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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作者:MTO社

戰争在你願意時開始,卻并不在你樂意時結束。

——馬基雅弗利

自去年10月以來的這輪巴以沖突,可能是除了俄烏沖突外,最大的一隻地緣黑天鵝。

許多朋友關心:這輪沖突中出現的以伊互炸,會不會演變成大規模地區乃至全球戰争?以及何時是個頭?這輪沖突,會如何影響貴金屬和大宗商品投資?

我的初步判斷是:如今的巴以沖突,不太可能演變成大規模地區或全球戰争,但這輪沖突,确實出現了一些具有節點性意義的事件,比如伊朗、哈馬斯都表現出具備大規模襲擊的實力,而以色列則似乎多了些“畢功于一役”的急躁迹象。

這可能是最危險的信号,但也可能不是壞事。這些迹象讓這場沖突,有點類似1973年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争,而那是一場扭轉了全球地緣格局的關鍵一戰。

01

内塔尼亞胡

多年後,本雅明·内塔尼亞胡依然記得,7歲那年,領居男孩穿着軍裝,乘着吉普車,非常得意地給他和一衆小朋友分享來自埃及的巧克力。

那是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提前收回蘇伊士運河,第二次中東戰争爆發。法英以三國聯手,奪下埃及西奈半島,搶占運河區,巧克力就是從西奈半島小鎮上購買的。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争爆發。剛滿18歲、正在美國讀高三的内塔尼亞胡,提前結束考試回國參戰。對于迫不及待奔赴戰場的小兒子,父母一絲擔憂的表情也未顯露,唯害怕他的報國熱情撲了空:“你确定那裡真會爆發戰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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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内塔尼亞胡

内塔尼亞胡的祖上,跟許多以色列早期移民一樣,來自沙俄統治下的斯拉夫地區(波蘭),姓氏都有個“斯基”。

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迫害猶太人,催生出猶太人回歸“故土”巴勒斯坦的錫安主義運動(即猶太複國主義運動)。1917年,英國為瓜分奧斯曼帝國,發表《貝爾福宣言》,支援錫安主義運動。

1920年,内塔尼亞胡的爺爺,乘着股風潮,舉家搬遷至巴勒斯坦,并将姓氏希伯來化,從原來的米雷伊科斯基,改成内塔尼亞胡,意喻“上帝賜予”。

内塔尼亞胡的父親本齊翁,追随他爹的腳步,成了一名修正派錫安主義學者。這一派的主張,激進、鷹派。1947年,聯合國大會181号決議即巴勒斯坦托管地分割方案通過,多數猶太人歡欣鼓舞加淚流滿面,唯獨修正派不開心,聲稱,“猶太人分到的土地隻占巴勒斯坦總面積的57%,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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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齊翁和兒子内塔尼亞胡

錫安主義,自誕生之初,就有許多競争性的派别,除了修正派,當時還流行社會主義派、自由派和宗教派等。

20世紀早期,由于蘇聯社會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加上許多猶太人來自斯拉夫地區,社會主義派錫安主義最流行,以色列“建國之父”本·古裡安,就屬于該派别,該派後來演變成為以色列執政時間最長的黨派——以色列工黨。而本齊翁所在的修正派,則演變為現在執政以色列的激進右翼黨派利庫德集團。

自1948年建國至今,以色列内部政治派别衆多,但紛争主線,就是相對溫和的工黨和激進的利庫德集團之間的競争。

第四次中東戰争打完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首次出現“非戰”選項,這大大“激活”了雙方陣營的激進派。

1982年,利庫德集團首次赢得以色列大選,打破工黨執政29年的局面,差不多同一時期,1981年主張和平談判的埃及總統薩達特,被國内激進派刺殺緻死。

上世紀80年代,身為鷹派的後代,内塔尼亞胡順理成章加入利庫德集團。

年輕時,内塔尼亞胡是戰場上最勇猛的戰士。1972年,法塔赫下屬的“黑色九月”組織,劫持維也納薩貝納 571航班。作為營救人員,他參與了這場劫機營救,肩部中彈。

——1976年,他哥哥約納坦,也參與了一場劫機營救,即著名的烏幹達恩培德行動,成為該次營救中唯一陣亡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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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納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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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德行動

曆經戰火和死亡洗禮的内塔尼亞胡,堅信政治的基礎隻能是“鐵疙瘩”。

1988年大選,他首次以利庫德集團成員身份進入議會,鮮明的觀點加上英俊的外表,讓他很快嶄露頭角。

1992年,巴以和談之風正盛,拉賓主持的工黨赢得大選,利庫德集團失勢,陷入分裂、洗牌,内塔尼亞胡乘勢當選集團上司人。

1995年,拉賓慘遭猶太激進分子刺殺而亡,巴以和談之路受阻,利庫德集團再次赢得選票,内塔尼亞胡成為第一位以色列本土出生、史上最年輕的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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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亞胡

此後,随着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2006年哈馬斯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巴以和談之路被徹底堵死,以色列激進派,是以大殺四方,沒有對手。

