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與水井無關——談談水井假說的誤區
胡同是北方城市裡對小巷的通稱，在南方叫弄堂。金元間稱胡洞，明張爵«京師五坊巷衚衕集»寫作“衚衕”，清末至今使用台灣字“胡同”。
20世紀80年代，張清常先生“假設”胡同一詞可能起于元代，并以明清時北京地區有帶井字的地名和胡同，提出“水井假說”（以下簡稱假說）。盡管“假說”從未提出過元朝的證據，但以訛傳訛的結果，某些出版物、媒體，甚至導遊詞、中學國文書紛紛效仿，把胡同說成來自蒙古語水井幾成定論。随着對胡同研究的深入，珍藏古籍和考古成果不斷被發掘，“水井假說”遭到置疑。
經筆者考證，以井為名系大陸幾千年來留下的文化傳統，早在建元前已經存在；北京帶“井”字的胡同不僅很少，而且這些水井主要分布在寬闊的菜園和大街上，胡同與水井毫無關系。
以井為标志物并列入街巷名稱，系大陸幾千年來留下的文化傳統，并非元朝開此先河
1978年，張清常先生撰文稱：胡同系蒙古語“水井”，現在北京地名中有四眼井等以井為名的稱謂始自元朝。①但是，他并未指出北京哪口四眼井始自元。而且，如果四眼井的“井”字用蒙古語發音，那麼“四眼”兩字也該用蒙古語發音才對，“假說”也沒能提出有關例證。明清時北京确有“四眼井胡同”，即使胡同真的來自水井，那麼“四眼井胡同”豈不應該稱作“四眼胡同胡同”，我們同樣未見有此類例證。
四眼井意為井有四個井口，在元朝以前已經存在。如杭州有方井，俗稱四眼井；錢塘門外有小方井，俗稱六眼井，為唐邺侯李泌所開六井之一。宋蘇東坡《乞開杭州西湖狀》：“杭之為州，本西湖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②杭州蔫橋北有義井，俗呼四眼井；安徽池州市有“包公井”，又稱四眼井，現為市級文物保護機關。這兩個城市中的四眼井都在元以前已存在，那裡的小巷也都不稱之為胡同。
清明上河圖中的四眼井
不僅如此，四眼井還是宋代标準水井的一種形式，在元朝建立前300年已經繪入《清明上河圖》中。“假說”把北京地名四眼井視為“元代把蒙語井稱為胡同的痕迹”的說法，純屬“毫無根據”。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會，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開始利用地下水，所謂“鑿井而飲，挖穴而居”。《呂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公元前約2200年）；唐代徐堅《初學記》卷七記載：“伯益作井，亦雲黃帝見萬物，始穿井”；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有“八家為井”的記載。是以把井作為标志物并列入街巷名稱，系大陸幾千年來留下的文化傳統，并非元朝開此先河。
在大陸南方和西部城市中，以井為标志物并列入街巷名稱者數不勝數。江蘇南京有邀貴井、銅井巷、金沙井、大井巷；浙江杭州有大井巷、小井巷、井弄、井亭橋、義井巷、百井坊巷、郭婆井巷、橫飲馬井巷、袁井巷、硯瓦井巷等；福建泉州有曾井巷；貴州貴陽有扁井巷；江西南昌有土井巷；青海西甯的玉井巷，廣西玉林的東井巷，湖南長沙的水風井、雙井巷、高井街、古井巷等。這些城市當時均在元版圖内，也有蒙漢各族人民雜居共處，如果水井卻為胡同，這裡的小巷都該稱之為胡同才對。但這些城市中雖有以井為名的街巷,卻不稱之為胡同，而稱小井巷、井弄，可知胡同與水井毫無關聯。
在明北京36坊中，共有1211條街巷胡同，其中以井為街巷胡同名者僅26條，有17個坊内根本沒有以井為名的街巷，說明井與胡同并無瓜葛
1984年，“假說”提出：自明、清至解放前，北京有帶“井”字的街巷胡同87條，“這很突出”③，以此說明胡同與水井有關。
如前所述，“假說”又未指出何時、何地元人稱井為胡同的證據，這實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而其關于北京帶井字的“名稱最多的”說法也不确切。筆者僅以其曾撰文列舉過的街巷為例，就有達官貴人府第和駐軍營衛類胡同，如王驸馬胡同、忠義王胡同等200多條；單列駐軍營衛的，有帥府胡同、衛英胡同等130多條；屬畜牧業類的如草場胡同、驢駒胡同等130多條，均多于“假說”提出自元明清至解放前，北京有帶“井”字的街巷胡同 87條④。鑒于“假說”随時改動，也沒能提供其資料來源，無法進行比對⑤。筆者從明《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⑥按五城36坊統計北京城内以廟宇、井為名的街巷數目，并開清單格進行對照，以判斷井與胡同究竟有無關系。
