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一天的24小時被切割得很碎，他無法計算一天要給母親換多少次衣物、清理多少次痰漬、擦拭幾次嘴角，他的生活“秩序”就是沒有秩序，突發狀況随時可能在下一刻到來。他的母親今年85歲，是阿爾茨海默病重度患者，無法控制自己大小便，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排洩，對胡泳來說，這意味着随之而來的擦拭、清理、換洗床單和洗澡。
此外，他還要負責做早、中、晚飯，洗衣服，喂藥，推着母親在小區遛彎，深夜把她扔了滿地的東西撿起來。這些事務間隙，他抽空睡覺，處理工作，寫書寫論文，和正處于青春期的孩子通話，和妻子見面。
作為一個50多歲正值盛年的人，胡泳的身份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在家中，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妻子的丈夫。近三年來，生活把他推向了第三個身份：一位失能老人的長期照護者。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釋出的《中國老齡産業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截至2022年末，國内60歲及以上老年人達到2.8億，其中半失能、失能和失智老人約4400萬。這意味着，每6位超過60歲的老年人中，就可能有一位無法自理。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中，失能、半失能率達40％左右。
2018年12月4日，河北泊頭市福星園老年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護理人員幫助失能老人進行康複訓練。本文圖/新華
失能老人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長期照護，否則無法建立起“正常”生活。穿衣、洗澡、進食、上廁所、上下床和大小便控制，這些被稱為“基本日常生活活動”，是評估老人失能程度的關鍵名額。另有一些行為屬于“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包括做飯、購物、打電話、做家務和乘坐公共交通等，衡量的是老人在社群中獨立生活的能力。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老人中，兩類活動中至少有一種需要幫助的失能老人約占17.8％。這些迫切需要幫助的老人裡，有11％無人照料。
這組資料來自北京大學對中國健康與養老情況的一項多年追蹤調查，是一個大樣本調查，對象覆寫28個省份的150個縣區和450個村莊或社群。數字背後，是一個個現實中無力的老人和缺乏尊嚴的晚年生活。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一位80多歲失能老人的家裡，王芳對眼前的場景心有戚戚：一張并不寬敞的雙人床上，老人佝偻着身子躺着，雙手向内屈成扭曲的形狀，拇指像萎縮的葡萄幹一樣蜷縮在掌心内，身下墊着隔尿墊，床邊放着尿壺，沿着床邊走一圈，幾乎就走完了一個老人晚年生活的全部半徑。
王芳是江蘇南通市的一名資深養老護理員。2017年，當她第一次進入這一半徑時，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床上大面積的皮屑，有大如指甲蓋的，也有很多細小密密匝匝地鑲嵌在床單、被罩上，這是長期不洗澡導緻皮膚幹燥發癢的後果。“第一次我掃出來的皮屑裝滿了整個簸箕。”王芳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洗澡，對這位80多歲的失能老人而言，是生活中最值得期待的事情。因為頸椎骨折，他已卧床20多年。他有一兒一女，平日主要靠接近同樣高齡的老伴照顧，隻有兒女有空的周末，由兒子和女婿兩人共同上門，一人扶他的上半身，另一人攙下半身，才能把他的軀體挪到衛生間。衛生間很小，也沒有适老化改造後的扶手，兩人給老人簡單沖洗一下，就很快把他抱出來。再下一次，可能就是下個周末，或更久。“他的兒女都在本地打工，忙的時候也顧不上。我第一次上門給老人洗澡，和他磨了很久，他不能接受外人給他洗澡，他說你給我洗了以後，子女以後不管我怎麼辦。”王芳說。
這是一個典型的失能老人家庭，由尚有行動力的配偶照顧另一方，子女提供經濟或照料上的補充，出于經濟壓力沒有請保姆。“南通保姆的月薪就要5000~6000元，但普通打勞工的薪資也就4000~5000元，老人終身俸在2000元上下，是以請保姆的經濟負擔很重，很多家庭都不願意。”王芳分析。
