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三大隊》的他，又寫了一個追兇故事

新周刊

2024-04-24 15:03釋出于廣東新周刊官方賬号

（圖/電影《三大隊》）

電影《三大隊》的結尾是這樣的：

張譯飾演的刑警隊前隊長程兵，終于将逍遙法外多年的罪犯王二勇送入監獄。程兵眼眶紅腫，盡是疲态，拖着步子向路口行去時，身邊閃過追兇時的每位同行者，他們一一向程兵說“辛苦了”。走至路口，程兵駐足，光傾瀉在臉上，他露出微笑。很快，他便消隐在車流之中。

（圖/電影《三大隊》）

和銀幕上呈現的形象類似，現實裡的程兵完成這一場跨越多年的追兇後，沒有回到原機關，也不試圖去證明抑或索取些什麼。于他而言，懸置于心的事情徹底結束了，在那之後，他希望老同僚盡量别再聯系他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以後該幹點别的了”。

這樣的故事，曾擔任基層民警的深藍每天都能聽到不少，時有感動，但更多的還是不解。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他，決定再度拿起筆，寫下他們的故事。

2016年年末，深藍留意到網易“人間”欄目的征稿啟事，随即投出了第一篇文章。文章的主角是一位空巢老人，他養育了三個有出息的子女。然而，子女之間心有嫌隙，在贍養父親的問題上，他們的眼裡似乎隻有錢。稿件釋出後，深藍翻看網友留言，人們的想法也分為兩派。兩派的說法似乎都有理可循，深藍依舊沒有得到答案。

《深藍的故事》系列。

8年一晃而過，如今的深藍，已出版三本非虛構作品、兩部小說。他對所寫作品及自己的定位是“寫警察的故事 寫故事的警察”。

在深藍的最新懸疑長篇小說《深淵》出版之際，我們對他進行了專訪。以下是深藍的自述。

真實存在的事情，往往具有“戲劇性”

我小時候就特别喜歡警察這個職業。不過，聯考時，我沒有考取警校。我以為我與這個職業的聯系，也就停留在“喜歡”這個層面上了。後來，我去考公務員，發現我正好符合前機關（某警察局）的招聘條件。

那年，我其實考上了兩個地方，一個是這裡，另一個是老家的農業局。幾乎沒經過取舍，我去做了警察。

我咨詢過很多同僚，大家初入警察局時，社會閱曆都非常有限。原本隻在書裡、電視上看到過的景象，一下子變成我們要直接面對的東西，心裡既忐忑又好奇。最初從警的大半年，我每天都很激動。報警電話在一樓的西頭，我平時在二樓東頭，底下電話一響，我就從屋裡飛跑過去，不管是不是我值班，都想跟着去看看發生了什麼。

作為基層民警，深藍曾多次出警，也在期間見證了形形色色的人與事。（圖/被訪者提供）

在我後來所寫的作品中，有很多看似頗具情節性的内容，實際上，我并沒有加工，就是平鋪直叙地寫出我的見聞。因為真實存在的、能鬧到警察這裡的事情，往往都是有“戲劇性”的。可能“戲劇性”這個詞不是十分恰當，但我确實找不出更精準的形容了。

很快，新鮮勁兒過去了。我的觀念也開始随着工作的深入而有所改變。對警察而言，最省事的做法當然是完全按照法律條文來，一闆一眼。可現實并非如此，每個案件都需要思考前因後果，相對應地，也會有完全不同的處理問題的方法。

（圖/電影《三大隊》）

另外一點，就是在教育層面帶來的觀感變化。我成長在一個普通工薪家庭，父母教導我的，是“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但上班之後，我發現，很多人不是這樣的——有父母不撫養子女的，也有子女不贍養父母的，這完全不在我過去的認知裡。

這一些，都是這份工作帶給我的。

為什麼寫非虛構文學？

在回答“我什麼開始寫作非虛構文學”前，我想先講幾個案子。它們不是那種抓捕連環殺人兇手的所謂 “驚天大案”，而隻是日常之中常見的案件。然而，對于警察來說，他們所面臨的危機，往往就存在于這些“雞毛蒜皮”裡。

