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右)、副軍長項英合影
改編新四軍
新四軍是共産黨上司下的一支重要武裝，前身是項英、陳毅上司的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項英名為副軍長，實為政治委員，還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等要職。
項英資曆很老，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23年6月參加中共三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8年6月，項英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務委員。1930年8月，項英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同年底奉命調赴中央革命根據地與朱德、毛澤東會合。1931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甯都縣黃陂成立，項英任代理書記(書記周恩來)、中央軍委主席，一度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與毛澤東、朱德等紅軍上司人一起指揮了反“圍剿”和與保衛中央蘇區的鬥争。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離蘇區，進行戰略轉移。誰留下來承擔掩護紅軍主力轉移的重任?項英臨危受命，擔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率部策應紅軍主力突圍。遵義會議後，中央于1935年2月5日才與項英及中央分局取得聯系。遵照黨中央的訓示，項英指揮部隊分9路突圍，分散開展遊擊戰。項英指令埋掉電台，燒掉密碼，向贛粵邊突圍。此後，瞿秋白、賀昌、何叔衡等一批黨和軍隊的上司人相繼犧牲。
1935年4月上旬，項英組織召開“長嶺會議”，決定在“依靠群衆，堅持鬥争，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鬥争方針下，實行“化整為零，分兵遊擊”的計劃。項英上司遊擊隊在群山中與敵人進行了長達3年的艱苦卓絕的鬥争。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1937年12月，項英參與黨中央關于新四軍編組原則确定後，到達武漢，代表中國共産黨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就新四軍的編組達成協定。1938年春，他和葉挺、陳毅等分赴各遊擊區傳達黨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及部隊整編的訓示。僅用3個月的時間，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遊擊隊編成4個支隊，1萬餘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結，改編為新四軍。
1939年，項英參與了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方針的制定，此後，與葉挺、陳毅等一道，上司新四軍積極向敵後實行戰略展開。經過兩年的艱苦鬥争，建立了蘇南、蘇中、蘇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據地，新四軍部隊不斷壯大。
遭敵圍困
1940年10月，國民黨政府向八路軍、新四軍發出“皓電”，污蔑共産黨上司的軍隊不遵守劃定的戰區範圍，随意開動，不遵守編制數量自由擴編;不服從國民政府的指令，任意破壞改變行政系統;不積極抗擊日軍卻專事騷擾友軍，等等。限令共産黨上司的軍隊在一個月之内全部開到黃河以北。
12月28日，項英主持召開新四軍軍分會擴大會議，研究部隊的行動計劃。項英主張向南走，葉挺主張向東，兩個主官意見發生嚴重分歧，還有人提出分批北上的方案，認為既機動靈活，又不至于全軍受敵。最終在項英的堅持下，部隊确定南進。
1941年1月4日深夜，項英宣布部隊分三路出發，第二縱隊為中央縱隊，第一縱隊和第三縱隊分别為左路、右路，同時開拔。葉挺、項英、袁國平、周子昆與軍直随同行動，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也一起轉移。
照原計劃，新四軍部隊到達青弋江邊後立即徒涉過江，在章家渡架設簡易浮橋供軍部首長和指揮機關使用。但由于幾天來陰雨連綿江水不停上漲。前面趕到的隊伍等在江邊不能下水，後面的部隊又不斷向江邊雲集。黑壓壓的部隊開始向章家渡轉移，簡陋的浮橋很快坍塌，先到的新四軍滞留在江邊。項英隻能指令後續部隊在一個叫潘村的地方臨時停下來，等收容完掉隊人員再趕路。潘村這個不大的村莊一下湧進幾千人馬。黃昏時分，疲憊的隊伍再次踏上征程。