南通是中國最先“老去”的城市之一，早在1982年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比全國平均資料提前17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表明，2020年南通市60周歲以上人口231.87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0.01％，2023年這一比例上升為32.75％。此外，南通還是著名的“長壽之鄉”。據王芳觀察，“小老人”照顧失能“老老人”的情況非常普遍。“為了照顧‘老老人’，很多‘小老人’就被徹底牽絆在家裡，自身不再有社交活動，時間久了，會産生很多負面情緒，被照護的老人也經常心懷愧疚，覺得拖累了家人。”
她認為，一個失能家庭的脆弱性，不僅展現在肉體上的勞累、經濟上的付出，還有心理上的巨大壓力。多位專家指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背後，反映出當代中國家庭所承擔的傳統養老功能的弱化。
過去四十年，與國内老齡化同步發生的另外兩件事也影響深遠：一是獨生子女政策之下中國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根據2022年11月釋出的《中國健康老齡化之路：北京大學——柳葉刀重大報告》，中國80~84歲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數量為4個，70~74歲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數量僅3.5個，60~64 歲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數量僅為2.8個，其中僅有一個孩子的老人占11％。未來，老年人擁有的孩子數量會不斷下降。
王芳發現，獨生子女一代特有的“421”型家庭結構中，由于沒有兄弟姐妹分擔，又負擔不起保姆，夫妻二人為了照護失能父母，有時需要一方辭職在家全天候照料，但辭職也意味着收入減少，“留在家裡的人經常還要做點線上的兼職”。另一種情況是，夫妻二人都外出工作，中午見縫插針回家給老人做飯、喂飯或翻身，“但這樣對老人的關注不充分，老人的生活品質一般很差”。
另一個重大變化是城鎮化。以南通為例，由于距離蘇州、上海等地隻有一個多小時車程，很多南通的年輕人選擇外出打工并進城安家，但老人難離故土。在南通市通州區十總鎮，區域内60周歲以上人口占比高達45％，多數為空巢老人。被留下的失能老人由誰照料？
2024年1月22日，在浙江甯波市鎮海區金生怡養院，醫護人員為一位失能老人提供護理服務。
唐恒是一位專門研究養老機構的社會學博士生，他在北方某四五線城市調研後發現，正規的養老院之外，還有一類藏在居民樓裡的“灰色”小型養老機構。這類機構一般假借家政公司的名義，沒有在民政部門正式備案。常見的營運模式是兩位50歲上下的阿姨租一套80~9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住下七八個老人，收費标準比正規養老院低得多，每月隻需要一千元出頭，也不挑人。
和樓裡的其他戶相比，乍一看，這裡沒有太大不同，除了客廳裡并排放着3~4張床，沒有電視和沙發。但仔細觀察，會發現每個床頭都有呼叫鈴，廚房鍋具也比一般要大，狹窄的衛生間裡安裝了扶手，這是最基礎的适老化改造。唐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選擇住進“灰色”機構的老人主要有三類：子女外出務工的留守老人或失能、喪偶老人，“總歸是找不到人照顧自己，也住不起正規養老院”。
國家衛健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郝曉甯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面對龐大的失能老人群體，随着“421”型家庭結構已然形成，空巢家庭逐漸增多，個體家庭已很難承擔起老人的長期照護負擔。與此同時，社會力量提供的專業照護服務明顯不足，形成了“照料赤字”。
長護險頂層設計“宜早不宜遲”
如何解救被“捆綁”住的長期照護者？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張盈華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必須建立一種社會保障制度來兜底。
為失能老人提供護理保障和經濟補償的長期護理保險（以下簡稱“長護險”），被視為一種關鍵解決方案。自2016年以來，國家已啟動了兩輪長護險試點，目前試點範圍已擴大到全國49個城市。據國家醫保局統計，截至2023年6月底，長護險參保人達到1.7億，累計超200萬人享受待遇，累計支出基金約650億元，給失能人員家庭年人均減負約1.4萬元。