期間,除了與同為激進派的沙龍等人偶有交鋒,身為利庫德集團首領的内塔尼亞胡,基本牢牢掌控以色列政局,分别于2009年、2013年、2015年、2019年當選總理,成為以色列史上總理任期最長的政客。

1987年,内塔尼亞胡帶着一衆以色列議員,參訪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他聲色凝重,盯着集中營大門那行臭名昭著的智語“勞動使人自由”,喟歎“一個民族何以無力至此”?當年,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火車運送至此,再推進毒氣室、火葬場。

多年來,親身經曆過那場苦難的本齊翁,一再向兒子灌輸鷹派觀念:“如果有選擇的話,絕大多數以色列阿拉伯人會選擇消滅我們。”

年輕時,對猶太人的苦難和父親的教誨,内塔尼亞胡不敢怠慢半分。

但是,長時間的執政,逐漸年老的内塔尼亞胡,似乎愈發感覺,父輩那一代的痛苦正在遠去。

所謂的“敵人”固然可怕,但血與火終究無法萬能。而人類也不可能以宗教、民族或種族等标簽簡化為“敵友”,所謂“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将回報以凝視”。

今天的以色列,人口936萬,其中有近20%、200萬阿拉伯人,被阿拉伯國家環繞的以色列,不可能永遠穿着盔甲吃飯睡覺。

是以堅持打擊哈馬斯、叙利亞、伊朗“邪惡政權”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内塔尼亞胡,即使惱怒和不忿,有時也不得不接受“兩國方案”。

尤其近年來,随着美國成為世界石油淨出口國、逐漸淡出中東,他是以變得更加“靈活”,2018年底成為首個造訪海灣阿拉伯國家的以色列上司人,2020年更是一口氣與4個阿拉伯國家“互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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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内,大多數以色列人渴望安定而正常的生活,“極右”的選票市場極小。他也不再束縛于“極右”标簽,把“嚴厲懲戒”“消滅”恐怖分子的誓言,逐漸轉化成赢得選票的口号和姿态。

他越來越善于并樂于玩黨派合縱連橫的政治遊戲。——這才是他多年屹立于以色列政壇不倒的真正原因。

如今,這位當了15年總理、74歲政壇老炮,最大的煩惱,不是鷹派或不鷹派,而是他和妻子被司法機構指控,挪用公款修宅子、請私廚、虐待“淩晨三點忘了買牛奶”的管家。

02

哈尼亞

1987年,伊斯梅爾·哈尼亞,入讀加沙伊斯蘭大學,正式成為偶像謝赫·亞幸的門下弟子。

這年,被以色列強占的加沙地區,再次爆發巴勒斯坦人大起義。身材矮小、坐在輪椅上的亞幸,出現在一衆混亂的抗議人群中,并打出一面簡陋的旗幟,上面寫着:哈馬斯。

自此,一個針對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叛國者”、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激進組織,正式宣告成立,亞辛是唯一的精神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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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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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辛

哈尼亞,是被亞幸絕不妥協的頑強氣質吸引的諸多年輕人之一。這位導師傳授給他最深的教誨就兩句話:

“失去了家園與土地的巴勒斯坦人除了聖戰别無選擇。”

“隻有‘人體’炸彈才是以色列聽得懂的語言!”

1963年,哈尼亞出生于加沙亞實基倫村難民營。他的童年濃縮了一個巴勒斯坦人的一切苦難:貧窮、驅逐、被捕和暗殺,無基無業,吃了上頓無下頓,僅靠國際社會難民機構、伊斯蘭宗教互助組織維系生存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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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

混亂如廢墟般的環境,哈尼亞連自己确切出生日期都不知道,但依然頑強生長,經常與光腳丫嬉鬧的小夥伴,向以色列占領軍扔石塊。

那是個沒有絲毫溫熱的人間地獄,但依然有越來越多無處可去的巴勒斯坦難民,蜂擁至加沙這塊彈丸之地,導緻這兒人口稠密、建築擁擠、狹窄的街巷上空橫七豎八的電線、路面凹凸不平、裸露的排水系統惡臭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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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亞,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同時參與哈馬斯的恐怖主義活動,并很快成為亞辛的貼身秘書,是以畢業沒多久,他也成了以色列監獄的“常客”。

2004年3月22日清晨5時許,亞辛在自家住宅附近清真寺做完晨禱,正準備離開,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機突然飛臨,朝他座車連發3枚飛彈,浸滿鮮血的亞辛和他的輪椅殘骸,瞬間化作一堆碎片。當時正在附近的哈尼亞,親眼目睹了這一血肉模糊的驚險一刻,心如刀絞、眼含熱淚,但又無可奈何。

1938年出生的亞幸,來自加沙南部的玖拉村,比哈尼亞大25歲。12歲那年,他因為脊椎受傷,導緻下肢永久癱瘓。

亞辛出生整10年前,即1928年,在埃及的伊斯梅利亞,國小生老師哈桑·班納,聯合蘇伊士運河公司6名穆斯林職員,以慈善和底層互助的名義,發起了一個旨在将伊斯蘭教義強力推行到一切世俗生活、反殖民、反西化的秘密組織,穆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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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納

