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有一位曆史系的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裡算哪裡，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裡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着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話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來，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這個故事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麼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準來!
一有警報，别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報”。“跑”和“警報”聯在一起，構成一個詞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并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麼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确。“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惟有這個“跑”字于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内容。
有一個姓馬的同學最善于跑警報。他早起看天，隻要是萬裡無雲，不管有無警報，他就背了一壺水，帶點吃的，夾着一卷溫飛卿或李商隐的詩，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陽偏西，估計日本飛機不會來了，才慢慢地回來。這樣的人不多。
警報有三種。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紹警報有幾種，會被認為有“神經病”，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對今天的青年，卻是一項新的課題。一曰“預行警報”。
聯大有一個姓侯的同學，原系航校學生，因為反應遲鈍，被淘汰下來，讀了聯大的哲學心理系。此人對于航空舊情不忘，曾用黃色的“智語紙”貼出巨幅“廣告”，舉行學術報告，題曰《防空常識》。他不知道為什麼對“警報”特别敏感。他正在聽課，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聲喊叫：“現在有預行警報，五華山挂了三個紅球!”可不!擡頭望南一看，五華山果然挂起了三個很大的紅球。五華山是昆明的制高點，紅球挂出，全市皆見。我們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裡，正在聽講，怎麼會“感覺”到五華山挂了紅球呢?——教室的門窗并不都正對五華山。
一有預行警報，市裡的人就開始向郊外移動。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門或大西門，出大西門的似尤多。大西門外，越過聯大新校門前的公路，有一條由南向北的用渾圓的石塊鋪成的寬可五六尺的小路。這條路據說是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溝裡。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見的是馱着鹽巴、碗糖或其他貨物的馬幫走過。趕馬的馬鍋頭側身坐在木鞍上，從齒縫裡咝咝地吹出口哨(馬鍋頭吹口哨都是這種吹法，沒有撮唇而吹的)，或低聲唱着呈貢“調子”：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放呀放放牛，
妹那個在至花園那個梳那個梳梳頭。
哥那個在至高山那個招呀招招手，
妹那個在至花園點那個點點頭。
這些走長道的馬鍋頭有他們的特殊裝束。他們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腦後挂着漆布的涼帽，腳下是一雙厚牛皮底的草鞋狀的涼鞋，鞋幫上大都繡了花，還釘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這種鞋似隻有馬鍋頭穿，我沒見從事别種行業的人穿過。馬鍋頭押着馬幫，從這條斜陽古道上走過，馬項鈴嘩棱嘩棱地響，很有點浪漫主義的味道，有時會引起遠客的遊子一點淡淡的鄉愁……
有了預行警報，這條古驿道就熱鬧起來了。從不同方向來的人都湧向這裡，形成了一條人河。走出一截，離市較遠了，就分散到古道兩旁的山野，各自尋找一個合适的地方呆下來，心平氣和地等着——等空襲警報。
聯大的學生見到預行警報，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聽到空襲警報：汽笛聲一短一長，才動身。新校舍北邊圍牆上有一個後門，出了門，過鐵道(這條鐵道不知起訖地點，從來也沒見有火車通過)，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來得及。——是以雷先生才會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隻有預行警報，聯大師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課的。
跑警報大都沒有準地點，漫山遍野。但人也有習慣性，跑慣了哪裡，願意上哪裡。大多是找一個墳頭，這樣可以靠靠。昆明的墳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墳主的名諱，還刻出“×山×向”，并開出墳茔的“四至”。這風俗我在别處還未見過。這大概也是一種古風。
說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幾個比較集中的“點”。古驿道的一側，靠近語言研究所資料館不遠，有一片馬尾松林，就是一個點。這地方除了離學校近，有一片碧綠的馬尾松，樹下一層厚厚的幹了的松毛，很軟和，空氣好，——馬尾松揮發出很重的松脂氣味，曬着從松枝間漏下的陽光，或仰面看松樹上面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都極舒适外，是因為這裡還可以買到各種零吃。昆明做小買賣的，有了警報，就把擔子挑到郊外來了。五味俱全，什麼都有。最常見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麥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竈用的關東糖，不過做成一個直徑一尺多，厚可一寸許的大糖餅，放在四方的木盤上，有人掏錢要買，糖販即用一個刨刃形的鐵片楔入糖邊，然後用一個小小的鐵錘，一擊鐵片，丁的一聲，一塊糖就震裂下來了，——是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極多，個大皮薄仁飽，很香，也很便宜。我們有時能在松樹下面撿到一個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開鱗瓣，一顆一顆地吃起來。——那時候，我們的牙都很好，那麼硬的松子殼，一嗑就開了!