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發現了新四軍轉移的迹象，立即采取行動，除留下少數部隊構築對日軍的防線外，其餘各部傾巢出動，與新四軍軍直機關及第二縱隊在王嶺發生激戰。新四軍第二縱隊先頭部隊雖然拼死相争，攻下許多山頭，但終因敵人第四十師提前占據有利地形，又有炮火支援，無法打通進軍的道路。這段時間裡，上官雲相調集近8萬的兵力，從東、南、西三面對茂林地區進行重重包圍。
非常情況下，新四軍軍部一分為二，葉挺帶着作戰科科長李志高和部分參謀人員随先頭部隊向高坦挺進。項英、周子昆和袁國平同軍部機關及後續部隊一起行動。項英所帶部隊直到第二天淩晨才到達星潭。中午時分，項英指令部隊進攻高嶺，隻要突破了這一關，就可能潛入黃山。然而，部隊卻走錯了方向，錯把鐮嶺當成高嶺。疲憊的隊伍要仰攻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高嶺，幾乎是不可能的。偵察參謀帶來消息：頑軍一四四師已從雲嶺推進到茂林，其他敵人各師也在緊縮包圍圈……沖出去的希望已經很小。這時，一旁的副官劉厚總突然說：“政委，我保護你們幾個人沖出去!”他的話引起了項英的注意。
魯莽蠻橫的赤衛隊長
劉厚總，湖南耒陽人，1926年在家鄉參加農民運動，1928年參加農民赤衛隊，在火燒沖一帶活動。劉厚總在鬥争中敢打敢拼，在耒陽出了名。漸漸的，滿腦子“山大王”思想的劉厚總幾乎成了土匪，為所欲為。
1934年冬，湘南赤色遊擊隊成立，耒陽遊擊隊編為第三大隊，劉厚總任大隊長。1935年劉厚總參加耒陽縣委，為縣委委員。劉厚總對組織上先後派劉德總、劉向明來遊擊隊擔任上司心懷不滿，認為是對他的不信任。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書記王濤、特委委員兼耒陽縣委書記謝竹峰同國民黨政府耒陽縣縣長陳必聞談判，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同時成立中共耒(陽)安(仁)中心縣委，謝竹峰任書記，劉厚總任組織部部長。耒陽遊擊隊先後在天門山、通水鋪集中整頓，後到劉厚總的家鄉——江頭劉祠整訓約一個月，随後開赴皖南。啟程前，劉厚總把一部分槍支偷偷藏在了家鄉。
此時的劉厚總對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勢惶惶然不知所措。據謝竹峰回憶：“部隊開往耒陽火車站……改為沿城外公路到火車站。幾十裡外的群衆仍趕來歡送，場面極為熱烈，大快人心。劉厚總問我，可不可以喊幾句蔣委員長萬歲的口号，我立即說不能喊，他就不喊了。當時我内心感到劉厚總這個人頭腦實在太簡單了。”謝竹峰在回憶稿中還說，1938年劉厚總所在的遊擊隊開赴皖南改編為新四軍特務營，5月下旬随軍部移駐土塘。劉厚總惡習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調戲婦女、侵犯群衆利益、抓老百姓的雞鴨燒着吃等違反軍紀的事。約在9月，劉厚總被派往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劉厚總不想去，組織紀律性極差，一心想回老家。
1939年春，謝竹峰、劉厚總得到中組部準許，回到湖南。劉厚總回到耒陽後發現埋藏的槍支還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隊伍就地打遊擊了，便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要求配置設定工作。他先在教導總隊短期學習，後在軍部擔任副官處副官。因為沒有實際職務，劉厚總對黨組織更加不滿，工作吊兒郎當，作風流裡流氣。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搞摩擦，他怕死動搖，對組織、對同志不滿，動不動發肝火。
情況危急，最終項英采納了劉厚總的意見，帶着周子昆、袁國平和十幾個衛士脫離部隊，穿插突圍，乘着夜色突出東流山，在茂密的叢林中轉來轉去，第二天淩晨才發現迷了路。
戰局繼續惡化。第3天下午，敵5個師的兵力突然發起猛攻，特務團的茂林小山陣地失守，石井坑所有的防線被撕破。葉挺隻好指令部隊各自為戰，自己選擇方向突圍。失去建制的新四軍戰士被國民黨頑軍包圍。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人突破了敵一四四師的防線，化裝分散從章家渡過河北去。軍長葉挺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扣押。
項英、周子昆遇難地蜜蜂洞
貪财副官動了邪念
1941年1月16日傍晚，項英幾個人突圍途中，在泾縣的大康王村附近再次與被打散的劉厚總等人相遇。這時，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已經在突圍中犧牲，部隊幾乎損失殆盡。項英痛定思痛，一再表示突圍出去後要向中央作檢讨。2月底，在地方黨的幫助下，項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暫時隐蔽，策劃向江北突圍。突圍的路線經過偵察初步确定下來了，各項準備工作也大體就緒。項英隐蔽在山上的一個小洞——蜜蜂洞裡。項英、周子昆、黃誠(周子昆的警衛員)、劉厚總住洞内，李志高、謝忠良、項英的警衛員及其他人員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處。