1929年,美國爆發大蕭條,波及當時與英國經濟深度綁定的埃及,導緻大量底層群眾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穆兄會為底層提供醫療、教育乃至就業指導,乘勢大量吸收會員,迅速發展壯大。

幾乎與此同時,英殖民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地區,由于猶太移民不斷湧入,造成的民族沖突愈發嚴重,尤其傳統的阿拉伯農民,在猶太人大筆購買土地後,經濟狀況惡化、失業率急速上升。

1935年,加沙宗教學者阿茲丁·卡桑,号召阿拉伯農民以“聖戰”之名抵抗英殖民統治,結果被英軍設埋伏殺死。多年後,為紀念這位反侵略英雄,哈馬斯将旗下戰鬥小組,命名為“卡桑旅”。

班納非常了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痛苦,二戰結束後,他很快開設了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穆兄會分部。這對巴勒斯坦而言,是個曆史性事件。因為自此,苦難的巴勒斯坦人,開始接受穆兄會資助、教育,并孕育出一個分支機構——哈馬斯。

1958年,得益于加沙穆兄會資助,亞辛前往埃及艾資哈爾大學深造,接受了最為激進的伊斯蘭教育,并于1965年加入穆兄會。

在他前往埃及之前4年,一名穆兄會成員連開6槍,刺殺埃及“建國之父”納賽爾未遂。埃及穆兄會慘遭當局清洗,18000名會衆遭逮捕。1966年,加沙分部成員,再遭納賽爾清洗、逮捕,其中就包括亞辛。

不過他還算幸運,被捕第二年,埃及在第三次中東戰争中慘敗,西奈半島被以色列占領,緊鄰西奈的加沙穆兄會分部,因禍得福,亞辛得以提前出獄。

出獄後,亞辛照着穆兄會的模式——以慈善、教育和互助救濟的名義,籌辦了一個叫伊斯蘭中心的組織,大量吸納困苦的巴勒斯坦人,并接管了1978年成立的加沙伊斯蘭大學。

正是這些舉措,為他1987年秉持穆兄會衣缽,成立哈馬斯(1988年被認定為穆兄會分支),打下堅實的基礎,像藍提西、紮哈爾等哈馬斯關鍵成員,均由伊斯蘭中心培養,而哈尼亞則受教于加沙伊斯蘭大學。

亞辛2004年被“定點清除”後,哈尼亞迅速崛起,成為哈馬斯實控人。

但大概連亞幸也沒料到吧,他的死亡令哈尼亞憤怒、充滿了複仇的欲望,但他卻也悄悄改變了鬥争政策,不再熱衷于以無畏的“人彈”挑戰以色列的鋼鐵洪流。

早在亞辛去世前,這種改變實際已有苗頭。尤其是阿拉伯文學系畢業的哈尼亞,談吐洗練,性格溫文爾雅。他尊敬和崇拜亞辛,卻也關心“民意”,更加務實地尋求與巴勒斯坦地區的民族權力機構合作,比如法塔赫。

1996年,法塔赫主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選舉,大多數哈馬斯成員抵制,但哈尼亞卻主張積極響應,并第一次宣布放棄暴力,參與自治政府活動。

2006年,亞辛死去兩年後,哈尼亞上司哈馬斯,正式參與且赢得了巴勒斯坦立法委選舉。亞辛成為巴勒斯坦總理,并宣布建立“務實内閣”,甚至主張,與外界聯絡接觸的部長,不能由哈馬斯成員擔任,以免加大國際社會的戒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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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當日,6000多名哈馬斯武裝分子,放下手中的槍炮,态度溫和、友善地為選民提供服務。

期間,哈尼亞破天荒,第一次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采訪,并向外界首次傳達了哈馬斯的政治訴求:隻要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領的阿拉伯領土,願意承認以色列,并逐漸實作和平。

他還說,哈馬斯對猶太人沒有仇恨,并不想把他們趕進大海。

當然,哈尼亞從沒有說過放棄“人彈”,隻是他不再拘泥于極端的宗教訴求,而是将這一切建立在是否可以赢得“巴勒斯坦人民意”的基礎上。早期,他做得不錯,巴人對他的印象是:認真踏實、樹敵很少、容易獲得信賴。

03

無情的兄弟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争打完後,穆兄會的“老家”,薩達特上司下的埃及,開始尋求與以色列、西方和解。這意味着,曆史的潮水悄悄改變了方向。

在埃及總統薩達特天才般的操弄下,1978年,美、以、埃三國簽署《戴維營協定》,以和平談判的方式,收回了埃及1967年丢失的地盤西奈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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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此同時,一衆阿拉伯國家,卻将薩達特此舉視為赤裸裸的“背叛”。叙利亞更是聯合4個國家和巴解組織,成立“拒絕陣線”,齊聲譴責埃及,并将薩達特抵達以色列的日子宣布為“哀悼日”。

原因,不言自明。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勢不兩立,過去的4次戰争,均為将猶太人趕出耶路撒冷,阻止以色列建國,而薩達特此舉,卻以承認以色列為前提。