北京的三眼井胡同從未叫三眼胡同
據《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明北京城分東、西、南、北、中五城36坊，總計1322條街巷胡同，除城關外111條不計，為1211條。其中以廟宇名為街巷胡同者201條，約占16.7％；以井名為街巷胡同者26條，僅占2.1％。以廟宇為名的街巷胡同，比以井為名者多178條，相當于以井為名街巷胡同的8.7倍。另僅南熏坊、澄清坊、明照坊三坊中,以皇家官府衙門為街巷名稱者便超過23條；以手工業、達官貴人府第、貿易集市為街巷名稱者，比比皆是，都遠遠超過以井名為街巷胡同的數量，顯然井在街巷中并無突出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36坊中，竟有約占一半以上的南熏坊、明照坊、積慶坊、黃華坊、北居賢坊、鹹宜坊、鳴玉坊、日中坊、河漕西、正南坊、宣北坊、白紙坊、教忠坊、崇教坊、靈春坊、金台坊、日忠坊等17個坊中，根本沒有以井為街巷胡同名的，并非如“假說”所提“這很突出”，說明胡同與井并無瓜葛。（見下表）
元《析津志》載，大都系“人馬之宮”。為牛馬飲水友善，水井分布在稱之為施水堂的寬闊地方，這些有井的地方并未稱為胡同
從秦漢到隋唐，薊城（今北京西南）一直是燕山山脈南北各族角逐的疆場。遼、金、元三代更把這裡稱為“人馬之宮”，是人和馬共存的地方。不僅人生活靠井，牛畜馬匹也賴井以生存。南方人出門靠船，北方人出門叫帶馬、套車。“南船北馬”，北方全靠馬和馬車。北京地區用水車或辘轳打水，為牛馬飲水友善，特别在水井旁設有寬大的石槽，再加上馬車往來的占地很大，是以水井都設在比較寬闊的地方。《析津志》：“京師乃人馬之宮，分為一統。都會之朝，公府趨事者，非馬曷能集事，城大地廣故也，而馬匹最為負苦，其思渴尤甚于饑者。”就是說在北京處處需要用馬，無論上朝、辦公、走訪都要依靠馬匹，是以最負苦的馬，馬可以耐饑餓但決不能不喝水，這自然引出了早期水井主要為誰而設的問題。
北京東花市大街上有“鐵辘轳把站”
明代北京宛平縣知縣沈榜寫有《宛署雜記》，是一部研究北京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風俗掌故的早期資料。全書分二十卷，第九卷“馬政”記錄了除市民生活用馬外，還要為官家養馬，“國朝所重在馬政，而近年以來，北虜有警，需馬尤亟。”“宣德間，令北直隸三丁養騾馬一匹，二丁養兒馬一匹，十年審編一次。”⑦“丁”早期指成年人，明朝“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萬曆初年，宛平縣冊開見在人戶壹萬陸千柒百貳拾戶，成丁三萬八千四十九口，以“三丁養騾馬一匹，二丁養兒馬一匹”計算，僅為政府代養的馬匹，就已經有一萬多頭，再加上皇家用馬、官府衙門用馬、市民生活用馬、商賈運送用馬，可見明代北京依然是“人馬之宮”。
元《析津志》裡有不少地方寫到水井，如“大憫忠寺有漆布井一口”，“崇元觀在大井頭近東”。如果元大都用蒙古語稱井，漆布井就該寫作“漆布胡同”，大井頭則寫作“大胡同頭”，但在元朝的文獻裡仍稱“漆布井”“大井”，并不稱胡同，可見把井說成胡同，純系今人杜撰，并非古人所言。
《析津志》還有一大段關于“施水堂”的記載。大都城内人口密集，來往的車輛馬匹衆多，被稱為人馬之宮。為解決過往人員和馬匹的飲水問題，大都城在一些寬闊的廟前、城門口、大街上建有水井，上設水車。“随井淺深，以辇湧水車相銜之狀。附木為戽鬥，聯于車之機，直至井底。而上人推平輪之機，與主輪相軋，戽鬥則傾于石枧中，透出于闌外石槽中。”⑧人隻要用木棍推動水車上的平輪，就能将水打出置于石槽内，以供人與馬匹飲用，非常友善。這些有井的地方稱為施水堂。
施水堂遍布全城各處，其中在鳳凰池有一座，思誠坊青楊樹下有一座，鐘樓東一座，草市一座，集賢院西一座，禮拜寺前一座，大長公主府對門一座，火者門一座，文明門内一座，齊化門外一座，平則門外一座，西宮北一座，太廟西一座，湛露坊南角上一座，普照寺前一座，平則庫前一座。這些有井的地方均不在胡同内，而且這些有井的地方也沒被稱作胡同。