2024年1月9日召開的全國醫療保障工作會議上，醫保局進一步強調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推動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用了同樣表述。而在2021~2023年連續三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提法都是“穩步推進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今年去掉“試點”二字，被視為一個明确的信号：長護險制度将從試點走向全面鋪開。多位受訪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今年之内，國家層面或将出台關于長護險的頂層設計，具體的實施細則可能要等到明年。
從地方實踐來看，長護險試點八年來，各地在推行時都很謹慎，主要展現在兩方面：一是覆寫範圍很有限，多數試點城市隻覆寫城鎮職工，沒有納入城鄉居民；二是主要籌資管道是“走醫保”，即直接從醫保基金中按一定比例劃轉，沒有形成獨立籌資。
張盈華分析說，長護險推行最大的挑戰是長尾風險，也就是說，随着老齡化和高齡化繼續發展，失能人口将越來越多，失能便由家庭風險逐漸彙聚成社會風險，屆時将難以預測政府要承擔的支出規模到底會有多大。如果沒有一開始把制度設計好，很容易給繳費人群和政府财政帶來巨大負擔。是以，全世界範圍内，隻有荷蘭、日本、德國、以色列、南韓等少數國家建立了長護險制度。
以德國為鑒，20世紀90年代建立長護險制度之後，繳費率由參保人總收入的1％一路升至今天超過3％。張盈華認為，和德國的“以支定收”不同，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主要由政府兜底，繳費标準一經确定，一般不會輕易向上調整。多位專家指出，這也是國家層面一直沒有出台統一制度的原因所在。
“頂層設計出來前，地方試點也必然會比較謹慎。是以，目前大多數試點地區的長護險基金都出現大量結餘，就是錢沒能有效花出去，部分地方政府在有意識地控制支出。”張盈華進一步解釋。
甯波是全國首批長護險試點城市之一，也是浙江省唯一的國家試點城市。80後幹部嚴晶是甯波市醫保局醫藥服務管理處副處長，全面參與了甯波長護險制度的設計和落地工作。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坦率地說：“我們腦子裡一直有一根弦，社會保險制度永遠隻能往前走，不能往後退，是以在國家正式制度公布前，試點的步子不能邁得太大，否則到時候就收不回來了。”
正基于這一考量，從2017年底正式試點算起，此後五年裡，甯波長護險的覆寫對象隻面向部分區的職工醫保參保人員，且限定為定點養老機構内的重度失能人員。“這種小口徑試點确實存在不公平之處。”嚴晶解釋，一方面，沒有固定養老金收入、醫保待遇又相對較差的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員未納入保障，他們失能後的脆弱程度更高；另一方面，出于經濟因素和傳統養老觀念，絕大多數老人并不在養老院裡，現實中，長護險的閱聽人面很窄。
嚴晶說，這五年，甯波市醫保局内部一直在讨論要不要擴面，“到後期有點等不住了”。長護險制度的推行涉及到醫保、民政、衛健、财政等多個部門，各類關于長護險試點的相關政策中都隻提到了職工，由于缺乏頂層設計上的明确支援，不同部門在統籌溝通上遇到一定障礙。
張盈華等人調研了49個試點城市在長護險運作時的地區差異，結果發現，截至2021年，在49個試點地區中，共有26個地區的長護險隻覆寫城鎮職工，有18個地區實作了職工和居民的全覆寫。
張盈華等人的研究指出，醫保基金劃轉能力差異是試點地區受益面寬窄不一的客觀原因之一。與職工醫保相比，居民醫保基金的結餘相對更少，以2021年為例，資料可得的45個試點地區職工醫保基金平均可支付月數是20.8個月，但居民醫保基金平均隻能負擔8.4個月。2023年1月起，甯波開始實施長護險新規，成為省内率先實作職工和居民全覆寫的城市。
長期關注養老問題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馮文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未來長護險在國内全面推開後，不建議再分人群保障，職工和居民最好一體化推進，但這确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尤其對一些居民醫保基金自身吃緊的地區。