而或許更為過分的,是第四次中東戰争,作為唯一一次痛擊過以色列的戰争,是阿拉伯國家齊心協力的結果,包括期間一衆石油國發動石油戰,引爆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的經濟危機,但埃及簽署的《戴維營協定》,卻隻關心埃及一國之利益,至于被以色列占領的叙利亞的戈蘭高地、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加沙問題,巴勒斯坦建國問題,卻均被晾在了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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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未免過于自私。但顯然,埃及已不再想做阿拉伯世界“領頭羊”,也沒再期望通過武力将以色列從地球上抹掉,隻想把小日子過好。

這讓阿拉伯小兄弟們寒了心,而包括穆兄會在内的一衆激進伊斯蘭組織,更是感覺到了侮辱和背叛。1981年,薩達特本人,是以慘遭穆兄會下屬極端組織成員槍殺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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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達特遭槍殺現場

埃及的“變心”,不是阿拉伯世界陷入争吵和分裂的第一次,卻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它意味着,自以色列建國後興起、在納賽爾時代鞏固的“泛阿拉伯主義”,遭受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自此,巴勒斯坦的建國問題,雖然依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正确”,但也漸漸讓人厭煩,深感包袱沉重。尤其以阿拉法特為首的巴解組織,頻繁失控,陷入與周邊兄弟國家的争吵和流血沖突後,更是如此。

1970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心力交瘁而亡,主要誘因,正是為調節阿拉法特與約旦國王侯賽因之間的沖突。

後來,約旦、黎巴嫩、叙利亞,均因好心收留巴勒斯坦難民,觸發了血腥的内戰。

如此,再好的兄弟情,也難免“變心”。其中,約旦“變心”最徹底,早在1994年就與以色列和解,互相承認,并通過與以色列的合作,獲得了非常不錯的經濟效益。

1958年,埃及開羅大學土木工程畢業生阿拉法特,參與組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赫。這位1950年代末就玩“暴風”突擊隊、參加過第一第二次中東戰争的文化人,最初的理想清晰而簡練:“把猶太人趕走,建一個巴勒斯坦國”。

但是第三次中東戰争後,敏感的阿拉法特,逐漸感覺到,給他打擊最大的,往往不是以色列和西方國家,而恰恰是一衆阿拉伯兄弟國,以及逐漸失控、不聽指揮的巴解組織内部派系。

1974年8月29日深夜,以色列一衆高官,包括總理拉賓、國防部長佩雷斯和新上任的外交部長伊加爾·阿龍,悄悄來到機場,夜色中,畢恭畢敬地迎接一位貴客——約旦國王侯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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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國王侯賽因

這是兩個敵對世界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雙方讨論的主題,是約旦河西岸的歸屬問題。

會談中,約旦國王侯賽因,首先感謝了以色列在約旦與巴解的沖突中提供武力支援,同時提出,希望以色列軍隊可以完全撤出約旦河西岸,将該領地交給約旦管理。

這個提議,令在場的一衆以色列高官大驚失色,他們驚的不是侯賽因要求以色列軍隊撤出,這在情理之中,而是驚訝這位國王似乎完全忽略了這片土地最重要的角色——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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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以上種種阿拉伯兄弟的背叛,一直強硬如鐵的阿拉法特,也算是慢慢看清楚了所謂的朋友,會如何在利益面前輕易地丢掉道義。

而1982年爆發的第五次中東戰争,已經不像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之間的戰争:而是巴解組織觸發的,黎巴嫩49%的基督徒與51%的穆斯林之間的内戰,以色列隻是借機痛擊巴解。

但奇妙的是,也正是阿拉伯世界日益松散的情感和道義連結,促使阿拉法特痛徹地領悟到:為巴勒斯坦人的建國大計,想要再次團結一衆阿拉伯兄弟,與以色列殊死一搏,幾乎已經沒有可能。

是以1988年,這位曾經發願要“把猶太人趕走”的硬漢,終于松口,聲稱放棄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政策,同時大力推進與以色列的和談。

1993年,阿拉法特與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簽訂《奧斯陸協定》,巴勒斯坦自治宣言通過,以色列也承諾從加沙、約旦河西岸和黎巴嫩撤軍。這一系列難能可貴的成功,再次證明,和平外交談判,有時比武器的血海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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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誰能預料呢?