資料顯示，元代北京的井不在狹窄的胡同裡，而是分布在城門口、廟前、大街、火巷，或稱之為施水堂的寬闊地方，這些有井的地方也都不叫胡同。把井當作胡同隻是現代人的一個“假設”，元代從未把井稱為胡同。
大都建設前，蒙古人已建成的幾座城市中并沒有胡同之稱
元大都并非蒙古人建立的第一座城市，早在元大都新城建立前，他們已經建設過幾座城市。1220年，成吉思汗在哈拉和林建立蒙古帝國首都，在今蒙古國境内前杭愛省西北角。哈拉和林系突厥語，意為“黑圓石”。它是一座具有中原漢族建築風格和北方遊牧民族草原生活特色的城市。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其子窩闊台汗登基，1235年命漢族工匠在哈拉和林興建宮殿。此前，窩闊台在1225年受封于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上遊和巴爾喀什湖以東一帶，建有斡耳朵于也迷裡城（今新疆額敏縣）。窩闊台登基後，又于元太宗九年（1237），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十年（1238），築圖蘇和城，作迎駕殿。《地理志》載，迦鹽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裡，圖蘇和城迎駕殿去和林三十餘裡，這些城内的街道沒有胡同一名。
1251年蒙哥即帝位後，忽必烈以皇弟之親，受任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從漠北和林南下駐帳金蓮川，建立著名的金蓮川慕府。125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在此地選址建城，初名開平府，1264年加号上都。上都的城區方圓數十公裡，流動人口數十萬。城裡有大小街道，沒有胡同之稱。
關于蒙古人建城的曆史，在《元朝秘史》中也有記載。窩闊台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一件立了站赤，一件無水處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馬赤鎮守。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沉湎于酒；一件聽信婦人言語，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将有忠義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一件将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恐牆寨圍攔住，緻有怨言。”所謂築牆寨圍攔住者，因蒙古行國，以射獵為生，驟變城郭，則以為非便，此怨言由來矣。就是說，過去蒙古人依水草而居，此前并不知道打井和築城，直到成吉思汗時才開始有了這些舉措。以上這幾座城市裡有大小街道，也要打井供水，但都沒有使用胡同的稱謂。所謂蒙古人建城時創立胡同之說，純屬無稽之談。
1264年8月，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今北京市）為中都，至元四年（1267）開始了新宮殿和都城的興建工作。元大都城址的選擇以大甯離宮的一片湖泊為中心，依托高梁河水系，包括積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以及毗鄰的上下遊河流，完成通惠河建設與白浮引水濟漕工程。大都新城依水而建，有文把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方式，改換為依井而居；把元大都依水而建，改換為依井而建，這種不尊重事實的說法不可取。
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蔬圃義園和大街上，70%以上的胡同裡沒有水井
