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裡·薩克斯：世界2050——通往可持續發展之路

題記：2024年3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學臨湖智庫國際講壇（第九期）暨北大國發院30周年慶智庫名家講座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承澤園舉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席傑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應邀以“世界2050：通往可持續發展之路”為題作演講。本文根據薩克斯的英文演講翻譯并整理。

很高興來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各位探讨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問題。今天我想讨論的話題是，如何真正實作全球可持續發展？其内涵和意義是什麼？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為什麼是2050年？

2015年9月，聯合國通過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标，為期15年，直到2030年。事實上，在2015年确定目标時我們就知道，并不是所有這些目标都能夠在2030年之前真正實作，因為其中一些目标所需要的時間範圍明顯超出了2030年。

然而現在，在2024年這個時間點上，我們很清楚，這些目标中的大多數都無法于2030年之前在世界上大多數地區實作。這不僅因為其中一些目标實際所需的時間比設定的時間更長，而且因為，自2015年設定目标以來的九年間，我們并沒有取得所需的進展。這九年是非常動蕩不穩定的時期，甚至可以說，在這段時期内，可持續發展目标被棄之不顧。主要國家忙于處理國際重大沖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在烏克蘭的戰争，以及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并且，新冠疫情對整個世界造成了巨大幹擾，幹擾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是以，在2024年，面對實作可持續發展的挑戰，我們必須超越2015年設定的2030年時間範圍，轉而考慮更長遠的未來。在我看來，2050年應該是實作可持續發展目标的合适時間。

如何量化可持續發展目标？

要讨論成功實作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首先必須定義什麼是可持續發展，以及怎樣算成功。

“可持續發展”的原始定義是1987年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個定義強調了可持續發展的代際間關系，但這個定義不具備可操作性，因為我們不知道其中的“需求”指的是什麼，也就并不真正明白我們要實作的是什麼樣目标。

從原始定義确定以來，我們在概念化可持續發展的内涵，以及量化其實際意義方面有很大進展。現在，可持續發展可以這樣被定義——為了整個人類社會，為了當代人和後代人，去實作四個核心目标。

這四個核心目标包括：

目标一：全球性經濟發展

首先要實作全球範圍内普遍的經濟發展，使每個地方的人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這一目标背後存在很多需要解決問題，首當其沖的是在全球範圍内消除極端貧困。中國是消除極端貧困的典範，在1980年至2020年之間，以堅決的态度和方式結束了極端貧困。在1980年之前，中國社會普遍貧困，一些統計甚至估算有70%-80%的人口處于極端貧困。到2020年，中國消除了極端貧困。是以，在我所說的實作普遍良好生活條件方面，中國是絕對的榜樣。

目标二：社會包容和社會公正

可持續發展的第二支柱是社會包容和社會公正。需要強調的是，在衡量經濟福祉時，我們不能僅僅考慮平均值，事實上，社會的各個不同群體，無論是雙性别人群、女性，少數族裔，或是不同地理區域的人群，所有社會的所有人群都應該共享經濟發展、物質豐富和體面生活的尊嚴。

聯合國的口号是“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是以，進步發展應該屬于整個社會。這對世界上所有社會而言都是一大挑戰。

目标三：環境可持續性

可持續發展的第三支柱是環境可持續性。而正是這一點使可持續發展這一新概念在約50年前被世界廣泛認知。1972年之前，幾乎沒有人關注過經濟活動對地球的影響。當然，森林砍伐或土壤退化等問題在更早以前就受到關注，但是并沒有和全球性危機聯系起來。直到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全球經濟發展與全球環境問題之間的關系才被認證為全球性危機。人們意識到經濟發展的方法必須改變，以減少對環境治理和環境品質的傷害。