另一集中點比較遠，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裡，驿道右側較高的土山上有一橫斷的山溝(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溝深約三丈，溝口有二丈多寬，溝底也寬有六七尺。這是一個很好的天然防空溝，日本飛機若是投彈，隻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溝裡，即便是在溝頂上爆炸，彈片也不易蹦進來。機槍掃射也不要緊，溝的兩壁是死角。這道溝可以容數百人。有人常到這裡，就利用閑空，在溝壁上修了一些私人專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這些防空洞不僅表面光潔，有的還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圖案，綴成對聯。對聯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記得兩副，一副是：
人生幾何
戀愛三角
一副是：
見機而作
入土為安
對聯的嵌綴者的閑情逸緻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許是有感而發，後一副卻是記實。
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入雲南省境了，但是進雲南省不一定到昆明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空襲警報到緊急警報之間，有時要間隔很長時間，是以到了這裡的人都不忙下溝，——溝裡沒有太陽，而且過早地像雲岡石佛似的坐在洞裡也很無聊，——大都先在溝上看書、閑聊、打橋牌。很多人聽到緊急警報還不動，因為緊急警報後日本飛機也不定準來，常常是折飛到别處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見飛機的影子了，這才一骨碌站起來，下溝，進洞。聯大的學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對跑警報太有經驗了，從來不倉皇失措。
上舉的前一副對聯或許是一種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現實意義的。跑警報是談戀愛的機會。聯大同學跑警報時，成雙作對的很多。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着，有時還提着一袋點心吃食，寶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學來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後門。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隐隐約約有那麼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使兩方的關系更加親近了。女同學樂于有人伺候，男同學也正好殷勤照顧，表現一點騎士風度。正如孫悟空在高老莊所說：“一來醫得眼好，二來又照顧了郎中，這是湊四合六的買賣。”從這點來說，跑警報是頗為羅曼蒂克的。有戀愛，就有三角，有失戀。跑警報的“對兒”并非總是固定的，有時一方被另一方“甩”了，兩人“吹”了，“對兒”就要重新組合。寫(姑且叫做“寫”吧)那副對聯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學。不過，也不一定。
警報時間有時很長，長達兩三個小時，也很“膩歪”。緊急警報後，日本飛機轟炸已畢，人們就輕松下來。不一會，“解除警報”響了：汽笛拉長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塵土，絡繹不絕地傳回市裡。也有時不等解除警報，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烏雲，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飛機不會來。在野地裡被雨淋濕，可不是事！一有雨，我們有一個同學一定是一馬當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說那位報告預行警報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個宿舍搜羅了很多雨傘，放在新校舍的後門外，見有女同學來，就遞過一把。他怕這些女同學挨淋。這位侯同學長得五大三粗，卻有一副賈寶玉的心腸。大概是上了吳雨僧先生的《紅樓夢》的課，受了影響。侯兄送傘，已成定例。警報下雨，一次不落。名聞全校，貴在有恒。——這些傘，等雨住後他還會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斂回來，再歸還原主的。
跑警報，大都要把一點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友善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學系的研究所學生曾經作了這樣的邏輯推理：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是以，跑警報時，特别是解除警報以後，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面。他當真兩次撿到過金戒指!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的金嶽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聯大師生跑警報時沒有什麼可帶，因為身無長物，一般大都是帶兩本書或一冊論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了一隻很小的手提箱。箱子裡不是什麼别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性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别人看。沒有什麼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隻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儲存了多年，現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别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老兄聽着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抗戰期間，昆明有過多少次警報，日本飛機來過多少次，無法統計。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毀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記憶，大東門外，有一次日本飛機機槍掃射，田地裡死的人較多。大西門外小樹林裡曾炸死了好幾匹馱木柴的馬。此外似無較大傷亡。警報、轟炸，并沒有使人産生血肉橫飛，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飛機來轟炸昆明，其實沒有什麼實際的軍事意義，用意不過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脅，使人産生恐懼。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麼容易被吓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于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于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