第一起案件是兩口子打架。我和同僚抵達後，将兩人勸開，男性回了屋，但女性在停止糾纏後，還在不停地絮叨。我和同僚勸她，說着“兩口子過日子，難免有些口角”之類的話。可誰也沒料到，就在這個時候，男性一聲不吭，從我們身邊過去，走進廚房，拎起一把菜刀，二話沒說就開始砍人。閃躲過程中，我同僚挨了一刀。

（圖/電影《三大隊》）

第二起案件發生在某一年的春節期間。大年初二晚上，我們接到報警，說是小吃攤上有人打架。出警到了現場，我們發現有兩撥人：一撥是從外地返鄉的親朋，有七八個人；另一撥是本地的親人聚會。兩邊的小孩子在桌邊鬧騰，引發了口角。

在酒精的催化下，雙方都表現得極不理智。經過調解，事态有所緩和，大家也不再那麼沖動。可就是這時，一個男青年提着菜刀過來，一刀就砍在我的肩膀上。事後，我問他：“你一個大二的學生，和我無冤無仇，為什麼要劈我？”他回答：“不知道怎麼想的，當時醉得太厲害，控制不住自己。”

第三起案件，是接到報警，有人意圖在家裡開瓦斯自殺。我們借着一個由頭，騙女當事人打開了門，進去的那一瞬間，我的同僚就撲了上去，搶走女當事人手裡的打火機。事情解決完畢，我和同僚往回走，車開到半路，他突然哭了。他跟我說，“咱倆今天差點兒折在這兒，我孩子剛出生三個月，我還沒見過他。”

我說這三個例子，跟我想寫東西的念頭是有直接聯系的。

查不下去的案子，也許更有書寫的價值

寫《深淵》這部小說的時候，我正在聽改編自東野圭吾的《白夜行》的廣播劇。我覺得，一部小說，應該能夠促使人去思考。我想到，自己原本的工作，其實涉及人心、人性以及一些更深的命題。于是，我在腦海裡構思了一個叫做“辛吉然”的前警察，小說中的“我”在了解他的過程中，又牽扯出一樁陳年舊案。

《深淵》深藍著

春潮Nov+∣中信出版集團，2024-2

細心的人可能會發現，在寫小說時，我往往會将故事背景放在更早的年代。陳年舊案本身就有着迷人的部分，另外，不同時期的刑事案件偵辦，流程和難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的技術達不到，是以才會有遺漏。

《深淵》裡的辛吉然身上有一種特質，和《三大隊》裡的程兵很像。二人跨越多年依然堅持追兇，是因為心有執念。我的前上司講過一句話，我記到如今：“人們找一份工作，有的人把它當飯碗，有的人把它當職業，有的人把它當事業。”

是以，對這個行業來說，案子能不能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警察有沒有執念。每個刑警都清楚，受害人及其家屬對自己抱有希望和信任。從這個角度看，大概每個好警察心裡都有一個“過不去的坎兒”吧。

深藍筆下的追兇主角，都帶着執念，有自己“過不去的坎兒”。（圖/電影《三大隊》）

回到《深淵》這個故事，我依然有想表達的東西。無論案件多麼複雜，我還是希望讀者能看到，當中有更多與人性相關的内容。比如，面對變故，怎麼處理親人間的情感？又如何應對生活？因為，在很多時候，悲劇是可以避免的。惡也是如此，不要等到惡的種子開花結果，再去反思為什麼人可以壞到這個程度。

在之前的采訪裡，我說過，除了警察，還想過做個老師。我那時覺得，這兩個職業本質是相通的；可如今再看，我又覺得兩邊還是有差别的。學校對孩子的教育需要明辨是非，因為一個孩子很難了解所謂“中間地帶”，硬性灌輸可能會令他的價值觀跑偏；而在警察的工作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平衡“法律”和“人”之間的關系是最重要的。回過頭看，教師有教師的職責，警察有警察的使命。我想，我的寫作，也是如此吧。

· END ·

作者丨L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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