1972年，我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的大一新生。那一年，麻省理工學院一個研究團隊撰寫了一本重要的書，名為《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由羅馬俱樂部出版。這本書的論點是世界資源終會耗盡，使經濟增長達到極限。這本書被列入了當時哈佛經濟系學生的書單。但是，我的教授告訴我不用太認真對待書中的觀點，因為他認為市場将解決這些挑戰，如果資源朝着枯竭的方向發展，它們的稀缺性将促使價格上升，這将導緻替代品的出現和技術創新。

可見，1972年之前的世界對環境可持續性的了解并不多，斯德哥爾摩會議是第一個突破。

目标四：和平合作的治理方式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政治治理方式，使我們能夠以和平的方式全面進行經濟、社會和環境目标管理。我一直強調可持續發展要求經濟、社會、環境和政治四個支柱并駕齊驅，而其中的“政治”指的是通過和平與合作來實作共同利益和管理全球公共事務。

為什麼需要設計新的路徑？

為什麼我今天要在這裡和大家探讨可持續發展呢？因為世界并沒有走在實作上述四個目标的正确道路上。

事實上，2015年聯合國在制定可持續發展目标的過程中，曾考慮将報告命名為《我們想要的未來》。是以，“可持續發展”其實是一個簡潔的表達，用來描述我們心目中未來的樣子——我們希望，無論是在2030年還是2050年，世界将是一個繁榮的世界、社會公正的世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和平合作的世界。

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非常好的願景，但目前的現實與上述四個目标都相去甚遠。

為什麼世界沒有走上可持續發展的正确軌道？并不是因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不可能實作的目标，也不是因為我們缺乏相應的資源或知識。事實上，世界完全具備實作這四個目标所需的資源和知識。

在我看來，真正的原因在于，目前世界的制度設計、市場的運作方式、各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運作方式，以及國際社會的互動方式，都無法引領我們走向可持續發展。

按照目前的狀況往前走，可持續發展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會達到的目标，也并不存在一個如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來引導世界實作可持續發展。

我的想法是，要想實作可持續發展目标，要讓世界成為我們期望的樣子，我們需要重新設計一套目前沒有的、新的制度和戰略。我們需要既定量又定性地設計一條通往我們想要的未來的路徑。

作為經濟學家，我們應該對此建立經濟學模型，制定分析架構，找到實作這些目标的具體可行的方法。我們還需要進行制度改革，制定一系列改革政策，并動員全社會共同為可持續發展目标的實作做出改變。

是以，三點合一：一是要了解實作可持續發展所需的路徑；二是要了解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和政治架構；三是如何進行社會變革，以糾正我們現在的不足并最終形成新的制度設計？

以上三點都是非常艱巨的挑戰，而且很多人說第三點是我在癡人說夢。他們相信世界是因為不可改變的力量而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沒有人可以改變世界運作的方式。

但是，我的觀點有所不同。

首先，我認為可持續發展挑戰對人類而言是新生事物。在1900年，沒人考慮過全球環境危機；在1800年，不存在消除極端貧困的挑戰，因為那時絕大多數人都很貧窮；那時也沒有現在這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工具。曆史上當然有社會公正問題的雛形，但人類從未面對如今天這樣巨大的貧富差距。最新資料顯示，當今全球最富有的10個人的淨資産總額達到了1.5萬億美元，同時全球有10億人基本上一無所有。是以，我們目前面臨的挑戰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是以，我的樂觀主義某種程度上來自于我堅信這樣的事實——我們所處的危機并非不可修正的，我們隻是身處新的環境，因而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我相信，人類能夠取得進步，我們不會困在戰争、暴力、貧困、堕落和危機的循環中，而是有能力根據現實情況找到滿足我們需求的新方法。

其實，“全球合作”的概念也是新生事物。當然，孔子曾說“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以，人類共同體的觀念應該至少有兩千五百年的曆史，甚至可能更長。但是在現實的制度設計中，政府間互相合作的嘗試隻有一個世紀的曆史。這包括兩次實驗：第一次是1920年建立的國際聯盟，很快就失敗了；現在我們正處于第二次實驗中，即建立了79年的聯合國，目前的情況并不太好。

