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中國古代制度，流傳最廣的莫過于“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曆史也”這句話，将中國2000年封建史完全歸于“專制”二字，乃至據此也給中國貼上“專制”标簽。
問題在于：既然如此判斷中國曆史，那麼專制在何處呢？況且，自秦以來，中國土廣衆民，疆域廣袤、百姓衆多，皇帝是人不是神，如何能專制一切？嶺南與淮北、山東與陝西等等風土人情大不相同，如何專制一切？
其實，以中國曆史來看，用“專制”二字概括中國封建史極不準确，甚至存在以偏概全，不信請看以下三點：
首先，皇權能不能專制
自秦朝來，中國就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其中高高在上的皇帝，其實并不能專制一切。
秦朝時期，“相國”掌握着巨大的治國權力，可與皇帝分庭抗禮。因為相國權力過大，漢朝逐漸不設相國職位，後來原本輔佐相國的丞相成為最高廷官。朱元璋時，又取消了丞相，明朝後來形成内閣制。
也就是說，雖然從秦到明清，皇權的确在加強，但客觀事實是皇帝與丞相或大臣向來争權，如此怎能說皇帝專制？反過來說，如果皇權專制一切，還需要加強皇權，還需要取消相國、丞相等嗎？
其實，往往皇帝發出“中旨”時，才具有專制色彩。因為下面大臣具有“封駁”權，就是不認可皇帝意見，或将之當成非法意見時，會逼得皇帝無奈的直下“中旨”，強行實作君主的意志，但這也代表皇帝與丞相或大臣翻臉了。明朝萬曆後期，文官強勢，皇帝中旨都不好使。
當然，清朝因為其政權特殊性，皇權的确要比以前更加專制，康熙就曾說過“今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将要務分任于人，則斷不可行。是以無論巨細，朕心躬自斷制”，因為以小臨大的統治廣大漢人的原因，故而清朝皇帝都比較勤政，這是不勤政不行。（下圖民部，因為避諱李世民，後改為戶部）
其次，用人有沒有專制
用人制度至少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如何選才做官，二是能不能随意罷免或提拔！
在選才做官上，春秋時期是貴族政治，血緣高于才華，但李悝改革後，其實已經開始更重才華了。秦漢之後走向平民政治，秦國實行軍功爵制，漢代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察舉制（舉孝廉是其主要科目之一），三國曹操的唯才是舉，隋唐之後的科舉制，曆代都有一套選官制度。尤其科舉制，皇帝最多幹預一下排名，但在沒有特别的理由下，不能決定錄取或不錄取誰。
更為重要的是，漢代察舉制是每個地區都要推舉人才，哪怕偏遠的地區，這就形成了各個地區都參與朝廷，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就是各個地區都有“民意代表”。科舉制之後，就更是如此了，朱元璋南北分榜對此貢獻甚大。是以，曆代朝廷是全國各地都有人參與的朝廷。
在對待官員上，皇帝需要按照規章辦事，并不能随意罷免或提拔某個官員。本世紀初，考古出土的裡耶秦簡上，秦朝對待下級官員有一套考核制度，該升遷的升遷、該處罰的處罰，皇帝也不好越權。曆代都有一套官員制度，皇帝如果随意幹涉，還要制度與吏部幹什麼呢？事實上，曆代皇帝很少幹涉下級官員任免，越是基層越少幹涉，當然清代可能除外。
第三，律法有沒有專制
律法有沒有專制，主要可以考察兩點：一是有無公開，二是平不平等。
春秋時期，鄭國子産“鑄刑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公開成文法。從此以後，中國曆代刑書都是公開釋出，而不是隐而藏之、秘不示人。後來，漢律、唐律、宋律等等，都是公開示人，判罰基本以此為準。
但初期的法律，雖然對官吏貴族還有些偏向，比如漢律中貴族或有的官吏有罪可以“先請”，指皇室宗親、貴族、高官犯法一般司法官吏不得擅自審理，必須奏請皇帝裁決的制度，但也強調“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或殺人者償命。到了隋唐時期，法律有了一次大進步，變得更加平等。真正的“官民同罪”始于被妖魔化的朱元璋，大明律相比之下更顯平等。
既然公開，且相對還比較公平，還能保護普通平民，那麼顯然就很難以此專制。
餘論
僅以以上三點來看，中國古代就談不上“專制”，或者說存在一些專制，但主流卻非專制。
其實，以中國疆域人口體量看，是不可能實作真正專制的，即便背後有一族鼎力支援的清朝政權，實質隻能控制中上層，也做不到真正專制，更别說沒有部族私軍的漢唐宋明皇權了。一旦真有皇權想要專制，結果必然是分崩離析，畢竟中國向來不缺陳勝黃巢這些人。相反，西方的城邦國家更容易專制。
既然如此，為何會有“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曆史也”盛傳呢？原因很簡單：一方面這是西方妖魔化中國的标簽，用來與皿煮對立，但事物隻是非黑即白嗎，沒有中間地帶嗎？另方面是當時政治革新派的宣傳需要，因要推翻清王朝，推翻封建制度，故而稱之為“黑暗且專制”。革新需要的宣傳可以，但将之當作定論，這就不可取了。
更為嚴重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還展現了兩個問題，即對西方觀點深信不疑與以西方的标準衡量中國曆史，最終幹淨利落的得出中國古代就是專制的結論。其實，由此導緻的類似錯誤可能不止于此，還有夏商周是“奴隸制”嗎，古希臘是商品經濟、戰國時的中國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嗎？等，這些以往的“定論”其實未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