1995年,以色列這邊主和的關鍵人物拉賓,在一次集會中,慘遭一名以色列極端右翼分子殺害。

巴勒斯坦這邊的哈馬斯也沒閑着,隔年就在以色列制造了一系列自殺式襲擊,尤其這年3月的一次襲擊,導緻32名以色列平民死亡,令正在大選期的以色列舉國震驚。

也正是這一年,46歲的内塔尼亞胡代表右翼利庫德集團,成功擊敗佩雷斯代表的左翼工黨,上任以色列總理。

如果說,以色列自建國之後,最大的敵人是“泛阿拉伯主義”,那麼,随着阿拉伯國家的聯盟失和、陷入瓦解,它本有機會在一衆阿拉伯國家叢林中赢得一席安甯之所,但哈馬斯的誕生、薩達特、拉賓這些主和派的死亡,卻讓這一機會再次溜走,并送來了一個更加難纏的敵人——“泛伊斯蘭主義”。

04

松散聯盟

上世紀80年代,氣勢如虹的霍梅尼,指着阿拉法特的鼻子罵他“笨蛋”。伊朗革命衛隊負責人都特斯,則公開嘲諷巴解的和平路子:

“手拿橄榄枝是你們衰落的開始。”

自1979年以來,中東一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政黨,均獲得了不錯的發展:

這年,霍梅尼上司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消息傳至加沙,亞辛興奮莫名。盡管,伊朗并非阿拉伯國家,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霍梅尼也不屬于遜尼派,而是什葉派領袖,但畢竟,這是第一個在中東建立的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神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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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就是美國插在伊斯蘭世界的一把尖刀,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把它拔掉!”上台後,霍梅尼從來不懼露出尖牙。

1982年,黎巴嫩爆發内戰,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真主黨,以恐怖對恐怖的方式,對付以色列和以色列支援的基督教長槍黨,虎踞黎巴嫩。

1990年代開始,真主黨收起暴力、暗殺形象,輔之社會福利事業,以合法政黨面貌參與黎巴嫩政壇選舉,逐漸赢得群眾支援,而且更因其内部有不少什葉派,是以長期得到伊朗神權政府大力資助,日益壯大。

2007年,巴勒斯坦爆發内戰,法塔赫上司人阿巴斯,單方面宣布解散聯合政府,解除哈尼亞的總理職務。哈尼亞上司的哈馬斯,奮起反抗,僅用6天擊敗法塔赫,并将其勢力驅逐出加沙。自此,中東,算是自伊朗之後,建立了第二個基于伊斯蘭教法的準神權政府。

2011年,“阿拉伯之春”波及埃及,統治埃及近30年的穆巴拉克政府下台,軟化後的穆兄會組建政黨,通過競選,得以入主埃及政壇,即穆爾西政府。這又是一個主張原教旨主義的組織建立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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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爾西

至此,以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為起點,中東地區,逐漸形成了一股以伊朗為核心、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反以色列的“泛伊斯蘭主義”潮流。

這股潮流,不同于過去以埃及為首的“泛阿拉伯主義”,超越民族國家疆界,且手段恐怖、靈活,主張更是激進。如果将伊拉克什葉派組織、叙利亞伊斯蘭反政府組織、葉門胡塞武裝算上,今天的以色列并不比它建立之初更安甯。

為什麼美、以頻繁地針對伊朗?原因就在于,伊朗才是今天以色列“新敵手”的起點與核心。

這次巴以沖突,哈馬斯率先用5000枚火箭彈砸向以色列,并大量啟用軍用無人機,摧毀了無數的坦克、戰車,多輪火力後,再命武裝人員通過滑翔傘,快速抵達作戰區域。一套操作下來,打了以色列一個措手不及,損失慘重。

先進的武器加上訓練有素的作戰方式,僅靠加沙本土的幾個兵工廠和哈馬斯自身武裝力量,顯然是無法實作的。

2012年,伊朗德黑蘭舉行紀念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33周年活動,哈尼亞就曾公開贊美,“伊朗人民将會成為‘勝利的夥伴’”。

2020年,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前旅長蘇萊曼尼被美國“定點清除”,葬禮上也出現哈尼亞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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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亞參加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33周年活動

2006年之前,哈馬斯一直否認從伊朗獲得财政援助,但早在1980年代,哈馬斯10%的資金就來自伊朗。西方情報機構估計,伊朗一年轉交給哈馬斯的資金,大概在300萬-1800萬美元不等,而且還為其提供大量的裝備、軍事訓練和後勤支援。

伊朗與哈馬斯,有太多共同訴求:反以色列、主張武裝鬥争、都不喜歡法塔赫,當然最為關鍵的,是哈馬斯可以承載伊朗什葉派輸出伊斯蘭革命的理想。

但是,就如當年以埃及為核心的“泛阿拉伯主義”一樣,如今以伊朗為核心的“泛伊斯蘭主義”,同樣存在着諸多難以調和的分歧。

首先,伊朗亦如當年的埃及,有過分高估自身實力的傾向。

對哈馬斯的長期支援,已經引發伊朗國内群眾的不滿,反政府組織要求伊朗上司,“别管巴勒斯坦了,想想我們吧”。

這些年,伊朗自己也過得不好,大量的西方制裁,令其經濟凋敝、國力衰微,而内部親西方的反政府勢力,一刻也沒有停止抗争。

另外還有更為激烈的分離勢力,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折磨伊朗,比如,總部位于歐洲的人民聖戰者組織(MEK)、東南部的錫斯坦-俾路支省的遜尼派組織,以及駐紮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庫爾德武裝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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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邊境分離勢力活躍

而如今,軍隊的高層也能被“定點清除”,就連大使館被炸也隻能忍氣吞聲,則更令其威信掃地。

自顧不暇,何談輸出革命?

