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式午餐。視覺中國|圖
讀者最近老問我什麼時候再開始寫呢? 寫什麼? 寫散文。中文的還是德文的呢? 中文的。德文的不要嗎? 你最好把它給德國人看吧！你們不想讀嗎? 我們不會你的母語。沒有學過嗎? 是的，沒有。真的嗎?連一點點德語也沒有掌握嗎? 那麼，我首先給你們講兩三個故事。
我想起汕頭大學有一個教授，她在柏林讀過博士，用英文寫畢業論文。過了五年後，她隻能說兩個德文單詞: ein bisschen (一點點)——她這樣回答人家問她會不會德語的問題。還有一個在柏林待過三年的小夥子，他多學了一個德語單詞，是以可以說Rindfleisch zum Mitnehmen。在柏林期間，他每天中午吃牛肉，到了小吃部以後，他就要求給他可以帶走的牛肉。為了省事兒或是省錢，他一邊走，一邊吃飯。每年365次，三年1095次。在德國吃完了最後一頓飯，他還會吃牛肉嗎？回到中國後他會享用三年的餃子嗎？比如每天中午在北京的街上喊一聲: 餃子，打包帶走！
如果我向他們兩位學習的話，我在中國隻會說兩三個漢字就夠了。每天12點在面店請老闆給我炸醬面，學會“炸醬面”三個字，我也可以好好過日子吧？但不再吃烤鴨，也不吃麻婆豆腐，這樣的生活還是理想的嗎？不知道有沒有人問過我說話與吃飯有什關系，也可能兩位學者沒有發現德國除了一點點牛肉外還有烤香腸，抹上美味的芥末，他們的肚子可能也會很滿意。他們兩位好像更沒發現除了“一點點”外的德語還有其他的詞語，比方說馬克思或恩格斯等。
我不清楚這兩位中國人是不是我的讀者。也許他們覺得顧彬不再寫散文，我們除了“一點點牛肉”外不吃别的也不說其他的。有邏輯嗎？很有邏輯。請看河南大學的王老師。這位語言學家每天學五句外語，同時每個中午享用五道外國菜。比方說學過五句西班牙語，他就在西班牙飯館開始訂 Paella、Tortilla、Jamón Serrano 等食物。這樣他一年之内已經嘗過1825道不同的、外國的菜。不必說他其間掌握了很多種外語。他是我們的好榜樣。
顧彬呢? 他沒有學過很多種語言也沒有吃過1825種外國菜，但是他出版過很多本書。特别是在疫情期間，他在寫新的叢書——《中國古代詩人》。李白、曹植，都是他的寫作對象，寫作讓他覺得很幸福，不用面對 COVID-19，相反地可以在國内外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
請放心，顧彬老頭兒不會停止寫作。如果不寫散文，他會寫别的，比方說他的自傳。這些天他剛完成了第五本自傳，一共一千多頁。現在他開始思考第六本。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在什麼情況之下創作都是可能的。連在棺材裡還可以繼續沉思，因為人剛死時耳朵還是開着的，能聽到周圍的人在說什麼，哭泣不哭泣，高興不高興，人最後終于走了。
我們的存在與牛肉、語言有關系嗎？很有關系。也可能我們有一天在柏林的街上獨自走路，一邊因為肚子餓想吃牛肉，一邊找不到路必須問行人怎麼走。誰都知道首先是語言，再是肚子。沒有說話的能力，不能問的話，隻好迷路。迷路說明也“迷牛肉”。沒有牛肉很可能要餓肚子。
好吧，我們打聽一下，用德語跟孔子一樣問路。沒想到一個老太太用英語回答我們。我們沒說英文。啊，我們跟一個北京來的學者一樣，馬上發怒并訴苦嗎？罵柏林人他們好像以為我們外國人不會好的德文嗎？
我給你們講的第三個故事是真實發生在柏林街上的。柏林的報紙報道了一個德語流利的女學者，她是一個中國人，不高興有人用英文回應她，她不光訴苦，還加上一句可怕的話：這是種族主義。這類的說法德國人到處都能聽到，是以我們不一定每一次都特别在乎，要不然每天從早上到晚上不得很難過？
我去年從汕頭大學搬到上海外國語大學。我對上海不太熟悉，是以每天在虹口逛街。路上的人都覺得我跟他們說中文是正常的。不過，他們有時會問我是哪裡來的，還會加上這樣一句話: 作為一個外國人，你中文不錯。别在德國問一個看起來外地來的人你是哪國人，也不要歌頌他的德文。他和他周圍的人要告我搞的是種族主義。為什麼? 第一，我排外——你不可能是德國人，不是德國出生的，你不屬于我們。第二，我們的母語太複雜，你肯定學不會。
這樣我所有本來無罪的、正常的好奇與贊美突然變成一個很大的錯誤。那麼，我在上海呢，會有人用英文回答我中文提的問題嗎? 會問我是不是美國人嗎? 都有。我發怒嗎? 不，因為上海人是好意的。他們想了解。了解是我們人為了幸存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不了解的話，我們怎麼能夠做朋友?
當然，我原本希望上海人知道他們碰到的是一個歐洲人，不是北美來的！因為我們不一樣，我們的發式、衣服也是兩回事兒。歐洲人不喜歡被看成美國人。美國人從建國開始就看不起歐洲人。我們需要合作，也應該合作——中國學者想在德國的街上享用牛肉，誰都知道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生産商。另外，美國的母語幫助他們在德國的大學用英文讀博士。德語呢? 兩三個單詞就夠了吧。馬克思會寬容，因為他的墓在英語國家！我們寬厚吧！
顧彬
責編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