我想強調的是，全球合作并非從來就有，我們的嘗試也并非總是失敗，這是一件新事物，是以，我們完全可以思考新事物，并嘗試創造符合目前現實所需的新事物。這就是我想推進的。

做個小結，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制度安排，由企業、政府、市場構成的非常複雜的市場經濟的機構組合，無法幫我們實作可持續發展。

具體結合前面提到的可持續發展的四個核心目标來看：

經濟發展、消除貧困方面：

目前的制度安排無法使世界全面擺脫貧困，至少到現在還看不到希望。貧困困擾着世界很多地區，包括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南亞、中亞的一些地區。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盡管收入水準不屬于極度貧困，但經濟發展停滞不前甚至惡化，社會充滿暴力和高度不安全感，任何投資都無助于解決這些問題。全世界大約有十億人處于極度貧困中，另外還有十億甚至二十億人生活在沒有進步的環境中——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疾病和早逝普遍，兒童無法獲得可靠的教育，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得不到保障。

在我心目中，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是一個可以效仿的榜樣。中國證明可以用40年時間實作從十億貧困人口到沒有貧困人口的轉變。我總是勸我的非洲朋友們學習中國的做法，這樣，40年後非洲也能擺脫極端貧困。我堅信這一點。

社會包容、社會公正方面：

市場肯定不能解決不平等問題，而且也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促進收入和财富的合理配置設定。中國的改革在我看來是現代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但也無法完全避免不平等問題的産生，中國的城鄉差距以及地區間差距也很顯著。是以，即使最成功的改革也不能自動解決社會平等問題。

社會包容程度受到社會制度的深刻影響，是以，我們需要新的制度設計來確定貧富之間的差距相對可控并盡量收窄。世界上充滿了對少數群體的剝削、歧視和排斥，目前的社會秩序無法保證少數群體自動受益。

環境可持續性方面：

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市場經濟體系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護公共利益。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危害分為三個主要類别：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破壞，有毒污染物。所有這些都是“公地悲劇”，或市場無法解決的負外部性的典型例子。如果大氣是溫室氣體的自由傾倒場，那麼市場力量将會導緻溫室氣體災難；如果生物多樣性沒有得到某種形式的保護，市場力量将會導緻森林被砍伐，公共資源被破壞；如果允許免費向空氣、土壤或水中排放污染物，那麼人類最終是在給自己下毒。

這一切事實都很清楚，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情況在過去二百年裡以指數級速度不斷增加。全球兩個世紀的工業發展幾乎沒有受到積極的環境政策的影響。五十年前，人們已經意識到環境危機的存在，但直到今天，環境危機仍然處于失控狀态。盡管1992年就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但問題仍然存在。三十年過去了，溫室氣體排放仍然沒有達峰，更不用說歸零了。盡管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下已經舉行了28次全球會議，氣候問題仍然沒有開始得到有效的控制。我們離成功還很遙遠。

全球治理方面：

國家間的合作目前也并不是常态。我不認同美國政治學家所說的國家之間關系的常态是戰争狀态，我也不認為應該是無政府狀态。現在的事實是，國家間并不是合作的狀态。這樣的格局顯示了我們制度的失敗。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際和平架構，尤其是在大國之間。

我對此有着非常強烈的個人觀點，我認為美國對于目前許多國際問題應該負主要責任。美國是最強大、最傲慢的國家，世界上許多國際危機都是由美國造成的。但是這些現象說明，世界上還沒有一個有效的國際合作架構。

以上就是為什麼我想找尋通往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人類并沒有走在通往可持續發展的正确路徑上。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的世界中，但卻有數十億人身陷貧困。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日益增加的世界中，包括我自己的國家美國。我們生活在一個三大環境危機都處于失控狀态的世界中。而且，我們甚至沒有能力改善中美之間、俄美之間的基本關系，這使得世界陷入非常危險的戰争狀态。

