集部文獻生成的曆史情境，探察作者“制造”文本的動因與用途，進而對這類史料的文本性與物質性交織的特征進行基于章學誠“校雠學”意義上的辨章與考鏡。關于這一問題，近年來已有多位學者涉足：簡牍領域，創獲頗多，其中以徐建委、陳民鎮有關早期短章、《春秋》文本生成的物質性背景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碑刻書法領域，陳碩關于書法的最新研究指出，“物質性的視角正可為穿透文本與圖像的障翳，呈現其間的複雜機制，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他沒有實物文獻輔助僅可從事“紙上考古”者，如古代的闆壁寫刻領域，也已有關于屏風、粉壁、詩闆、闆帳等的多種研究成果。本文所要讨論的壁帖也是一個實物阙如但仍有探研空間的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一、 尹焞《壁帖》的文本形态與文獻生成宋儒尹焞有《和靖尹先生文集》傳世，其集之編次别無特别之處，唯卷五類目标曰《壁帖》（見圖1、圖2），核諸六朝、唐宋文集，前無此例。清四庫館臣在撰集《四庫全書總目》時，敏銳地注意到此點，提要稱“其《壁帖》一卷，乃焞手書聖賢治氣養心之要，黏之屋壁以自警惕，後人錄之成帙”。丁丙在藏書志中叙錄《尹和靖先生文集六卷明刊本怡府藏書》時，亦稱“乃後人錄其黏壁自警之文”。二說大體近是，然于其文本形态及文獻載體之嬗遞稍顯含混。考四庫館臣之提要，實際本于尹焞《壁帖》卷尾之朱熹跋語：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置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是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敬識其後以自诏雲。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朱熹所述已頗為清晰。首先，尹焞壁帖的物質性特征為“片紙手書”，存置方式為“粘之屋壁”，這與精心刻意裝褫的卷軸條幅挂壁相比，更具有偶發性與自由度。另從物質性載體的轉換來看，尹焞殁後，家人将其墨迹“緝而藏之”，亦即将尹焞手書原件裝褫收藏，并非僅僅是錄文。而後，陽夏趙烨根據尹氏家藏的尹焞墨迹模勒刻石，陳列于臨川郡齋，且墨拓裝潢為《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寄朱熹求題跋，朱熹乃作跋語如上。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錄》稱“所書《壁帖》一卷，淳熙間有刻本”，稍近含混。蓋朱熹明言陽夏趙侯“是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可證系據尹焞手迹刻石（亦名刻帖），而非僅僅移錄文本進而雕版刷印為一部小集。之是以判定是刻帖，是因為朱熹“非取其字畫之工”一語有着明确的排他性指向——摹刻之時，存留了尹焞的法書手迹。與朱熹同時題跋者，尚有張栻，跋語曰：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置于窗壁間，今往往藏于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複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功至，而浃洽之味為無窮也。嗟乎，學者于此，亦可以得師矣。淳熙丙申三月壬戌，廣漢張栻謹書。“如此所刻”四字可證張栻也是在石刻拓本後題跋，且與朱熹同跋于淳熙丙申（1176）三月。這一年，距尹焞去世（1142）已有34年之久。取朱熹與張栻落款對讀，核諸朔閏，我們便可發現，朱熹之跋作于1176年4月22日，而張栻之跋作于1176年4月27日。不過，二人此期并不在同地，考《朱熹年譜長編》，知朱熹此時在寒泉精舍，尚未至婺源展墓；而考王開琸《宣公年譜》“淳熙三年丙申”，張栻本年則“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一直居于靜江。也就是說，朱熹、張栻很可能是分别收到尹焞壁帖之拓本，分别作跋，而不是跋于同一件拓本之後。當然，從文本對讀層面，我們也可注意到後作的張栻題跋完全沒有與先作的朱熹題跋“互文”，而這種文本性層面的呼應是同卷先後題跋文本常見的撰拟特點。于是可以判斷，今見《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五《壁帖》卷尾之朱熹、張栻二跋先後相繼，當是趙烨在收到朱張二人分别寄回的題跋之後接裱于卷尾的。後來，朱熹也沿承了将尹焞遺墨刻石的傳統。在手跋尹焞壁帖四年後的淳熙庚子（1180）夏五月，朱熹曾将另一種尹焞書帖刻石，然後安置于白鹿洞書院，且撰《跋和靖所刻帖》曰：“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祈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于此，我們也可窺見宋人傳錄前賢文字往往并不滿足于文本的留存，更是用心于手迹的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