“全國各地的醫保基金非常不平衡，長護險要想推向全國，如果資金來源一直是從醫保基金劃轉，将不可持續，必須獨立籌資，建立一個獨立險種。”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實上，在2020年開啟第二輪試點時，在國家層面最重要的指導性檔案《關于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中，就提出長護險制度要“堅持獨立運作，着眼于建立獨立險種，獨立設計、獨立推進”，明确了長護險作為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之外的“第六險”地位，需要在醫保之外額外征繳。
2023年9月12日，河北唐山市古冶區一家養老機構，從業人員指導老人進行康複訓練。
但關鍵問題是，錢從哪兒來？
各試點的長護險基金主要來自個人、機關和财政補貼，也有部分地區引入了福彩公益金。以甯波為例，目前按每人每年90元的定額标準獨立籌資，在職職工由機關和個人各承擔45元，職工個人承擔部分直接從醫保個人賬戶中代扣代繳。城鄉居民個人承擔30元，财政補貼60元。
鄭秉文建議，當長護險推向全國時，可以和醫保實行“一單征收”，相當于醫保繳費時，在前端附加一部分單獨作為長護險繳費，雖然用了醫保的管道和繳費基數，但長護險有自己的資金池和賬冊，獨立管理。嚴晶也認為，“與基本醫保同步參保繳費”在短期内或許是一種有效途徑。“比如在甯波，如果現在要求城鄉居民每人每年額外繳費30元給長護險，肯定很多人不願意。而随着人們對長護險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增強，未來，這可能就不再是個問題，需要一個引導的過程。”
多位專家指出，目前試點政策碎片化嚴重，不同地區的籌資方式與标準、待遇水準和服務項目等差異很大。以籌資水準為例，“有的地區規定每人每年12元，有的地區達到了180元，相差了十幾倍，太過懸殊”。鄭秉文說。
張盈華建議，未來最好全國“一把尺子”，比如以各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繳費基數，繳費率的确定以當地大多數參保人員可承受為準，例如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2％~0.3％确定籌資标準，多管道分擔繳費，居民的個人繳費應比職工低一些，“籌資标準需要根據各年齡段的失能發生率、人口結構、籌資可負擔性、制度财務可持續能力等多項要素測算，并形成科學的調整機制”。她還提醒，未來在全國鋪開長護險，必須要在科學精算基礎上，一方面，擴大“應保盡保”範圍；另一方面，做好社保制度的“自平衡”，将籌資标準和待遇水準控制在社會和政府可承受界限内，防止陷入“供養型福利社會”的泥淖。
供養型福利社會，即“未富先老”，在經濟發展水準尚低時步入老齡化社會，一旦處理不好，就會發生失能群體待遇不高、工作一代稅負卻重的局面，而且由于繳費人群不斷變小，待遇人群變大，繳費負擔勢必會加重，将使福利侵占社會資源并“擠出”生産。
鄭秉文呼籲，國家要盡快結束試點，建立全國統一的長護險制度，對籌資模式、籌資标準、征收方式、籌資原則等進行規範，否則等地方在試點中形成各自路徑依賴，屆時再統一就會難上加難。馮文猛也強調，長護險頂層設計的出台“宜早不宜遲”，因為越往後，中國失能老人的照護負擔積累得越多，全面推行也就更難。
目前，浙江已成為全國首個全面鋪開長期護理保險的省份。根據今年2月釋出的《浙江省建構多層次長期護理保障體系實施方案》，到2025年，浙江要普遍建立城鄉一體的政策性長護險，2027年完成全省覆寫。“現在，全省内幾乎所有地市都開始研究長護險制度，一邊準備一邊等國家的‘發令槍’。”嚴晶說。
“不過，國家要在不同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确實需要時間。”馮文猛說。
2023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市，助浴師為一名81歲的老人（右一）修剪指甲。
“不一定是失能老人最需要的”
新冠疫情最嚴重時有幾個月，胡泳和父母隔離在家，徹底感受到照護的殘酷。“最崩潰的不是某一個具體時刻，而是當你不分白天黑夜地持續照護……每天都是龐大的工作量，一日日累積。”胡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全部的個人需求隻剩下：獲得一點喘息的時間，哪怕一點點都好。
找一個靠譜的保姆，是滿足需求的快速方案，但胡泳發現，有失能老人照護經驗的保姆非常難找。“每個失能家庭都一定換過多次保姆，我也一樣。有的保姆擅長做家務，但缺乏護理經驗；有經驗的保姆認為照顧失能老人太累，不想幹。”胡泳說。
胡泳們的困境指向了中國失能家庭當下的尴尬：他們想要專業化的長期照護，但找不到或購買不起這類服務。身為專業護理員，王芳發現，多數保姆對照護的了解僅限于吃飽穿暖等日常生活照料。面對失能老人，這些就不夠了。“給失能老人的擦洗和翻身拍背都是有講究的，擦洗時要配合按摩手法，促進血液循環。翻身拍背時不能直接用手掌實心去拍，要将手握持成空杯狀，從下往上、從外往裡慢慢地拍，防止老人受傷。”