其次,伊朗畢竟不是阿拉伯國家,核心的關切點,主要在于超越民族疆界的宗教訴求,而非巴勒斯坦或叙利亞的領土完整。

是以2012年3月初,當以色列與伊朗爆發戰事,哈馬斯内部出現了分裂,不知該不該支援,一部分上司人宣稱:“哈馬斯隻為巴勒斯坦人民而戰。”

再比如,如何面對法塔赫,雙方也存在分歧。近年來,哈尼亞上司的哈馬斯,想軟化自身形象,是以需要擺出與法塔赫合作的姿态,而伊朗有時迫于本國或國際輿論壓力,更願意選擇與法塔赫合作,而刻意疏離哈馬斯。

雙方在叙利亞問題上也存有分歧。2011年叙利亞爆發内戰,伊朗支援同為什葉派的巴沙爾政權,但哈馬斯卻支援叙利亞境内的反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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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亞内戰圖

近年來,哈馬斯也有改善與周邊阿拉伯國家關系的訴求,而一衆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對哈馬斯過分親近伊朗,是有諸多不滿的。

實際上,自從美國、以色列實施“定點清除”以來,哈馬斯的一衆上司人和家人,均選擇躲在阿拉伯兄弟國家卡達避難,而不是去伊朗。

2011年,穆兄會執掌埃及政權,本有機會成為哈馬斯新的更大的依靠,但不到兩年,該政權就被塞西為首的軍隊趕下台,穆兄會被再次宣布為非法和恐怖主義組織。這算是中東“泛伊斯蘭主義”最慘重的一次失敗。

伊朗在中東扶持的重點,不是哈馬斯,而是黎巴嫩真主黨和叙利亞巴沙爾政府。但這麼多年過去,這兩個國家,除了無盡的戰火和苦難,又換來了什麼呢?

2023年10月,哈馬斯下屬的卡薩姆,發動針對以色列代号為“阿克薩洪水”的軍事行動,這是近20年來阿以爆發的最大規模沖突。

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住在卡達豪華住所的哈尼亞,發表電視演講,呼籲全球穆斯林為巴勒斯坦事業做出犧牲、參與聖戰,大量加沙平民是以死亡,失去家園,還有大量婦孺淪為“人盾”,可令人驚訝的,是一衆哈馬斯高層極其後代,卻無一人參戰。

而早在2010年,哈尼亞就被傳已是億萬富翁,以女兒名義,花費400萬美元購置豪華宅邸。直到戰争爆發前幾個月,加沙人民還在追問哈馬斯高層,一筆每月達千萬美元的卡達捐助到底去了哪裡?是以,是主義還是生意?

05

拳頭擊向棉花

哥哥約納坦,1976年因為參與恩培德行動犧牲後,内塔尼亞胡和家人,将其生前的信件收集起來,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很快暢銷以色列。後來這次行動,更被拍成了電影,還以約納坦的名字命名。約納坦很快成為國家英雄的象征、為國犧牲的代名詞。

對于哥哥,内塔尼亞胡打小就崇拜,哥哥死後,他悲痛萬分,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

“盡管約納坦死于反恐戰争,但他從未想過這場戰鬥,僅僅是一場軍事沖突,而是把它視為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較量。而我現在就緻力于這場戰鬥。”

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與早些年本·古裡安、梅厄夫人和拉賓時代的以色列不同,1996年上任總理的内塔尼亞胡,自上任之初起,他面臨的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敵人”,而是從不講武德的極端宗教組織勢力,和他們采取的一系列恐怖主義行徑。

恩培德行動,幾乎已經成為以色列理念的一塊基石,它讓人們相信,以色列政府會不惜一切代價,營救被劫持的人質,打擊恐怖主義。

但這麼多年與哈馬斯的周旋下來,内塔尼亞胡似乎愈發疲憊了:營救人質自然充滿英雄主義色彩,但為此付出的國家成本,卻也越來越高。

自2006年哈馬斯執掌巴勒斯坦以來,大概每隔幾年,哈馬斯就會向以色列城鎮發射火箭彈、綁架人質,接着内塔尼亞胡就會立即下令實施緻命的轟炸反擊,但很快,國際國内社會的輿論壓力随之而來,然後就是談判、交換人質,達成某種短暫的平衡和平靜。

可是,周而複始的綁架、營救的模式,何時是個頭呢?