1991年，“假說”認為，清末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1885）中記有街巷胡同約2190條，992條胡同，水井總數約為1272口，差不多十條街巷胡同就有六口井，“當年這些水井就在胡同裡”，⑨此說不确。因為無論十條街巷胡同十口井、抑或十條街巷胡同十一口井，均指街巷胡同這個總體。究竟北京的水井是怎麼分布的，大街上有多少，胡同裡有多少，寅是寅、卯是卯，必須弄清楚才可以下結論。
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比較完備地記錄了北京内外五城坊巷及其周邊街、巷、胡同、菜園、曠地、義園、茔地、寺廟、橋梁等地名沿革。在相應條目内，随文标示衙署、會館、名人故居、水井的數量和地理分布情況，是研究明清兩代北京人文地理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筆者依據《京師坊巷志稿》，按清末内外城五城區劃，對街、巷、胡同、菜園、曠地、義園、茔地的水井分類統計考證，發現北京城的水井，主要分布在寬闊的蔬圃、義園裡，而70%以上的胡同裡沒有水井，證明胡同一名與蒙古語水井之間沒有任何可對應的關系。
《京師坊巷志稿》記錄清北京城内共有井1266口。其中菜園、曠地、義園、茔地41塊，井181口，平均每塊地4.4口井；街和大街178條，井222口，平均每條街1.2口井；巷和大川澱、半步橋等未署通名的街巷899條，共有井421口，平均每條街巷0.47口井；胡同1207條，共有井442口，平均每條胡同0.36口井。足以說明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蔬圃、曠地和寬闊的大街上，而在相對狹窄的胡同裡水井的分布最少。按清内外五城區劃順序統計，北京各城區70%的胡同内沒有水井。
内城中城：清代内城中城的範圍，在今故宮周圍，東至王府井大街，西至西四，北至地安門橋、兵馬司胡同、護國寺街，南至東西長安街。計有胡同167條，井58口。其中117條胡同内無井，占胡同總數的70%；有井的胡同50條，占胡同總數的30%。
内城東城：東南俱至城根，西至崇文門街與南城界。又西至王府街迤北至交道口與中城界。北至東直門與北城界。計有胡同227條，井101口。其中144條胡同無井，占胡同總數的63%；有井的胡同83條，占胡同總數的36%。
内城西城：西北俱至城根，南至報子街與南城界，東至大市街迤北至護國寺街與中城界，又東至德勝門與北城界。計有胡同248條，井101口。其中159條胡同無井，占胡同總數的64%；有井的胡同89條，占胡同總數的35%。
内城南城：東至崇文門街與東城界，西逾宣武門至城根，北至東西單牌樓。東西長安街與中城界迤西，至舊刑部街與西城界。計有胡同86條，井24口。其中62條胡同内無井，占胡同總數的72%；有井的胡同24條，占胡同總數的28%。
内城北城：東北俱至城根，直至東直門街交道口與東城界。又南至兵馬司胡同、帽兒胡同、地安門橋，迤西逾三轉橋、定府街、與中城界。計有胡同113條，井51口。其中無井的胡同73條，占胡同總數的64%；有井的胡同40條，占胡同總數的35%。
外城中城：位在正陽門外大街兩側，東至東珠市口、三裡河北。又東至永定門大街西。東南皆與南城界。西至石頭胡同路東,西珠市口大街北。又西至闆章路東。計有胡同77條，井18口。其中無井的胡同60條，占胡同總數的78%；有井的胡同17條，占胡同總數的22%。
外城南城：位在崇文門大街西，東柳樹井北。又永定門大街東，東珠市口大街南,天檀北。西北與中城界。計有胡同46條，井7口。其中無井的胡同39條，占胡同總數的85%；有井的胡同７條，占胡同總數的15%。
外城東城：西至崇文門大街與南城交界。東至東便門。北至城根。南至左安門。計有胡同50條，井33口。其中無井的胡同25條，占胡同總數的50%；有井的胡同25條，占胡同總數的50%。
外城北城：東至西河沿關帝廟前、觀音寺街前、石頭胡同與中城界。北至宣武門城根。西至宣武門大街、菜市口、半截胡同與西城界。南至香廠永安橋東，與中城界。又南至姚家井之西。計有胡同88條，井17口。其中無井的胡同72條，占胡同總數的81%；有井的胡同16條，占胡同總數的19%。