長護險制度的初衷，就是為解決失能家庭在長期照護上的供需失衡。以甯波為例，對養老院裡的失能老人，政府按床日定額予以40~60元的經濟補助；居家養老者，每月可享受專業護理員上門提供的20~30小時服務，也有不少試點地區直接發放現金補貼，或現金和服務混合。
但實踐中，張盈華發現，目前各試點地區最突出的一個沖突，是負責提供長護險上門服務的企業“隻提供自己能提供或願意提供的服務内容”，比如上門給老人剪指甲、洗頭發等。但這些不一定是失能老人最需要的。
一位深耕長護服務的業内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很多地方政府制定的長護定價體系無法“包住”專業化服務的成本。比如，沿海省份某三四線城市給企業的一小時上門服務費是65~70元，企業有一定利潤空間去建構專業化的護理人才體系；但在某一線城市，政府支付的費用同樣是65元/時，“你能看到的一線服務人員基本上都是大媽級的”。其後果是長護服務市場的中介化趨向。
“定點服務機構變成了人頭中介公司。政府派了單，他們就臨時雇家政鐘點工上門服務。有的企業連小時工都雇不起，就直接給失能老人的家屬一點錢，讓家屬變成‘人頭’，來提供所謂的服務。家屬也沒什麼不願意的，反正有錢拿。這完全背離了長護險的初衷。”該業内人士說，目前，部分城市的長護險居家服務定價與家政小時工的定價基本相近，服務人員的用工形式與年齡層次都很難優化提升。
泰富養老服務（江陰）有限公司總經理楊麗提到了另一種市場亂象：在一些試點城市，為了獲客，很多定點企業主動提出“返點”優惠，比如政府給失能家庭購買的服務是每個月1500元，企業承諾劃出一部分以現金形式返還給家屬。這就造成劣币驅逐良币，不願意“返點”的企業沒有家屬選，但“返點”之後企業的收益率進一步降低，更沒有空間去提供好的服務。最終，認真做長護險服務的企業就選擇退出這個市場，留下的都是想“吃政府補貼”的企業。
長護險成了一門熱鬧的生意。但多位受訪醫保局從業人員說，目前沒有很好的監管辦法，尤其是居家護理，場景具有一定私密性和封閉性，執法儀、紅外成像儀、錄音等都嘗試過，但效果有限，服務人員、家屬和失能老人三方很容易達成同盟。
馮文猛說，“制度落地前提是能提供充分和專業的上門養老服務，不能光有制度，服務卻跟不上，長護險就會淪為空頭支票”。他指出，目前的中國與日本當時不同，日本1970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在2000年建立長護險制度時，整個養老服務市場已發展得相對成熟。而中國現在需要“兩條腿同時邁”，既要建立制度，也要進一步完善服務，會經曆一段艱難探索的時期，隻能邊做邊試。
在張盈華看來，目前，0到1的突破已經完成，政策激勵下，很多企業願意進入長護服務市場，“不少家政公司都在做轉型”。資本進入後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規範發展，提供與失能家庭需求比對的專業化服務。
當下，供需失衡的另一個焦點是：長護險服務是否包括醫療護理。對很多重度失能家庭而言，壓瘡護理、更換鼻飼管或尿管才是剛需。王芳解釋，很多重度失能老人，由于長期卧床導緻皮膚受壓，如果沒有兩三個小時翻一下身，或者尿不濕沒及時更換，都會增加壓瘡風險，也就是皮膚大面積潰爛甚至壞死。一旦出現壓瘡，如果護理不當，很快就會加重。“沒處理有幾種原因，有的是‘小老人’照顧‘老老人’，老夫妻倆腿腳不便，不願去醫院折騰；有的是家屬不想花錢；還有家屬自己找來一個偏方，反而使壓瘡加重了，老人也痛苦。”
“我們非常願意提供醫療服務，但苦于不具備醫療服務資質。資質的發放由衛健部門主管，衛健部門通常不願給養老服務機構開這個口子，是以在多數試點城市，長護險隻能提供生活照料服務。”一位養老服務企業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隻有在上海等少數幾個地區，當地允許養老服務企業辦護理站，以護理站的名義提供上門醫療服務。
這位負責人擔心，如果機制上長期沒有理順，長護險定點企業滿足不了失能家庭的剛需，服務提供者和使用者間就無法形成很強的黏性，整個市場就會越來越窄。“長護險作為一個杠杆，是為了撬動更大的養老服務市場，市場做大了，才有企業生存的空間，任何一家養老服務公司光靠長護險肯定是吃不飽的。”
根據2020年釋出的《指導意見》，長護險提供的服務是“基本生活照料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醫療護理”。但專家指出，試點地區對何謂“與之密切相關的醫療護理”，及其與醫保之間的邊界，認知一直模糊不清。