可持續發展目标到底是否可行？

現在，面對上述種種難題，我們應該如何解決？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可持續發展目标到底是否可行？我的意思是，我們是否擁有足夠的物質資源和技術知識來實作可持續發展？如果是，那麼這些資源需要如何配置設定或重新配置設定？

這絕不是一個空洞的問題，而是需要我們分析論證的命題。因為有一些思想流派，比如“去增長學派”，認為隻有富裕國家适當停止經濟增長，地球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和資源提供給其他國家。1972年出版的《增長的極限》這本書提出，人類将會耗盡發展所需的關鍵資源，經濟發展會在達到生産的高峰水準之後面臨崩潰，因為突然之間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維持已經達到的生活水準。還有觀點認為，我們将無法為全球人口生産足夠的食物。根據标準預測，世界人口到2050年将達到95億人，沒有辦法在不砍伐更多森林、清理更多土地并是以破壞生物多樣性的情況下，滿足全球人口的糧食需求。

回到這個問題：考慮到世界的技術、知識、資源基礎、人口動态和地球實體系統，可持續發展到底是否可行？

我已經有了答案。而我也想聲明，作為學者，我們應該通過分析來努力解決這個争議命題，我們需要更仔細、更量化地定義所有相關内容，以科學的方式來進行嚴謹分析。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擁有足夠的資源基礎、土地面積和技術知識來實作可持續發展，我們能夠在本世界中葉結束環境危機，迎來一個更富裕、人口更龐大、社會更公正包容的世界。這是可行的。

為什麼我得出這個結論？所有細節暫且不細說，主要原因是，我相信，并不存在任何一個限制因素是無法解決的，也不存在任何資源是無法替代的。

舉個例子，有些人說，我們面臨着溫室氣體排放危機，是以必須減少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要做到這一點的方法是使用更少的能量。但是，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因為，我們每個人在中學實體課上都學過，能量是讓一切得以進行有用工作的關鍵。是以，世界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不是更少，需要更多的能源轉移。

幸運的是，有限的是化石燃料的量，而不是我們擁有的千焦或兆瓦特的數量，更确切地說，我們受限于能夠在沒有伴随的碳捕捉和儲存技術的情況下使用的化石燃料量。是以，我們需要的一條路徑是進行能源轉型，建立可持續的能源系統。這也是我們通往2050年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之一。

我已經用了15年時間支援各種研究項目，探索能源轉型的可能路徑。目前的研究成果是，我們現在已經相當清楚如何在2050年之前建立一個零碳且安全的能源系統。根據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技術知識，和到本世紀中期我們可以掌握的技術，實作能源系統零碳轉型有以下路徑：一、電力系統脫碳，使用風能、太陽能、核能等；二、交通和住房方面的電氣化，包括汽車動力的電氣化，住房取暖等終端能耗部門的電氣化；三、對于不能電氣化的部門，例如海洋、運輸、冶金等，使用非碳基燃料，例如由水解法制造的氫氣。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樣的能源轉型是否可行？例如，我們有沒有足夠的陽光來支援太陽能？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接收到的太陽輻射大約是我們使用的太陽能的5000倍。是以，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材料，比如在建築上安裝太陽能電池闆，更有效地利用沙漠，潛力将是無限的。舉個例子，假如給撒哈拉沙漠覆寫上太陽能電池闆，然後進行能源的遠距離傳輸，那就足夠供全世界的使用。當然，這不是最好的方法，隻是為了說明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在不産生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況下為整個世界提供能源。