外城西城：東至順城門大街（今宣武門大街）西與北城界，北至宣武門城根，廣甯門街（今廣安門大街）北屬外城西城街北地區。廣甯門街北屬外城西城街南地區，街南地區東至半截胡同與北城界，又東至小川澱迤南至姚家坑與與北城界，南至右安門城根，西至廣甯門（今廣安門）城根。計有胡同105條，井32口。其中無井的胡同80條，占胡同總數的76%；有井的胡同25條，占胡同總數的24%。
北京地區以苦水井居多，它的用途以灌溉農田、牲畜飲用或洗衣服等生活所用。是以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寬闊的地方，以菜園、義園、廟前、大街上最多。至于供人飲用的甜水井因數量有限，在北京安裝自來水以前，居民要靠“水窩子”的水車送水，與胡同更沒有什麼關系了。
[ 注釋 ]
①張清常：《胡同與其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出版社，1990 年，第 29 頁，“‘胡同’在蒙語本來是‘水井’，北京的地名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這種痕迹。（原載《中國國文》1978 年第 4 期）”
②《浙江通志》标點本，中華書局，2001 年，第 1411 頁。
③《胡同與其他》，第 69 頁，“1984 年我在《胡同與水井》(《語言教學與研究》1984 年第 4 期 ) 裡提出：在 1949 年以前，北京舊城區内的街巷約有 3000 條，其中帶‘井’字的達 87 條，約占 2．9％，這很突出。在明清民國時期，北京街巷名稱使用某一具體名詞的，沒有哪個具體名詞有這麼多次的出現。”“這反映了井能供水，在城市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元代‘大都’( 今北京 ) 蒙漢各族人民雜居共處，漢語吸收蒙語進入生活詞彙，成為漢語胡同，這是很自然的。”
④《胡同與其他》，第 93 頁，《北京街巷名稱所反映的北京舊貌》。
⑤《胡同與其他》， 第 16 頁，1984 年原文為“自元明清以後”，見⑶，1990 年改為“在明清民國時期”。
⑥ [ 明 ] 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5-19 頁。
⑦明沈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73 頁。
⑧ [ 元 ] 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10 頁。
⑨張清常：《北京街巷名稱史話》，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出版社，1997 年，第 402 頁，“我再提些旁證來補充‘水井’說。清末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1885）除詳列北京原内外城街巷胡同名稱外，還注明該地水井數目。老北京人都知道，當年這些水井就在胡同裡，大家公用。據我統計，該書街巷胡同總數約為 2190 條，其中有 992 條胡同，水井總數約為 1272 口，即 58．1％的街巷胡同有井，差不多十條街巷胡同就有六口井。（原載《語音教學與研究》1991 年第 4 期—作者自著）
胡同溯源
王越，北京地理學會秘書長、北京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65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地理系。先後任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六系副主任、進階工程師，北京地震局宣教中心主任、政策研究員。緻力于人文地理、地震和北京文化研究。著有《奧運北京叢書•人文北京》《源遠流長話胡同》《胡同與北京城》等。
“北京的胡同，承載着鮮為人知的曆史，豐富多彩的胡同名兒，蘊含着北京不同的地域文化。胡同裡蘊含着很多文化記憶，胡同文化為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作者✎王越
【文章來源：《北京紀事》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