以色列國内的群眾,期望政府可以一勞永逸地擊垮哈馬斯,和一切威脅以色列安定的恐怖主義,可這就意味着派出足夠的軍隊、從事足夠長時間的軍事行動,自然也意味着數百人乃至數千人的犧牲和死亡,而這又是以色列群眾不願意看到的事。

“想要馬兒跑又不想給馬兒吃草”,這就是内塔尼亞胡多年執政下來面臨的最大的國内政治困境。

這些年來,他為以色列安全付出不可謂不多,他早就有退休的打算,可每次哈馬斯的火箭彈襲來,以色列人就把他推至前台主持大局。

但如今,他沒有像他哥哥一樣獲得民族英雄的榮譽,反而成為傲慢、兇殘、阻礙“兩國方案”、劊子手的代名詞。

他打擊哈馬斯給力,人們說他用力過猛,傷及到了無辜,可如果他用力不足,批評者又笑他軟蛋,做樣子,隻為政治前途作秀。

本輪戰争期間,内塔尼亞胡上司着一個五人制的戰争委員會,其中包括以色列國防部長、國防軍前上司人、現國防軍參謀長,還有一位生于美國的政治顧問。

根據《紐約客》的報道,就是這樣一個極其緊要的小團體,除了内塔尼亞胡的其餘四人,居然有三人都不喜歡他,巴不得他被取代。

更麻煩的,是與以色列常年交手的哈馬斯,似乎也逐漸掌握了以色列這套應對模式的緻命弱點,他們綁架平民,将婦孺推至陣前做“人盾”,誘使以色列的炮彈射向真假難辨的難民營,以制造以色列的人道主義危機。

自去年10月以來的這輪阿以沖突,以色列的反擊,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一場反恐反極端勢力的鬥争,幾乎變成了一場針對平民婦孺的大屠殺。根據加沙政府的資料,截止目前,這場戰争至少已經造成2萬人死亡,其中包括8000名兒童和6200名婦女。

這其中,有多少是以色列軍隊的殘暴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哈馬斯刻意利用的,實際已經成為算不清道不明的爛賬。雙方互罵對方為劊子手。

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以色列,是以遭遇了近乎空前的國際國内輿論壓力,當然也讓拜登下不來台,不敢再輕易出手資助,乃至公然要求内塔尼亞胡停止襲擊和進攻。

今年2月25日,位于華盛頓國際大道的以色列大使館門前,一名叫亞倫·布什内爾的美國士兵自焚,高喊“自由巴勒斯坦”。此舉,幾乎摧毀了這次以色列所有軍事行動的意義,令以色列乃至猶太族群陷入空前的孤立。

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一直到現在,内塔尼亞胡,依然以其慣有的強硬姿态示人。但顯然,如今他無論打出多大力度的鐵拳,都會像打在棉花上一樣令他洩氣,也會讓以色列陷入更深的全球性的信譽危機。

最近在美國在聯合國的大會上,以色列實際已經陷入某種糟糕的溝通危機裡。這個曾經被大屠殺破壞最深的國家,如今卻被指控拿起來屠刀。這不啻為曆史的反諷。

基于種種内外壓力,是以當内塔尼亞胡,依然堅持“和平先決條件”是“哈馬斯必須被摧毀,加沙必須非軍事化,巴勒斯坦社會必須去激進化”時,人們不再被他的強硬姿态而觸動,反而笑他不像是為以色列找出路,而更像故意提出不切實際的理想,延續自己的政治生涯。

有些更加尖酸評論者,更是直接指出:“内塔尼亞胡最大的利益,是永遠不要結束這場戰争”。

結論

藤壺背刺

沒人知道,内塔尼亞胡未來會怎樣,有人說他會繼續官運亨通,也有人說他最遲今年夏天就會下台,并為這次以色列的軍事和名譽損失承擔責任。

今年4月1日,以色列用飛彈襲擊了伊朗駐叙利亞大使館的領事部門建築,造成13人死亡,包括7名伊朗人和6名叙利亞人。

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此舉,被視為,近6個月以來的哈以沖突又一次危險的戰事更新信号。

但是,此事後續卻出現了戲劇性一幕:

伊朗罵罵咧咧揚言報複近半個月後,以一場事先張揚、旨在展現“有反擊實力”的反擊結束了報複,而以色列也悄沒聲息反報複了一把,造成的傷亡和損失近乎為零。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段看起來頗為詭異的插曲?雙方的軍事對抗,看起來不像真正的戰争,倒像一場戲劇化的表演。

有人認為,這是内塔尼亞胡為了延續“戰争狀态”的政治遊戲,也有人相信,這是在美國表達消極态度後一次“拖美國下水”的軍事行動,以便以色列從這場持續了半年多的沖突中體面離場。

實際上,要了解這場戰争表演,并不容易,得先了解“自第五次中東戰争結束後為什麼沒有第六次中東戰争”這一基礎性問題。

很多觀察中東巴以戰争的人,應該會發現,自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争結束後至今40年,雖然中東戰火依然頻繁,但卻沒有曆史學家再提“第六次中東戰争”的說法。

為什麼會這樣?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為對立主體的戰争,實際上早在第四次中東戰争結束後,就已經基本完結。

原因在于,以埃及為首的阿拉伯國家軍事和利益聯盟,早就因為宗教、國族、理念和制度的不同而瓦解了。

近四十年來,巴以之間爆發了無數次沖突,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印象裡,中東始終是全球最慘烈的火藥桶。深重的災難和戰火,一次次刺痛全球的神經。

但面對巴勒斯坦的建國問題,如今大多數的阿拉伯國家,越來越作壁上觀,不願意摻和。

以本次沖突為例:

曾經的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埃及,就像是已經遺忘自己還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份子,态度暧昧,連一句對以色列的譴責之言都難,唯一做的事是防止加沙難民進入埃及;

據稱是哈馬斯金主的卡特爾,則更願意成為巴以間的調解人,而絕無意願下場,并始終以美國忠實朋友自居;

至于富裕的沙特,則更是站在了美西一邊,譴責哈馬斯和胡塞武裝,甚至攔截他們發出的飛彈……

實際上,迄今為止,已經有至少六個以上的阿拉伯國家,已經承認以色列的合法性,并與其發展正常的國家關系,它們分别是:

埃及(1979年)、約旦(1994年)、阿聯酋(2020年9月)、巴林(2020年10月)、蘇丹(2020年,遭反對黨反對,推遲至2022年)、摩洛哥(2020年12月)。

尤其是特朗普任内,以色列率先與阿聯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即著名的《亞伯拉罕協定》,一年内吸引了包括阿聯酋在内5個阿拉伯國家加入。如今,沙特也正與以色列積極推進兩國關系正常化。

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第五次中東戰争,即黎巴嫩戰争,爆發于1982年6月6日,由巴解武裝暗殺以色列駐英大使而引發,實質可以了解為,巴解,為團結一衆阿拉伯國家抗擊以色列,所做的最後一次徒勞的嘗試。

巴解失敗後,哈馬斯于1987年崛起。新出現的哈馬斯,對于聯合一衆阿拉伯國家,自始至今就從沒抱持任何期望,它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1979年霍梅尼建立的神權政府身上,期望通過遊蕩于阿拉伯國家内部的一股堪稱“泛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态,團結一衆伊斯蘭盟友,對抗以色列和西方。

但正如前面所說,“泛伊斯蘭主義”本身的問題很大,其中的核心伊朗,遠不如當年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核心埃及。

此外,當年美蘇争霸的國際格局還在,石油依然堪稱可痛擊西方的有力武器。而如今,“泛伊斯蘭主義”除了原教旨主義凝聚的那點暴力和恐懼,還有什麼秘密武器呢?

當然,曆史吊詭之處或許在于:

擁有龐大身軀的鲨魚,未必懼怕兇猛的魚群,卻可能會因為身上擺脫不掉的藤壺而痛苦不堪。

——這正是今天以色列面臨的最大難題:

伊朗困于自身實力,不敢與西方爆發大規模正面戰争,但它豢養的一衆阿拉伯内生的極端組織——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和胡賽武裝等,卻像藤壺一樣,附着于以色列乃至整個美西方的龐大身軀之上,令其痛苦且難以擺脫。

以色列轟炸伊朗:最危險的信号

面對這樣的敵人,以色列和美國能做什麼呢?

用來無影去無蹤的飛彈,近距離或遠距離“定點清除”蘇萊曼尼、亞辛、藍提西這些暴力機構頭子,乃至殺死他們的家人(哈尼亞3個兒子和4個孫輩遭殺死),這大概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好的應對方式了。

可是,像哈馬斯一衆領袖,會躲會藏,即使殺死一個,也還有無數個後來者頂上。殺得完嗎?

如此,煩躁、暴怒,急于找尋一個合适的借口,爆發一場痛快而一勞永逸的大規模戰争,就成為以色列的可選項。

但是,如轟炸伊朗駐叙利亞大使館這樣的暴怒之舉,除了讓自己喪失國際道義的制高點,除了暴露令人膽寒的獠牙,又能換來多少實質價值?

實際上隻要伊朗當局不“接招”,防止與以色列和西方爆發大規模戰争沖突,它就能持續地培育一波又一波的藤壺之刺。

這就是以伊這次頗具表演性交火的根源。

那麼,強大如以色列這樣的鲨魚,又該如何擺脫藤壺之苦呢?

靠美國嗎?2013年前,美國還是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但到了2019年,随着其國内石油産量劇增,70年來首次成為石油淨出口國。

如此,美國在中東已經沒有核心利益關切——石油,也沒有當年蘇聯勢力滲透的焦慮,而更願意花費更多精力去對付它眼中更重要的競争對手。而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援,以色列想要發動大規模戰争,幾乎不可能。

這次沖突之初,一名《紐約客》記者,前往以色列采訪,看見整個國家都處于一種緊張的戰時狀态,成千上萬的預備役人員離開工作崗位和家園前往戰場,無數的企業和學校關閉,道路空無一人。

他随手抓住一名行人問道:“你還好嗎?”對方陷入長時間的沉默和歎息,接着講述剛剛經曆的噩夢和焦慮:“我夢到哈馬斯就在我家門口。”

做了一輩子鷹派學者的本齊翁,活了102歲,于2012年去世。内塔尼亞胡給老父親的悼詞中寫道:

“你總是告訴我,及時識别危險,是流亡之人必須具備的品質。你總是教我,直面現實難題,去了解它,然後解決它。”

而一條來自遙遠東方古國的智慧是:“無解之解,乃名大解。”是以何為解決呢?或如溪流遇到山石,繞一下繼續流淌,而非硬穿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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