實作目标的路徑——六大轉型

作為學者，我們需要系統地分析在所有轉型領域中的具體路徑。我認為有六個基本領域的轉型需要進行這種分析工作：

轉型一：普及教育

對世界任何地方而言，普及教育可能都是消除貧困的最重要投資。培養出适應21世紀經濟運作的人力資本，是擺脫貧困的關鍵。

普及教育也是中國成功的核心。中國在40年的時間裡大幅提高了平均受教育水準、教育品質、大學畢業生數量等方面，速度之快是史無前例的。是以，我建議其他國家首先進行的轉型就是教育。如何讓孩子們都去上學？如何確定他們獲得優質教育？

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因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隻有25%的孩子完成了高中教育，約50%的人沒有完成國小教育。這樣的國家注定繼續貧困，沒有逃脫的辦法。

在貧窮國家，孩子們沒有上學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政府無力負擔一個惠及所有孩子的基本教育系統。這導緻一個貧困陷阱：由于社會貧困，是以教育資源非常有限；又由于受教育機會有限，是以貧困在代際間傳遞。是以，打破教育貧困陷阱是一項特殊的政策挑戰。

轉型二：醫療衛生系統轉型

第二個轉型在醫療衛生領域。要建立一個全民醫療系統，能夠預防疾病、降低生育風險、保障兒童早期健康成長、控制流行病等等。

轉型三：能源系統轉型

如果不想在2050年出現能源耗盡、增長受限的情況，世界需要向零碳能源系統轉型。我們需要更多的能源，但必須是零碳能源。每個國家都面臨這樣的能源轉型，包括零碳電力、交通電氣化、工業用氫燃料等。但要實作轉型，必須逐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分析，因地制宜。有些地方陽光充足，有些地方風力資源豐富，有些地方有地熱資源，有些地方能夠水力發電等等。并且，不同地區需要互相連接配接，形成共享的能源網絡，以降低零碳能源間歇性的缺點。

轉型四：農業和土地利用轉型

農業和土地利用的轉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挑戰。因為事實證明，如果将食品部門的所有環境影響加在一起，那麼約有三分之一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食品和農業生産。排放比能源部門和運輸行業更大，這令人震驚。原因是在食品行業中，通過土地利用、森林砍伐、化肥使用、機械使用等方式大量排放了氮氧化物、甲烷和二氧化碳。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除此之外，全球有一半人口都營養不良。飲食結構的調整非常複雜而重要。而且，我們的食品系統無法适應持續的氣候變化，是以必須采取适應性措施來維護糧食安全。還要考慮到，到2050年，世界人口還會增加15億，他們都需要食物供應。

是以，農業轉型的挑戰非常大。農業部門的轉型比能源轉型更加困難，除了需要對農業技術進行重大轉型，而且由于農業部門有數億貧困人口仍在使用傳統農業方法。是以，除了技術轉型之外，社會變革任務艱巨。

轉型五：交通與城市基礎設施轉型

城市内交通和城市間交通的轉型非常重要，需要建設基于電力而不是内燃機的交通系統。中國在極短時間内建立了令人驚歎的全國性交通網絡，其中大部分可以電氣化或已經電氣化。

轉型六：數字化轉型

建立數字平台能更好地支援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國在這方面處于領先地位。我們需要能夠支援教育、健康、交易、支付、公共服務等各個領域的數字平台。這對于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是新事物，而現在這應成為經濟活動、社會治理的絕對核心基礎。

如何實作轉型？

為了實作以上六大轉型，盡管私營部門和創新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被計劃，但是我相信，在所有這些領域中，轉型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政策架構都應該由國家負責。

在我看來，中國在這方面擁有巨大優勢，國家發改委擁有高效的規劃機制。但是我認為中國的五年計劃仍不足以完成需要做的事情。

中國已宣布将在2060年實作淨零排放。對此我有兩點評論：首先，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公開的計劃；其次，我認為轉型速度應該更快一些，應該在2050年之前完成，而不是2060年。因為中國已經表現出這樣的潛力。為了實作這一目标，發改委及相關機構在北大和其他機構的支援下，需要制定一條能夠在未來25年裡精确實施的路徑，而不僅僅是一個戰略方向，然後通過每個五年計劃來逐漸落實推進，直到2050年。我們需要一個量化的、有時間限制的路徑來連接配接各種轉型。