近日，某試點城市提供的長護險服務包裡新增了導尿、吸痰、造口護理、血糖監測等醫療服務項目。該地區醫保局幹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幾項都是醫保部門一點點和當地衛健委談判出來的。
楊麗希望，未來可以将長護險服務和衛健的家庭病床、民政的家庭養老床位關聯起來。長護險每月最多為家屬緩解20~30小時的照護壓力，但關聯以後，家庭養老可以安裝适老智能裝置進行24小時遠端監護，家庭病床則有中心醫生上門定期提供基礎醫療服務。她還建議，民政、衛健和醫保三家應統籌出一套服務方案，對服務企業設定更高的專業化門檻，同時把各部門涉及的服務邊界定好，讓政策更好落地。
2021年11月25日，在福建晉江市社會福利中心，護理人員為參保長護險的老人服務。
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嚴肅的事
提供更好的服務前，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常為人所忽視：失能評估。
“失能評估相當于長護險基金支出的閥門，通過确定合理的評估标準，政府可以将制度保障控制在适度範圍内，防止過泛或過窄。”張盈華說。
試點初期，各地紛紛自設标準。2021年8月，國家醫保局會同民政部釋出了《長期護理失能等級評估标準（試行）》。評估名額由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認知能力、感覺覺與溝通能力等3個一級名額和17個二級名額組成。但馮文猛指出，随着大家對長護險認識的深化及居民需求的變化，這套名額體系有待進一步優化，尤其在醫療健康方面的評估和名額建構上，目前在落地時，為不同等級的失能老人提供對應的醫療服務建議還存在改善空間。
多位專家建議借鑒日本經驗。日本的“介護等級調查”有多個步驟：首先由地方政府委派的負責人進行家庭通路調查，包括生活機能、認知技能、社會活動等幾十項，有一套算法在背景自動算出失能等級，進行“一次判定”。然後以“一次判定”結果為參考，在地方政府組織的介護認定審查會上，由保健、醫療、福利等多部門專家共同進行“二次判定”。
對通過評估的失能老人，日本會根據其失能狀況制定專門的“介護服務計劃書”，由政府指定居家護理服務公司的照護經理制定，護理員則根據計劃書來提供服務。張盈華指出，“介護服務計劃書”相當于定制化的“長護處方”。中國試點地區在推行長護險時很少會提供這種處方，也缺乏照護經理這類角色，評估和服務存在一定程度脫節。
一位長期研究失能評估的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制訂照護計劃也有利于後續監管，減少騙保。“也就是用服務的項目對評估結果交叉驗證。如果評估認定老人的失能等級很重，在對應照護計劃中要求提供喂飯服務，但後續回訪時發現，沒有給老人提供進食服務，這說明當初的評估可能是有問題的。”
多家受訪企業發現，目前失能評估名額在執行中存在主觀化問題，亂象頻發。前述深耕長護服務的業内人士說，很多定點服務企業為了短期内搶占市場，會“養”一批銷售，讓他們主動“教育訓練”老人如何通過長護險評估，比如假裝無法獨立穿衣、口齒不清、行動不便。每申請通過一個人，銷售就能獲得一單提成，有的提成高達上千元，銷售為了獲得更多提成，甚至會通過各種管道買賣老人資訊。“現實中，失能人員評定與政策待遇享受方面的誤導性與騙保行為很普遍。”
多位專家指出，中國的養老服務市場還處于初期階段，在評估、服務、準入門檻和監管等多方面，都需要國家層面進一步立法規範。
這也是胡泳想呼籲的。他說，每個人最終會成為照護者，或被照護者，這是一件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嚴肅的事。去年，父親去世後，胡泳和母親間，小心翼翼地維持着一種“微妙的平衡”，“一旦母親的身體出現任何别的問題，平衡就會被立刻打破，屆時照護的負擔隻會更重。”胡泳說。
說到底，每個人都要思考：想要擁有一種怎樣的晚年？或更直覺地說，想要生活在什麼樣的味道中？
護理員都知道，如何判斷一位老人是否得到充分照護，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聞氣味，異味大，可以說明很多事，可能是排洩物沒有及時清理、長期沒洗頭、房間垃圾不倒、床單沒換、沒開窗通風，甚至褥瘡傷口化膿。由衰老導緻的一切都可以在氣味中被分辨，聞着這些味道的失能老人，也更深刻地了解老去意味着什麼。
（唐恒、王芳為化名）
來源：總第113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原标題：失能老人養老之難
作者：霍思伊
編輯：陳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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