三年遊擊戰争初期，項英和陳毅曾親自帶着活動經費和銀兩。後來為了保險，交給了身邊的同志保管。這些銀兩引起了劉厚總的注意，這個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山大王”動了邪念。3月13日半夜，劉厚總悄悄起身，黑暗中朝項英、周子昆、黃誠開了槍。項英、周子昆被殺害，黃誠受重傷。劉厚總匆忙将手槍插進腰裡，收斂起他們身邊值錢的東西，慌張地向山下跑去。附近的警衛員聽到槍聲後趕來檢視發現兩個首長和警衛員躺在血泊中，判斷是劉厚總幹的，立即追擊，但沒有追上。再回洞時附近的同志已經趕來，大家分析劉厚總投敵了，怕他帶着敵人來抓人，便很快清理了現場，将項英和周子昆的遺體掩埋在附近，擡着傷員轉移了。
無恥投敵惡有惡報
劉厚總下山後，先到太平縣的隔河裡找到保長，向他報告了情況，這個保長搜走了劉厚總帶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殺害了項英、周子昆。劉厚總又跑到旌德縣的玉屏鄉改名李正華，冒充第三戰區的特務密查員，要求鄉公所送他到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玉鄉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縣政府。縣長李協昆審問後，于4月28日派人随劉厚總到蜜蜂洞檢視但項英、周子昆的遺體和負傷的黃誠早已被轉移。此時，中共泾旌太中心縣委書記洪林聽村民說劉厚總來了，想在蜜蜂洞附近擊斃這個叛徒。劉厚總發現有人伏擊，倉皇逃跑，又到了太平縣城，投奔國民黨縣黨部。太平縣黨部将他押送到在休甯縣屯溪鎮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皖南辦事處，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繼續審問。
1942年7月10日，《宣報》副刊《皖南綏聲》刊載劉厚總署名的反動文章《我為什麼打死項英周子昆》，造謠侮蔑中國共産黨和紅軍、新四軍，無恥地說，“我在皖南各縣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實告訴我，中央對于被俘軍□(官)的寬大優□(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現在是徹底地覺悟了”,“今後願盡我未完的生命來為國家民族忠誠地服務到底，以贖我過去的罪惡于萬一”，一副搖尾乞憐的奴才相。但他殺害共産黨進階于部的事情一直不能核實，國民黨有關人員對他半信半疑。不久，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将劉厚總遞解重慶，關進渣滓洞看守所。劉厚總與特務搞得很熟，在獄中很自由，1948年春，國民黨軍統局決定“開釋”劉厚總，并發給2500萬元(舊币)，以資返籍。劉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錢。他向蔣介石呈上報告，厚顔無恥地拿槍殺項英的罪行去邀功。蔣介石沒有回複，但國民黨監獄又多給了一筆錢，打發他回原籍。
劉厚總拿了錢，哪敢回湖南，吃喝玩樂了一段時間後，錢财所剩無幾，便坐船準備到上海謀事。船行至九江，因無錢續買船票被趕下船，無奈過起乞讨的生活。一天，劉厚總餓倒在武記鹽鋪門口，該鋪管賬先生陳次興是湖南人，他把劉厚總扶到鋪裡，聽說劉厚總同自己是老鄉，便留他在鹽鋪做事。劉厚總又在那裡滞留了一段兒時間。
1949年，人民解放軍向江南一帶進軍，九江處于前線，劉厚總感到此地非安身之地，想起不久前辭職去江西新餘縣的陳次興，便去江西新餘縣投奔他。陳次興開了一家興記鹽鋪：見劉厚總來，便收留他幫忙管賬。數日後，新餘解放，陳次興把劉厚總當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戶口冊。
1952年7月28日清晨，新餘縣剛從部隊下來的警察局副局長黃宜蕃急召人員開會，宣布立即逮捕興記鹽鋪的賬房先生。原來，新餘縣警察局開展全城戶口核對工作時，黃宜蕃到城西興記鹽鋪核查，發現管賬先生很面熟，反複盤問，發現賬房先生不是本地人，且回答問語前後沖突，這引起黃宜蕃的高度警惕。黃宜蕃記起自己在新四軍中當周子昆副參謀長的警員時，常常見面的副軍長項英的副官劉厚總，斷定賬房先生就是叛徒劉厚總。
黃宜蕃迅速帶人包圍興記鹽鋪，抓捕了劉厚總。陳毅聞悉當年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落網後，當天給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打去電話，訓示公安政法部門盡快結案，處決叛徒同一天，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譚震林也給江西省委拍發了及早嚴懲叛徒的電報。1952年8月初，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處決。
(作者機關：北京市石景山區作協，本文原載《炎黃春秋》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