這對國家政府而言是一件新事物，因為這不是世界上大多數政府的運作方式。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超出了現在世界上大多數政府的認知範圍。這使得實作目标更加困難。

中國有能力生産所有轉型所需的技術，但很少有國家具備這樣的能力。對于那些國家而言，如果不完全了解技術軌迹，制定轉型計劃就更加困難。這就是為什麼合作夥伴關系如此重要。各個國家之間需要建立聯系，我們才能在世界各地真正擁有智慧的、量化的轉型路徑。

另一個挑戰是，大多數地方的成功不僅需要國家戰略，還需要區域戰略。比如，在東盟國家裡，寮國可能無法獨立實作脫碳，新加坡可能僅靠自己也不行，它們需要與區域内國家合作。區域合作不是政府習慣的常态，因為政府之間通常不會在核心基礎設施上合作。但是對于我們上面提到的轉型而言，區域合作必不可少。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這需要一種新型治理方式，并且需要更加深入的合作。我鼓勵國家間的鄰裡合作，無論在哪裡，如果沒有合作，就會有麻煩。

中國應該與南韓和日本密切合作。美國想方設法讓日本和南韓把中國視為敵人，這非常荒謬，因為鄰國之間需要合作。

非洲和中國的人口數量相近，中國是一個國家，而殖民大國将非洲分成了55個國家。非洲不可能進行55次單獨的可持續發展轉型，而是需要一個真正團結的非洲聯盟。這是我每年在非洲聯盟峰會上傳達的資訊，非洲所有國家必須成為一個整體，制定一項整合的戰略，才能真正有效果。然後非洲才有可能在未來40年内效仿中國，實作快速發展。

結語

讓我用兩個簡短的觀點來結束。

通過我上面的表述，大家知道實作可持續發展是可行的。但是，實作這一目标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援，這意味着今天的貧窮國家需要從富裕國家大量借款，才能在2050年前實作這些轉型。将孩子們送進學校、建設醫院、修建鐵路和光纖網絡，所有這些都超出了一個低收入國家目前的财政收入或國内儲蓄能力。是以它們需要大量的外部融資。

那麼融資應該從哪裡來？中國總儲蓄占全世界的28%，可以用來幫助這些貧窮國家融資發展。它們可以用中國的貸款購買中國的産品。中國可以出口水電站、遠距離輸電、電動汽車、快速城際鐵路、華為5G套件等，這些正是貧窮國家所需要的，但它們目前無力負擔。是以我建議大幅擴大“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能夠大規模出口先進技術，進而使接受國家加快經濟發展，實作足夠的增長，以便在25年内償還貸款。

除了“一帶一路”規模的擴大外，還需要進行一個重大改變，那就是延長“一帶一路”貸款的期限。目前，“一帶一路”貸款的平均期限僅為10年，但是項目的發展一般需要40年，可以為開發中國家提供一些長期貸款，設定30年或40年的償還期限。這些國家将以中國的方式發展并産生收入，最終會償還這些長期貸款。這是我對中國的一個建議。

最後，我們需要推進政府間合作。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美國，因為美國關注的不是可持續發展，而隻關注自己能不能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在我看來這是很天真的想法。現在的世界不需要“第一名”，不需要領袖，而需要合作。美國的外交政策執着于打壓中國的崛起。但其實完全不必擔心，中國在任何方面都不對美國構成威脅，這是毫無疑問的。我一直努力向美國政治家解釋這一點。

我們需要真正幫助世界上所有的政府，特别是美國政府，去了解真正的挑戰不是打仗，不是擴大軍事聯盟，不是推翻其他政府，而是坐下來合作，并着手應對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翻譯并整理：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